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民公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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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的瞬间，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处决路易十六是欧洲反法同盟形成的导火索。事实上，由于国民公会大力支持自由十字军，欧洲各国深感愤怒，早已开始酝酿反法同盟了。此外，法军实力的增长令各国都处于高级预警状态。瓦尔密战役告捷后，迪穆里埃大胆地将这场战争扩大至低地国家，并在热马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793年早春，迪穆里埃已经越过比利时，进入默兹河下游河畔，并大肆袭击荷兰。另一支法军占领了萨伏依和尼斯。第三支法军在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的领导下穿越巴拉丁，占领了美因茨要塞，威胁着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地区。欧洲大陆上历史悠久的国家对法兰西的入侵恨之入骨。法军获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再次分裂，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法军的强大力量。于是，欧洲各国纷纷起义，18世纪的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联合起来对抗法兰西大革命也就成了必然事件，因为这场革命的影响穿越了国界，对腐朽的权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然而，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前，反法同盟尚且迟疑不决，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进展。现在，这些因素突然融合在一起，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随即联合起来，加入到所谓的“为了上帝和秩序而反对弑君”的圣战中。德意志加入了反法同盟，西班牙与皮埃蒙特早已结盟，渺小的意大利也敢于谴责法兰西，就连俄国和瑞典也在其冰封的沙漠中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法兰西。英国也被卷入这场大运动，皇室和贵族对袭击比利时的热情大增，中产阶级对在巴黎执行的处决路易十六的行刑场面感到震惊和厌恶。在托利党[7]和辉格党的共同支持下，小威廉·皮特极力阻止反法战争，却不得不参加[8]。1793年2月至3月，反法同盟军队得以大范围地组建。当一部分反法同盟军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直逼法兰西，从斯凯尔特河涌入莱茵河时，另一部分反法同盟军则向法兰西东部和北部边境挺进。

    迪穆里埃在热马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事态的发展，党派和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了决裂状态。审判国王时，温和派和吉伦特派的动摇助长了雅各宾派领袖的威风。由于共和主义信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再加上其正直的名声广为人知，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但同时他发现许多人开始谴责他的“国民公会的保皇主义思想”。吉伦特派领袖们的言论也遭到严厉谴责，整个党派都被指控企图将法兰西划分为国家联邦。巴黎民众因此愤愤不平，尤其是当有人巧妙地透露出吉伦特派领袖在几个月前的危险来临时打算放弃首都的时候。同时，吉伦特派猛烈反击雅各宾派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指控他们暗中篡夺王位。尽管在国民公会中的地位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获得了权力的革命力量也遭遇了所有政权不稳的新政府都不可避免的困境。以巴黎为中心，各种冲突在法兰西各地频繁发生，且结局大同小异。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阶层大部分站在温和派一边，穷人和暴徒则大力支持无政府主义。这一系列事件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分配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稳步增长的贸易开始下滑，贫困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紧要关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开始形成，反对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国民公会。物价大幅上涨，人民只好让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多数首领及其支持民众都强烈要求实行共产主义，并限制生活必需品的最高价格。国民公会的领导人谴责这种要求为毫无用处的权宜之计，但这种谴责只是徒劳，因为与饥肠辘辘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当让-保罗·马拉得到支持并宣称“穷人们想要的，就是绞死杂货店老板”时，成千上万的人因这个可怕的想法而欢呼雀跃。

    小威廉·皮特

    同时，虽然指挥不力、速度缓慢，但反法同盟的力量还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反法同盟军在莱茵河畔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被驱赶至阿尔萨斯，美因茨被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占领了。不久之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战役中惨遭失败，经比利时撤退至法兰西边境。法兰西北部因此再次受到入侵的威胁，这一入侵威胁与迪穆里埃和国民公会之间的分歧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迪穆里埃谴责国民公会处决路易十六的行为，反对号召外国进行革命。他抱怨雅各宾派的思想破坏了纪律，雅各宾派使臣已将比利时当局洗脑，并认为自由等同于掠夺。当国民公会对他进行审判时，迪穆里埃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一样，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帅权并孤身离开了军队。同时，西部保皇党起义的情报传来。在南方多个城市，尤其是受吉伦特思想影响巨大的城市，长期存在的贫富争端演变成了公开的内战，上层阶级愤怒地谴责雅各宾派和巴黎的暴徒。事件反反复复，致使国民公会内部矛盾深化，外部纷争激增。最终，温和派的力量遭受严重削弱，不得不宣告失败。得知北方首战失败的消息后，总能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的丹东提出了一系列革命计划。一直以来，他都坚持认为，无论局势多么令人绝望，法兰西人都应该竭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拯救和保卫共和国。直到现在，巴黎革命政府仍被隔离在立法机关之外。在如此巨大的危机面前，这显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丹东通过一项法令在国民公会内选出一个小内阁，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实权。于是，救国委员会出现了，这是个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专政政权。由丹东建议组建的第二个委员会，也就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受法兰西所有高级警官的监督。为了逮捕所有嫌疑人并建立特别法庭，丹东还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法令。这项法令基本不受保安程序的限制，从而有效镇压了丹东口中的派系内讧。这些手段为一个可能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强大政权奠定了基础。为了保卫国防，丹东要求不仅立即积极招募军队，而且必要时全国的青年人都应交由国家来安排。为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还主张对富人征收重税和以暴力手段提高纸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巴黎煽动者所珍视的最高限额计划。“摧毁我的名声无关紧要”，他高谈阔论道，“但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他的勇气令国民公会非常震惊。

