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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包括从牛首山义军及建邺府军中招募将卒新编一镇战兵隶属于宣武军麾下、驻守建邺等沿江地区，靖胜、宣武、骁胜三军总计十四万将卒，家小总计六十余万，全部迁往潢川、固始、光山、商城等县，共完成坞寨、城垒修善四百六十余座，修缮、新建屋舍三十万间；恢复及新垦田地一百五十万亩。
主要核心职能部门转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同样恢复帅、漕、仓、宪四司分置的格局。
由于流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极为有限，这种放养式的开荒安置，过程极其艰苦，流民需要长期忍受饥病、风餐露宿，大部分人都未必能熬到苦尽甘来之时。
靖胜、骁胜、宣武诸军皆仿效天雄军设立十数座中初级军事指挥学堂，对全军基层武吏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军事轮训；同时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半数以上的中高级军将，也都到设于泌阳的高级军事指挥学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军事轮训。
虽说“逃京之变”令预定的渡淮北伐拖延下来，但也为以京襄为主，梳理帝国方方面面的军政事务提供了难得的缓冲时间，为淮西地区的生产恢复，为靖胜、骁胜、宣武诸军将卒家小的迁徙、安置，争取了难得的缓冲时间。
理论上荆湖南路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清田屯垦的，但考虑到葛伯奕残留势力的影响跟不甘雌伏，考虑到江南东路的江北区域应首先推进清田屯垦，徐怀暂时还是希望荆湖南路保持现状，先进行平稳的过渡。
陈子箫离开之后的蔡州行营，由唐盘出任都统制兼知蔡州府事，韩路荣为副都统制。
庐、和、舒、蕲以及荆州南四县等地的流民安置工作也逐步展开。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虽说定期参与轮戍的诸路兵马总规模将进一步控制在五万左右，但轮戍周期延长到一年，可以进行更为系统的营伍及守战操训。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虽说诸军眷属安置工作进程还仅完成三分之一，后续还需要新建三十余万间屋舍，新垦三百余万亩田地，以及修缮大量的堤坝、河渠、道路等配套设施，才能算初步完成安置，但看到京襄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物力快速推进相当事宜，诸军将卒的士气也是难言的旺盛。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过渡时期、坐镇荆湖南路的良选。
而在司空府层次，史轸执掌长史院兼领五路度支使，依旧稳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韩圭授任军师祭酒，执掌主簿厅，居僚职之首，主持枢机案牍等事；徐武碛执掌司马院，负责马步军及水军的组织、编练、军法监察、城池营造、军械被服制造、后勤运输补给、军事指挥学堂建设等军务相关事宜。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此外除了铸锋堂调归司空府直属外，云阳、淮源等地的工矿基地，也都随着军械监、工造监的升格，从京襄路划分出来，归为司空府直属。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开垦的土地以及半熟地，又常常会被勾结官府的士绅宗缙大规模侵占，从一开始就导致土地授配不公。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京襄主导的流民安置，工作则要细致得多，会调派大规模的乡吏进行人员组织，主持垸寨、屯寨以及道路津桥、河渠的修造，会集中人力物资、成片的开垦荒地，建造屋舍，保证安置期间流民的口粮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
徐怀回到泌阳，司空府府署也将常驻于泌阳，也需要对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