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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王赵湍此时在高、郑、吴三人面前，话里话外的意思，也是挑明了说整件事前前后后，就是蔡州防御使胡楷所派遣援军在他的节制之下驰援巩县，到巩县后又接管守陵军，才最终将巩县守了下来。
即便在赤扈人的亡国威胁前，大家都不得不先携手御敌，但背后依旧有着很多的讲究。
他们作为大越高级将臣，骨子里皇子不得擅自干涉朝政的观点更根深蒂固，吴文澈、高纯年身为士臣，甚至以忤谏官家为荣。
不，徐怀还没有天真、单纯到这地步。
景王赵湍请众人入座，一一为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等人介绍徐怀、王举、卢雄、徐武江等人，以及详细的介绍驰援、守御巩县的始末及细情，
此时西军将吏之主流，差不多已叫蔡铤换成嫡系。
不过，在那之后蔡铤十数年主持泾原路及陕西诸路军政，毫无疑问，所有敢于公开对他生父王孝成及王家遭遇表示同情的将吏，无一例外都遭到压制，甚至迫害，以往与他生父王孝成及王家过往密的将吏，也难逃被排挤的命运。
而钱尚端支持这事，也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
景王赵湍即便态度再强硬，也不可能擅自就从他们手里争夺西军的指挥权。
理论上，守陵军也应该交给郑怀忠、高纯年等人节制。
当然，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以及此时在潼关坐镇统领中军、后军的苗彦雄，与乔继恩、陈由贵、高惠鸿不同。
而景王赵湍这时候可以在高纯年、郑怀忠及吴文澈身边，对调兵遣将之事提一些建议，也能代表宗室激励将卒士气，但具体的征战之权，就应该交给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以及此时在潼关坐镇、权柄更高的陕西行营诸路兵马都总管苗彦雄，不应干涉他们对战事的统御权。
“此乃前靖胜军统制、知泾州府事王孝成之子、此时出任蔡州新置楚山县知县、楚山都巡检使、天雄军第十将都虞侯徐怀；王举将军乃前泾州兵马都监司厢军指挥使，想必诸位对他的姓名不会太陌生；此乃前靖胜军第三将宣毅营指挥使、参知政事王禀相公府中客卿卢雄；徐武江乃新置楚山县尉——我奉旨前往雍丘、通许等城视军，却不料出京便遭遇虏骑袭来，仓皇避敌于鄢陵，鄢陵陷，又狼狈逃出。王禀相公在那之前忧虑虏兵会陷郑州，以塞西军东援之道，在此之前遣卢雄携信去见蔡州防御使胡楷，欲请蔡州出兵增援郑州。我狼狈逃出鄢陵时，适逢徐怀奉蔡州防御使之令率部前往京南地区斥候敌情。其时虏兵主力已往郑州围去，荥阳已陷，蔡州出兵也难救郑州之围，我与徐怀商议，考虑到郑州若陷，虏兵欲塞西军东援之路，还要攻夺荥阳、虎牢、巩县、偃师等地才能得成，而巩县有两千守陵军，未尝不能守，遂先率小部兵马往巩县驰来，又使钱尚端、卢雄前往蔡州，找蔡州防御使胡楷再搬援兵！胡渝乃蔡州防御使胡楷二公子，他与楚山县尉徐武江乃是奉蔡州防御使胡楷之令，先到巩县与本王会合，此外还有千余精锐，在京西南路都部署司武将邓珪、蔡州防御使司部将杨祁业、唐盘等人的率领下，正翻越嵩山往巩县这边赶来。”
他们到巩县后，还不是直接从乔继恩、陈由贵、高惠鸿等人手里接过巩县的守御权？
当然了，他们同时还要在接下来的战事时，将守陵军集中起来使用，而不是分散在巩县四城城墙之上。
至于景王要亲率守陵军及蔡州援师移驻城外，高纯年、郑怀忠、吴文澈是有迟疑的，但他们劝阻，也是担心景王亲自统兵出城驻守再有遇险，他们难辞其咎。
这些人当年要么不同程度的参与矫诏兵变；要么在矫诏事后，对王氏及同情他生父王孝成的将吏进行压制、迫害。
徐怀在巩县所部，仅有五百人马，即便在邓珪、杨祁业及唐盘率部赶到后，以蔡州援师为名义集结的兵马，也仅有一千五百人众，远远不及第一批就高达五万人众的西军援军。
照惯例，蔡州援军在巩县需要接受西军将帅的节制，听从调动。
他生父王孝成少年时就有名将之姿，随父兄从军十载，就立下卓越战功，叫党项人闻风丧胆，以战绩位列西军诸将吏之首，才能在而立之年就出任极少授予武吏的知州之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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