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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毫不费力地再次当选，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可以煽动党派之争死灰复燃或是引发新争议的议题出现，以前的一些议题不再激烈。当得知联邦陷入危机时，人们持怀疑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还有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转而在1872年的选举中将选票投给霍勒斯·格里利，但他们这样选择的目的与其说是被民主党的承诺所吸引，不如说是出于对共和党执政的反感。从全局来看，选择联邦或者共和党的习惯还是保持了下来，共和党还是有众多支持者，足以保证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连任，甚至有可能让未来的共和党继任者都从这种政治惯性中受益。
在第二个任期（1873——1877），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政绩并没有什么起色。在此期间，行政当局的丑闻不断曝光，有时甚至快要威胁到总统本人，但最后除了有损他在鉴别力方面的声誉外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际损害。这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萧条和衰退的一个时期。美国把最好的智慧都用在了对商业、教育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上了。政治则基本留给那些之前就已经在控制它的人，也就是那些南北战争时期的杰出人士。
南北战争后，美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式，但并没有什么改进。虽然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行为和过当行为，但国家领袖们都能坚持原则，没有通过奸诈的手段或者利用自身的权威去影响政府高层的决策。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将其他争议一扫而光，唯独放大了一个方针————挽救联邦，并且把这个机会给了刚出现的一批具有强烈狭隘爱国主义思想的人。这一类人在重建期间占主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主要是在战争中战功赫赫、名声大噪的人。他们利用军事上的影响进军政界，但战场上的丰功伟绩在政治上却丝毫派不上用场。
1861年到1876年之间，只有少数领袖能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透彻地分析政治而不是南北战争中的问题。1876年之前，这些人里最出色的几位已经离任。林肯遭到暗杀；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已经连任两届总统；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已不在；查尔斯·萨姆纳在临死前从其党派的荣誉榜中被除名；萨蒙·波特兰·蔡斯虽然去世时还是首席法官，但一直郁郁寡欢。如果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在政治舞台上发出光芒。但他们退出了，一大批能力在他们之下的领袖们掌控了这个舞台，这些人只懂得战争，对其他事务几乎一无所知。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这些人的丑闻不断被曝出，一度影响了整个共和党组织的形象。他们提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议题，但在这个议题还存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作为。还是有许多选民因为惯性而将选票投给他们。在他们手上，政府已经变成一个谋利工具，再也不值得民众信任。
就算共和党组织将这些歪曲党派形象的二流政客赶走，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减弱。民主党通过暴力和欺诈手段得以在南方立足。南方的白人公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判断，他们无法容忍被黑人控制的局面，那将是一个比任何政治腐败更加糟糕的局面，因为至少腐败问题尚有解决的可能。曾在南方邦联占有重要地位的党派领袖无望成为国家领袖。北方人控告他们欺诈，仅仅因为他们威胁会做出更加过分的行为，但他们的对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南方可以为民主党的选举贡献选票，但不可能贡献出领袖人选。
林肯总统遭暗杀
在北方和西部，民主党仍因为它的过去而处于劣势。19世纪60年代早期，民主党领袖还没有加入联邦党。他们被称为“铜头蛇”，与前邦联支持者一样几乎销声匿迹了。其中，霍拉肖·西摩虽然反对过林肯总统，但绝对忠诚。1868年，他得到了提名，但最终竞选失败。1872年，民主党没有什么可提名的人选了，最后他们锁定了霍勒斯·格里利。就连共和党执政的众多丑闻也帮不了民主党，除非民主党出现一个没有任何不忠或者有同情南方污点的领袖，而且他必须能力够强，足以领导北方和南方的民主党组织。
由于缺乏领袖候选人，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民主党转而关注纽约州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州长，他用实际的改革成果挽回了党派声誉。19世纪60年代，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鲜有成就，但这是个让他引以为傲的时代，因为他自信在他管辖内的公民能够信任他，而他也会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曾是一个平民律师。1864年，他因为“战争失败论”而与其党派分裂。当坦慕尼协会在纽约市的掠夺计划启动之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与它配合得相当默契。但后来，他又开始反对该组织，并通过起诉特威德集团显示出自己的本性。在党派内部，他带头要求驱除无赖政客。1874年，他当选纽约州长。作为州长，他力证政府腐败并无党派之分，又揭发了两党中的欺诈行为。这一切做得如此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1876年，当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时候，他成了民主党最热门的候选人。
支持霍拉肖·西摩的群众走上街头庆祝他获得提名