    1793年3月18日，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战役中惨遭失败

    让-保罗·马拉

    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

    这些强烈的诉求虽有利有弊————既有真正的洞察力，也有荒谬的论断和追名逐利的野心，但还是得到了雅各宾领导人的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危险的压力下，警觉的国民公会同意了丹东的绝大部分提议。同时，巴黎革命政府又大胆地投身于保卫法兰西的运动，公开宣称独立，并准备好武装力量以便随时派遣到前线。不仅如此，巴黎革命政府还呼吁法兰西的其他城市也这么做。煽动组织的力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民众被告知现在正是爱国者的时代，任何反对爱国者的人都是法兰西的敌人。当国民公会派遣专员到军队招募新兵时，对民族独立满怀希冀的雅各宾派因革命组织遍布全国而陷入了危境。国民公会中，强硬的山岳派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软弱迟疑的平原派也开始变得大胆无畏。在这场巨大而可怕的危机中，最终的结果是由温和派尤其是由吉伦特派促成的。温和派与对手一样爱国，甚至比对手更爱国。尽管坚持认为公共安全委员会和特别法庭是民主暴政机构，但他们害怕革命进程，更阻挡不了民众支持丹东的部分政策的步伐。虽然共产主义政策的积极事例已经有很多，但他们仍然抵制对富人的最高限额和税收制度，认为这是“合法抢劫”。所以，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温和派阻挠了对国家安全来说最必要的东西。温和派领导人谨慎地宣布，无论是人民的意愿还是暴徒的意愿，他们均予以公开反驳，因为对手所做的危害国家的罪行远不止这些。温和派设立了一个由十二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调查了巴黎革命政府的恶劣行为，并下令审判其中两名罪孽深重的煽动者。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坚持弹劾让-保罗·马拉，并提出要拆散巴黎革命政府，让来自各省的守卫保护国民公会。一位委员会成员曾不经意地说：“如果敢动委员们的一根头发，就让巴黎从地球上消失。”

    救国委员会在实质上是法兰西恐怖统治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

    于是，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支持下，被长期压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开始抬头了。国民公会犹豫不决，提不出大胆的解决方案，逐渐在全国代表中失去了分量。从一而终、专心致志的丹东与那些更邪恶的煽动者不同，他宁肯手上沾染血迹，也要尽力调和派系纷争，团结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然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丹东的努力最终还是一场空。长期以来，马拉党和罗伯斯庇尔党因排除异己而对共和国造成了危害，现在又公然谋反。所有爱国人士聚集起来支持人民的事业、维护国家的权利。吉伦特派奋起反击，谴责1793年9月份的暗杀事件以及导致动乱的挑唆者，但影响日益变弱。因无力对抗巴黎革命政府，温和派的权力也渐渐转移到了雅各宾派和巴黎民众手中。一场与1792年8月10日非常相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发生了。来自法兰西其他地区的代表们攻入了巴黎市政厅，篡夺了巴黎革命政府的权力。1793年5月31日，一支强大的军队侵入了国民公会，取缔了十二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当时，“反对温和派”“联邦主义者”“吉伦特叛徒”“法兰西的敌人”的叫嚣声此起彼伏。1793年6月2日，八万名国民自卫队士兵以大炮开道，包围了国民公会。现在，无畏的山岳派得到野蛮群众的支持，要求弹劾二十二名吉伦特派领导人。有几个勇敢的人提出了抗议，但无功而返。国民公会以一种疑虑、害怕的态度，被迫做出了判决。除了那二十二个人，另外七个人也被包围并逮捕了。温和派的领导人惨遭杀害，平原派跌入谷底，雅各宾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此后，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抗无政府状态的力量，革命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温和派和吉伦特派沦陷的原因与1792年8月10日暴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外来入侵的紧急警报，让本身就已经过于强大的无序状态和激愤情绪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极端革命分子的想法与所有其他的激励措施不谋而合，都是为了鼓动不满的人和贫穷的人站起来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了灾难的降临。至于失败的一方，与对手一样，均忠于法兰西。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共和国继续执政，它也不会向反法同盟屈服。暴力革命充满了大胆无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温和派和吉伦特派所缺乏的，两者各自的命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 * *

