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791年宪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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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这么说，无政府状态不受上层控制，而是由下层兴起的。任何刺激都会使长期受恶政压迫和束缚的人民骚动不安。虽然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力量并没有参与暴乱，但一些政治煽动者通过廉价的不良杂志和多如牛毛的极端政治组织进行造势，不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其中一个组织起源于巴黎的古老修道院，一开始很不起眼。这个组织日渐壮大，经常开会讨论制宪议会的行为，向人民发表激烈的言论。巴黎革命政府里最热心的改革者都是这个组织的杰出人物。无论首都的四十八个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组织都会向人民汇报。在法兰西的主要城市里，这个组织吸附了大量同类型的团体。这就是戏剧性的大革命中最恐怖的名字————雅各宾俱乐部的起源。

    奇怪的是，制宪议会代表的强大势力没有与这些巨大的变化作斗争。此外，下议院中极少有人真正同情最下层阶级，也没有给予无政府状态更自由的空间。但王室和贵族分裂了，贵族内部也相互分裂，高级教士和下层神职人员互不友好，许多世俗贵族和高级牧师也轻率地加入了移民的行列。那些保守贵族和留在旧议会中的高级教士都是碌碌无为之辈。而坚定地拥护亨利十四的王位、罗昂人和莫特马尔人等旧教派的，主要是龙骑兵团、无知的神父、浮躁的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4]和狡猾的莫里。值得庆幸的是，贵族改革派中有几个人无疑比当初想象的走得更远，但有些人被铺天盖地的虚假哲学带偏，其他人为了争夺民众的支持而互争互斗。尽管宪政改革是一个理性的政策，但贵族们并未因此而团结一致。而下议院只是政治新手，许多人尽管拥有无与伦比的口才和文笔，但也会因被各种新学说包围而分辨不出哪些创新是有害的。他们受到反对旧制度和反对特权制度等言论的深刻影响。制宪议会的作为完美体现了法兰西人的特质，即沉迷于制度、不顾事实、不计后果、狂妄自大、多愁善感及浮躁难安。正因如此，制宪议会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却为接下来的事件铺平了道路。然而，为消灭贵族阶级付出最大的功劳的，对革命措施持鼓励态度的，仍然是那些不光彩的移民贵族。几个月后，绝大多数法兰西贵族逃离了国家，放弃了他们曾经支持的王室。他们软弱却自大，对这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口出怨言，整日妄想着会有反革命力量重获政权。历史对这些人心怀体谅，因为他们是邪恶秩序的受害者。但处于危机中的法兰西无法体谅他们，因为他们极度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心理极度不健全，这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养育了这一阶层的社会体制应该被彻底推翻。

    然而，制宪议会中有一个人看清了事态的发展趋势。米拉波伯爵的人生充满了罪恶，他对公共事业野心十足，甚至有点儿鲁莽、犯罪的特点。但他通过雄辩表达出了对强大力量的真知灼见。他没有受到迷惑性理论的欺骗，认为法兰西仍然处于混乱迷茫的时期。他对取消教会和贵族而导致内战的行为表示反对。他曾表示取消王室大臣在议会中的席位是危险的、不明智的行为。他总结出一个伟大的真理，认为法兰西需要一个坚定的执政部门来维持秩序，结束无政府状态。我们无法确定法兰西的君主立宪制是否是他提出的，但早在1790年，他就曾向王室提议过这一制度，并不只一次地拜会过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对于王后，他认为其“品格的力量”令人崇敬。他计划将国王转移到法兰西内地的一个城镇并召集忠诚的军队保护国王，然后召开新的议会来解决旧体制的腐败问题。他承诺对三十六个区负责，并强烈希望对暴民统治的前景毫无信心的中产阶级能支持君主制。然而，优柔寡断、生性多疑的国王不会相信这个骄傲的天才。米拉波伯爵也无法获得威名远播的陆军首领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爱莫尔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的支持。两位侯爵都是国民自卫队的掌权者，米拉波伯爵认为他们的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1791年4月，米拉波伯爵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希望和恐惧，随他一起消逝的是即将付诸实施的计划和阻止大革命发生的最佳机会。

