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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以来，河十数决。岂河难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餐？作筹河篇。
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故今日筹河，而但问决口塞不塞与塞口之开不开，此其人均不足与言治河者也。无论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即使一塞之后，十岁、数十岁不溃决，而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吾今将言改河，请先言今日病河病财之由，而后效其说。
人知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年代以后之河费，既数倍於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於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其事有由于上者，有由于下者。
何谓由上？国初靳文襄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中牟杨桥大工，不过三十六万。其时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盖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协贴物料方价皆贱，工员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乾隆元年，虽诏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万，而例价不敷者，尚摊征归款。至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岗大工，三载堵闭，除动帑千余万外，尚有夫料加价银千有一百万，应分年摊征。其时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后遂沿为例，摊征仅属空名。每逢决口，则沿河商民，且欲囤柴苇，倍昂钱值，乘官急以取利，是为河费一大窦。然乾隆末，大工虽不派夫，而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及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南海，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其所藉口，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倍，岁修增而另案从之，名为从实销，而司农之度支益匮，是为河费二大窦。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此之谓费浮自上。
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后，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自下而上，自一二岁以至十岁、数十岁，河高而堤与俱高。起海口，到至荥泽、武陟两堤，亘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试以每岁加堤丈尺，案册计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实今堤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汛水淤垫，则曰风日削剥，以盖其偷减。其实汛水能淤堤中之河身，不能淤堤外之官地。试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洁之堤则词穷矣。即此加堤之费，已不下三万万。河身既淤，大溜偶湾，即成新险，于是又增另案之费；河堤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提，亦逐年加高，于是有增湖堰之费，亦不下三、五万万。是以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每岁两河另案岁修，南河计四百万，东河二三百万，溃决堵合之责，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溃决而虚糜之费，则习以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堤日增，工日险，一河督不能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两河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东河止四厅，南河止六厅者，今东河十五、南河二十二厅。凡南岸北岸，皆析一为两，厅设而营从之，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其不肖者，甚至有险工有另案为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粟恪勤之砖工，即已有“糜费罪小，节省罪大”之谤。此之谓费增自下。
是以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之出入，无异乾隆中叶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费，且倍省于乾隆之旧；而昔则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撙之而不足。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南河十载前，淤垫尚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今则自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前此淤高于嘉庆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御黄坝不启，今则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议者尚拟改安东上下绕湾避淤，或拟接筑海口长堤，对坝逼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则中满倒灌，愈坚愈厚愈长，两堤中间，高于之间，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尽力海口，亦不能掣通千里长河于期月之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故曰：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议，而亦乌忍不议？
中
河决南岸与决北岸孰胜？则必佥曰：南决祸轻，北决祸重。北决而在上游，其祸尤重，决北岸上游者，若乾隆青龙冈之决，历时三载，用帑二千万，又改仪封、考城而后塞。嘉庆封丘荆隆工之决，历时六载，后因暴风而后塞。武陟之决，用帑千数百万，亦幸坝口壅淤而后塞。南岸则虽在上游，亦不过数百万可塞。是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故挽复故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
问曰：然则河之北决，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张秋即今寿张县。趋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挽回南道既逆而难，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顺而且易，奈何反难其易而易其难，祸其福而福其祸？则必曰：恐妨运道。乌乎!今之南运河，果能不灌塘而启坝通运乎？既可灌塘于南运河，独不可灌塘于北运河乎？明知顺逆难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顺，舍难而就易，岂地势水性使然乎？审地势水性如之何？曰：莫如南条行南，北条行北而已。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间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妥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强使冒干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势也。北条有二道：一为冀河故渎，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漳水，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皆禹河故道，其他亦高，故不可用。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小清河即漯水，皆绕泰山东北，起东阿，经济南，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即禹厮河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
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故道，即夺济入海，东行漯川，故后汉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汉千乘即今武定利津县。行之千年。阅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盖不用禹冀州漳、卫之故道，而用禹兖州漯川之故道。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障其南，大仳山障其北；既出，即奔放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其道皆亘古不变不坏，共善一。以水性，则借至清沉驶之济，涤至浊淤之河，药对证而力相敌，非淮，泗恒流不足刷黄者比，其善二。
北宋河益北徙，几复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其弊在于以河界敌，志不治何也。
及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河遂自阳武而东，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之道，今会通河起汶上县至淮安府清河县是也。北清河即济漯川。今大清河自运河滚水坝历东阿、平阴、济阳、齐东、武、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海口其时，金人以邻为壑，故纵河南下，与北清行，其弊又在于河病敌，亦无志治河也。
及元世祖至正中，开会通河，尽断北流，专以一淮受全河，而河患始亟。元末至正中又北决。贾鲁初献二策：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浚塞并举，挽河南行，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竟用后议，挽之使南，其时，余阙即言河在宁、卫之郊，地势南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议者虑河之北，则碍会通之漕，不知河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则？漕以汶，不以黄也。贾鲁不能坚持初议，其识尚出余阕之下。明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于清口，而不知徙清口天兖、豫，其所见又出贾鲁之下。诸臣修复之河，皆不数年、十余年随决岁塞，从无王景河千年无患之事。岂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势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
今日视康熙时之河，又不可道里计。海口旧深七八丈者，今不二三丈；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地，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洪泽湖水，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宽十余丈，深一丈外，即能畅出刷黄，今则汪洋数百里，蓄深至二丈余，尚不出口，何怪湖岁淹，河岁决？然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容纳全河，又明如星日。使当时河臣明古今，审地势，移开渠塞决之费，为因势利导之谋，真千载一时之机会。乃河再三欲东入济，人必再三强使南入淮，强之而河不受制，则曰：“治河无善策，治河兼治运，尤无善策。”乌乎!运河之贯黄河，南北一也，黄河之贯运河，亦南北一也，汶水自南旺湖北行百三十余里，到张秋入大清河，建瓴而下，是南岸通漕甚易，所宜筹，惟北岸但自寿张至临清二百余里，尽塞减水坝倒塘济运，而筑石闸于寿张黄、运之交，是北岸通运，亦视南河御黄坝倍易，何虞乎运道？且今日之河，亦不患其不改而北也。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下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改，河亦必自改之。然改之不可于南岸，亦不可于下游徐、沛之北岸。何也？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可决而南也。惟一旦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丘之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河已挽之不南，费又筹之无出，自非因败为功，计将安出？
因败为功如之何？曰：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上至阳武，中有沙河、赵王河，经长垣、东明二县，上承延津，下归运河，即汉、唐旧河故道。但创遥堤以节制之，即天然河槽。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则就大清河两岸展宽，或开创遥堤，即如王景用钱百亿，共一千万贯，合银五百万两尚不及兰阳、武陟之半，河既由地中行，无高仰，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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