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只有那些“受拥戴的地方候选人”。印第安纳州推选的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是绿背纸币党。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身份，这个备受质疑的州可能不会被考虑。宾夕法尼亚州推选的是葛底斯堡的战斗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他在战争中的良好战绩为民主党拉了很多选票。其他的候选人则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和一些零散的投票，将提名时间往后推延了一轮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就赢得了一半多的选票；第二轮除了赢得选举必须的三分之二选票以外他还多得了近四十票。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民主党便投入到改革计划中。
在民主党大会之前数周，共和党就完成了提名，由于缺乏无可争议的领袖人选，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有六个候选人都获得过五十票，在党内只有三个派别能清楚地划分开来。美国政府试图向民众推荐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继续他的第三任期，但收到的反馈显示支持者寥寥无几，反倒是多了几个新的人选————精明的纽约州领袖罗斯科·康克林，以及印第安纳州战时州长奥利弗·佩里·莫顿。彻底的改革者则支持本杰明·赫尔姆·布里斯托————在威士忌酒集团欺诈案中名声大振的财政部长。最大的派别自始至终支持的都是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塞缪尔·琼斯·蒂尔登
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政治上的运气证明了一点，即一个政治家在南北战争时期所经历的千难万险能保证他在战后的领导地位。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战争中历练成一个忠诚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他天生极富个人魅力，作为众议院议长，他尽职尽责，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什么财富，总觉得有必要通过投机挣点外快以贴补家用。因此，他跟几个铁路公司的老板有了来往，渐渐地模糊了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底线，纵使当时还是19世纪60年代。在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曝出的那段时间，言行失检一度令他名誉扫地，也使他在1876年代表大会前受到一位老同僚的质疑。这是个戏剧性的场景，当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众议院读着自己几年前写的那些令他蒙受耻辱的“附加一击”[1]的信件时，他试图做出解释，对敌人做出反击，让支持者相信自己的清白，并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勇气与坦荡。但批评者们细细地审视那些信，更加坚信就算他的这些行为不是犯罪，至少也是行为不当，况且任何一个行为欠妥的人都不应该成为总统。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尽管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若不是因为中风导致健康问题，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有可能赢得提名的。他在代表大会上领跑了六轮投票，但在第七轮时，他的对手却选择了俄亥俄州最受拥戴的候选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将军。除了他的军人出身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因其州长身份留下良好记录。
无论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是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都没有带来任何政治议题。他们得到提名只是因为符合候选人的条件而已，并且对于公众提出的所有问题，两党都有众多支持不同观点的选民。就连在三届竞选中都非常奏效的对忠诚和联邦的呼吁都没能刺激美国选民。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演讲很有号召力。他将此议题重新修改并提出要赦免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但他“挥舞着带血迹的衬衫”[2]的疯狂举动并没有唤起大众的热情。战争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了，两个老党派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
在拉选票的过程中，人们对议题性质充满疑惑；同样地，在统计选票时，人们也质疑投票结果。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比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多二十五万票左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会赢得总统选举团的多数支持。来自总统选举团的三百六十九票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和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百八十四票；而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和威廉·阿尔蒙·惠勒也不差，得到了一百六十六票。剩下的十九票（来自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受到了来自两个党派的影响，而且几乎都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只有获得这十九票的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才能反败为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党开始行动。
美国总统竞选海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左）和威廉·阿尔蒙·惠勒（右）
在总统选举团投票到计票之间的几周内，美国人对于即将到来的结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根据《宪法》规定，公布选举结果时，国会应该召开两院的联席会议，并由副总统主持会议，启封各州的投票结果，方可开始计票。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由谁来计票，也没有规定在两个可疑的票数出现时该以哪个来计算。因为选举的结果将由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来决定，所以必须在1877年3月4日之前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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