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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签字之余，还要关注吐谷浑、梁国、大贺氏联盟三处战场的战事。
所有掌权了的，以及即将掌权的，都只会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必我族类。
尤其是安修仁，作为大唐名义上的陇右道行军总管、作为大唐名义上征讨吐谷浑叛逆的主帅，那真是度日如年。
而打破这种思想不能用鼓吹的方式，也不能用向谁谁谁陈述、宣传的方式。
这是为什么呢？
李世民虽说是一代枭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千古一帝，可依然没能避免窝里斗的事情。
因为老头子们每次指点完了他以后，都会问他怎么想，准备怎么做。
因为在这个时代没人会认可，也没人会理解。
至于大清，不提也罢，它内斗的比大宋和大明不逞多让，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大唐有这么好的条件，不想着建立古今未有的霸业，老是窝里斗算怎么回事？
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根据统治的需求，做出调整。
所以汉人一旦走出去了，一定能想到符合统治所需的统治方式，又或者制度。
大宋文武相争，文臣相争，不仅使大宋内耗严重，还导致了大宋在面对外敌的时候，连个统一的说辞，以及想法都没有。
什么火牛阵、火羊阵、火马阵，屡次出现在大唐和吐谷浑对阵的战场上。
如果李世民，乃至大唐绝大多数人能放弃窝里斗，一起经营大唐，一起共创伟业的话，那么无论是现在的大唐，还是历史上的大唐，一定会辉煌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不是担心自己家人不堪重赋，不够压榨。
每次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李元吉都会想，这也许就是上天套在汉人身上的一道枷锁，而这一道枷锁不是用来保护汉人的，而是用来约束汉人的。
比如忽必烈分封的四大汗国。
从最开始的郡县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三省六部制，再到内阁制等等等等。
可惜，李世民也好，大唐的绝大多数人也罢，都不可能放弃窝里斗。
由此可见，窝里斗乃中原历朝历代的最大害也。
大明文臣内部党争严重，以至于满人都入关了，大明都只剩下半壁江山了，文臣们还忙着在党争。
所以，团结起来一起往外看，才是兴国的根本，只盯着国内，只会窝里斗，不会有好下场。
吐谷浑那边，慕容顺已经正式对自己的兄长达延芒结波宣战了，宣战的口号是‘统一吐谷浑，再造慕容氏’，大唐是作为宗主国，打着帮慕容顺清剿叛逆，帮慕容氏复国的旗号参战的。
当各个地方的人在习俗、文化等各个方面高度相似、或者近乎统一的时候，那么这些地方就成了汉家的一隅，中原的一疆。
即便是现在，李世民失去了所有的权柄，已经变成了个庶民，可脑子里想的最多的还是窝里斗，而不是辅佐谁成就一番古今未有的霸业，又或者走出大唐，在大唐外再建另一个大唐。
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宁教我负天下，不教天下人负我之类的话，就是重要的体现。
说完这话，李世勣就像是屁股上面挨了一箭一样，连滚带爬的逃出了中军大帐。
如果大家都能放下窝里斗，一起看向邻居的疆域，惦记上邻居的疆域，并且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谁还会说这种话？
所有的贵族们，所有的士族，都只会考虑周边还有那个邻居没有征服，征服下以后自己能分到多少土地、多少钱财、多少奴隶。
李靖、李神符、谢叔方、李君羡、侯君集等人打了胜仗，又征服了一些突厥部族，核功的文书，以及一应的赏赐文书，也需要签字。
所以，汉人能不能遍及全球，征服世界，问题不在科技上，也不在交通上，而是在思想上。
各个囤放点跟三省和民部交割囤放点里的牛羊马匹，以及俘虏的相关文书，也需要签字。
在历史上很多人尝到窝里斗的甜头，发现对付自己人远比对付敌人更容易，更省事以后，他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去窝里斗。
如果这两种办法没办法满足汉人所需的话，自有掌权者或者大贤会想出新的办法。
李元吉怼的李世民没话说了以后，冷淡的瞥了一眼脑袋已经扎到案几下的李世勣道：“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没事做吗？我让你建立的聚集地建立好了，百姓和牛羊马匹也分派完了？”
李世勣听到这话，快速的从案几下拔出脑袋，头摇的像是拨浪鼓一样道：“没，还没完，臣这就去做。”
更重要的是，他明明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也不能主导这场战事，偏偏他还得有自己的主见，还得主导这场战事。
比如秦之驰道。
李渊、屈突通、李高迁等人，在征讨达延芒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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