    龙骑兵团的将领

    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

    米拉波伯爵

    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爱莫尔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与此同时，邻国的态度即使尚不构成威胁，也开始变得摇摆不定。邻国的反革命呼声甚至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欧洲古老的君主政体和贵族制度本能地对所谓的“法兰西原则”感到震惊。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了冲突。英国下议院因埃德蒙·伯克对法兰西制宪议会的猛烈抨击而欢呼喝彩。来自法兰西的贵族移民遍布欧洲各国。他们向各国王室提出的援助请求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一小股领主部队在莱茵河畔组织起来，宣称自己只是神圣十字军的前卫，大军还在后边。在这紧要关头，见证了米拉波伯爵的死亡后，国王和王后意识到，仅仅通过法兰西内部的支持获救已经无望。于是，他们渴望去国外避难。然而，他们还是卷入了一些足以毁掉自己的阴谋[5]。事实上，国王、王后与贵族移民彼此恐惧和厌恶，只是贵族移民还没想过利用国外力量来恢复君主制度。且不说其他诸多不满，单是被认定亵渎教会这一罪行就触及了路易十六良心的痛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憎恨王室的没落以及国王和自己所遭受的怠慢与蔑视。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法兰西当前的状况。有人提议国王出逃到奥地利军队的一个支队，悄悄地接近法兰西边界，并召集所有忠诚于国王的法兰西人。毫无疑问，若不是一场正在计划中的宪法激变的影响，这个计划一定是可行的。从召集奥地利军队的计划可以看出，婚前曾为奥地利公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是计划的主谋。而正在洛林执行军务的布耶侯爵也参与了这个秘密计划，并承诺向王室提供协助。1791年6月20日晚，王室躲过了杜伊勒里宫大门的守卫成功出逃了。国王留下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否认“以他的名义”或“经他同意”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他在巴黎被监禁”时被迫而为，并声明自己之前宣誓守护的宪法是无效的。1791年6月21日，马车安全抵达了沙隆，但最终在小镇瓦雷纳被拦截了下来，因为一个名叫德鲁埃的邮政局长认出了国王并且立即报告给了市政当局。市政当局马上因此进行了会谈，这位命运多舛的君主像往常一样，表现出令人无奈的软弱。若不是布耶侯爵派出的一个支队喊出“国家永垂不朽”的口号并拒绝执行长官的命令，王室也许能够逃脱。同时，收到国王的逃亡消息后，制宪议会行使其最高权力，命令特派员带回逃犯。当特派员到达瓦雷纳时，路易十六全然不顾王后的恳求，立刻屈服了。据说，“吃完早餐似乎是他更关注的事情”。王室俘虏回程耗时八天，每个村庄都在观望着这不幸的景象————队伍头戴头巾，沉默地在巴黎大街上的人群中穿行。其中一位特派员佩蒂翁粗鲁地向前走着，另一位特派员巴纳夫[6]被王后迷住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这里的每个人在未来戏剧性的黑暗时期才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多年后，拿破仑表示，这一计划的流产结束了君主制的命运，或者至少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不信任。人民确实不知道这次事件的真相，但许多人从最坏的角度解读了国王反对宪法的声明，其中最糟糕的就是思想变节。政治煽动者们聚集在法兰西大做文章。他们在很多地方举行了会议，用威胁和激烈的言辞表达愤怒。卑鄙的让-保罗·马拉声名鹊起，而即将成为恐怖代名词的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然名声大噪，甚至连“共和国”这个词都出现在了制宪议会中。此外，制宪议会在路易十六出逃时就已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政府。国王和王后彻底沦为囚犯，被囚禁在杜伊勒里宫不得离开。王室俘虏最终的结局多为死亡。尽管如此，社会秩序依然保持得井井有条。巴黎的一些暴民领袖沉寂了一段时间。让-西万尔·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镇压了一场暴动，造成了流血冲突。意识恢复的迹象不时出现。被允许去观看歌剧的国王和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事件，慷慨的人们仍为繁华王室的落幕而感到惋惜。中产阶级本能地感觉到，充满危险和磨练的时刻就要来了。在不断接近的暴风雨中，成千上万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飘摇的王位，这个充满了邪恶记忆的宝座，这个无政府主义反对者心中的焦点。

    法兰西王室出逃至瓦雷纳镇时遭遇拦截

    王室俘虏返回巴黎

    罗伯斯庇尔（左）、丹东（中）、让-保罗·马拉（右）

    * * *

    [1]关于1791年宪法的深刻评价可以在冯·西贝尔教授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中找到。埃德蒙·伯克的《关于法兰西革命的思考》是对制宪议会工作及其倾向的最好、最深刻的评论。这位伟大的哲学政治家的许多言论都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原注

    [2]指券是指法兰西大革命和法兰西革命战争期间使用的一种货币工具。这里指法兰西制宪议会在1789年到1796年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破产而发行的纸币。1790年4月，指券被重新定义为法定货币，以解决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不稳定所引发的流动性危机。拿破仑反对一切形式的法定货币，因而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期间发行的指券和其他文件已经成为收藏者的物品。————译者注

    [3]冯·西贝尔教授在他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第二卷第四章中明确地提出了制宪议会的部分立法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倾向。————原注

    [4]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Jacques Antoine Marie de Cazals, 1758——1805），法兰西著名演说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议会中保守主义的杰出拥护者。他被认为是一个“侠义的、无可挑剔的士兵”。米拉波伯爵这样说他：“如果卡扎尔的知识与他说教的魅力同样耀眼，那么任何反对他的人无论多么努力都会无功而返。”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似乎对于外界信息缺乏判断力。————译者注

    [5]有关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外国势力联系的完整描绘，以及王室在这场危机中的生活和行为，都可以在康奇先生所编的《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的通信》中查找到相关信息。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伪造的，但大部分仍然是真实的。这些资料表明当时的领导人对于国王和王后的怀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该书也搜集了大量关于1790年到1793年间欧洲王室的政治策略的资料。另外，编者的论文和笔记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值得关注。————原注

    [6]即安托万·皮埃尔·约瑟夫·玛丽·巴纳夫（Antoine Pierre Joseph Marie Barnave, 1761——1793），斐扬派创始人之一。1789年，他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参加三级会议。他曾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通信中提倡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