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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直前的人来说，危险是巨大的————先生们，和前面的发言者相比，我更相信这一点。虽然看不到这一点并非是盲目的，但对你们隐瞒这一点无疑是软弱的表现……我们所处的形势如何？在政府的挑衅下，我们被夹在耻辱和危险之间。耻辱！先生们，也许我们足够伟大和慷慨，可以接受这种耻辱————我认为自己可以接受这种耻辱。你也认为自己有能力接受这种耻辱吗？是的！我们接受的是耻辱，而不是我们为之负责的人民或士兵的鲜血。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宪法事业的耻辱！是国家的权利与形象的耻辱！不！不！不！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接受这种耻辱————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荣誉，我们都不能接受。”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是《沉思集》和《若瑟兰》的作者，拥有阴郁的性格，却使用了最激烈的煽动性的语言。“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部门，”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喊道，“告诉我们的选民‘这是我们从法律的战场上给你们带回来的，也是你们赠予我们的东西，即《宪法》的残骸和你们的自由理念的废墟，以及取代国家权力的内阁专制！’我们把法兰西的脖子放在了内阁成员的脚下！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再做随从了！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了！我们应该即刻递出我们的辞呈，消除和抹去我们在公众心中的恶劣形象。”
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虽然又发表了一长串更具煽动性的长篇大论，但否认了对革命的渴望。结束演讲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先生们，让我们从容不迫地发言————此刻，我们正需要从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将为法兰西带来什么。这是一场煽动性演讲吗？不！这是一场革命吗？不！愿上帝延缓我们的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演讲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场演讲意味着我们对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的法律的信任。”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演讲几乎征服了所有听众。这场宴会举办的时间被定在1848年2月22日，而出席这场宴会的人会在1848年2月22日10时集合，列队行进。
由于不愿在迪朗咖啡馆的聚会上表态，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部长。用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的话说，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有能不缺席却不在场、不当总司令却能检阅部队的本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一直待在聚会的房间门口，注视着一切进展。听到激烈的言论时，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虽然会通过点头或打手势表示赞同，但一言不发。聚会结束后，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与赖讷维尔先生和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一起离开了迪朗咖啡馆。“对我们刚才的所见所闻，你有没有感到惊慌？”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问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没有————完全没有。”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回答道。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又说道：“然而，这情形看起来很像革命的前夜。”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轻快地耸了耸肩，用最坦率无忧的口吻答道：“革命！一场革命！人们虽然可以很容易看出革命的苗头，但不了解政府，也不清楚政府的力量。然而，我了解政府————政府的力量比任何一场可能发生的暴乱要强大十倍。我的朋友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麾下有数千名士兵。我可以保证，一切都很安稳。很抱歉，我要坦率地告诉你————希望我的坦率不会伤害到你————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再次倾覆是因为愚蠢，没有其他原因。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国民自卫军会给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一个很好的教训。由于听觉十分敏锐，国王一定会及时听到理性和投降的声音。”说完这番话，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便离开了。在赖讷维尔先生的陪同下，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继续向前走，反复说道：“总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可能是对的。国王和内阁成员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辩护。没有人敢攻击国王和内阁成员。”
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
1848年2月19日的英雄非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莫属。1848年2月20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写道：“1848年2月19日，反对派成员们举行了一场聚会。与此同时，军营里的士气十分低迷。刚刚与君主制的拥护者们达成了合作的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结束后，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离开了。由于被恳求对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先生的演讲做出回应，我发表了二十分钟的即兴演讲。我的演讲如同燎原之火————实际上，我的微薄之言从未产生过这种效果。与我的这篇即兴演讲相比，你之前曾读过的我的作品只是糖与蜂蜜而已。”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很快便写下了那篇令他引以为傲的演讲稿。最终，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将自己的演讲稿收录进了《1848年革命史》一书并且在书中评论道：“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多少有些相信运气。在国家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尚未尘埃落定之际，唯有谨慎才是值得依靠的美德。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诱惑了上帝和人民并且因此而自责不已————实际上，在政治生涯中，唯有此事令他良心不安。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不曾试图淡化此事给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影响————将上帝留给政治家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和对上帝的公然挑衅。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这位聪明人从不反抗命运————他会预见并且藐视命运。”这段对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评价不仅有点奇怪，而且出人意料。实际上，写书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从不自称“我”，而是会使用第三人称。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以自己的著作、演讲和行动对1848年的二月革命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注解：
[1] 巴黎十二区，巴黎的二十个区之一，位于塞纳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