    [1]在恐怖统治之前和期间，有众多作家描述过法兰西历史，其中不乏非常生动并贴近事实的描述。莫蒂默·特尔诺先生的《恐怖统治的历史》对当时事件和革命机构的工作做了精确明了的分析，在我看来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康奇先生在其作品第6卷中的注释也颇具价值。————原注

    [2]即萨伏依-卡皮尼的玛丽-路易丝·特蕾莎公主（Princess Marie-Louise Thérèse of Savoy-Carignan, 1749——1792）。她是凡尔赛宫最纯洁、最正直的人之一，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密友之一。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她死于1792年9月的大屠杀。梯也尔在《法兰西大革命史》1842年版第2卷第335页中，详细讲述了她的死亡。————译者注

    [3]关于瓦尔密战役的有趣的具体细节可以查询康奇先生的作品第6卷第338页。————原注

    [4]这里是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它于1792年9月22日建立，1804年5月18日灭亡，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建立的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译者注

    [5]即亨利·埃塞克斯·埃奇沃思（Henry Essex Edgeworth, 1745——1807），路易十六和妹妹伊丽莎白夫人的告解神父。他非常勇敢，乐于奉献，从而赢得了无套裤汉们的尊敬。在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后，他获准为路易十六主持弥撒，并在刑台上陪伴路易十六。————译者注

    [6]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他在位二十四年，宗教冲突频发，先后发生了苏格兰主教战争、英格兰第一次内战和英格兰第二次内战。在第二次英国内战中，他因与苏格兰结盟，失败后被判以叛国罪，并被送上断头台。他与路易十六是历史上极少被公开处死的国王，因而时常被比较。————译者注

    [7]这里是指英国的老牌大党————保守党。————译者注

    [8]写到关于战争第二年的情况时，我不得不向该领域的专家咨询。尽管哈姆利上校在《作战学》中对1796年至1815年的重要战役进行了公平、深刻的回顾，但我们仍需科学、系统、通俗易懂地展现这次战争的局部细节。虽然许多精心撰写的史书和回忆录描述了这场战争的细节，但都不太出众。若米尼对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梯也尔先生以显著的文风在《法兰西大革命史》一书中对法兰西大革命进行了描述和评价。至于1796年意大利和德意志值得纪念的战役以及对1799年和1800年的战役的评论，拿破仑的《评论》可谓见解独到。梯也尔先生的著作《法兰西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纪念了拿破仑作为一个士兵的非凡历程，但对他的功绩的叙述大多片面、恭维，所以应该由德意志和英国的作家们复审。冯·布里斯托上校分析了1805年的战役；梯也尔、艾利森和若米尼关于1806年和1807年的战役的评论极具可比性；关于乌尔姆周边的行动和波兰战役的有价值的论文，可以在巴兰中尉的作品《职工大学论文集》中找到。对于1808年至1814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英国读者理所当然地会以纳皮尔的才华横溢、叙述详尽的著作为尊；而珀莱将军和斯图特海姆对1809年的奥地利战役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高度评价了俄国战役，而西格和尚布赖的描述则更准确些。关于1813年至1814年的伟大斗争，请参见普罗托的作品以及米夫林、格奈泽瑙和毕罗的叙述。法兰西方面，除了梯也尔，马尔蒙元帅的回忆录也很有用。关于滑铁卢战役，权威作品不胜枚举。胡珀先生的叙述虽然简洁明了，但在赞美威灵顿公爵这件事情上有失偏颇；切斯尼上校在他的作品《1815年战役的讲解者》中，公正地论述了普鲁士人在这场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克劳塞维茨和米夫林清楚地表明了这次战役的特点；肖·肯尼迪将军的论文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述。拿破仑的《评论》虽然对敌人很不公正，但值得仔细研究。我个人认为，乔米尼的《1815年战役摘要》中的一些结论不失理性的光芒。后来，梯也尔和拉·图尔·奥弗涅的作品似乎是在为拿破仑辩护，查姆斯和奎奈特则被认为是监督者与批评者；而查拉斯的作品似乎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此外，勤奋的读者还可以查阅拿破仑的《书简》、威灵顿公爵的《书简》以及查尔斯大公的军事作品。费藏萨克公爵的《军事纪实》也许是现存最伟大的有关军队特点和构成的纪录。詹姆斯的史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时期的海军行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