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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而我在当时，对这个危险是并不充分了解的。据布莱克斯通(5)说，“一个人如果顺从了罗马教廷，或者勾引他人去顺从，其罪孽相当于叛国。”要是当时的人道精神阻止执行这种血腥法规的话，另外还有残忍稍减的一类法律，将犯罪的神父判处终身监禁，同时将改宗者的财产判归他的最近亲族。我精心撰写了一封辩白信，经我的听忏悔神父批准，寄与我父亲，宣告我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并且讲明这样做的道理。我父亲不是头脑顽固的人，也不是哲学家；不过他在感情上痛惜失去独子，而在理智上则因我出乎意外地背离国教而大吃一惊。问讯后一阵情绪冲动，他将这个要是审思一下就该隐住的秘密泄露出去了。马格德林学院就对我永远关上大门，不许我再回去。
许多年以后，吉本的姓名变得像米德尔顿一样尽人皆知了，牛津大学有人十分起劲地暗中议论，说这个历史家早先曾“变成天主教徒”：我的人格备受斥责，说我是反复无常。这个令人不快的题目，到了反对我的那批人手里，要是他们可以把我的利益同大学的利益分开，他们是会毫不容情地大做文章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为正直地牺牲利益以求心之所安而感到骄傲。要是我的柔弱的心灵纠缠到博学深思的、后来从迷信思想转入怀疑主义的奇林沃思和培尔二位所陷入的诡辩之中，我也决不自愧。
在查理一世统治英国的年代，国王本人也受制于一位天主教徒的王后。不可否认，当时确有一批天主教传道士在宫廷，在全国，乃至在许多大学里辛勤工作，并不受责难，而且获得成功。其中一个就是奇林沃思先生，文学硕士，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他相信“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位正确无误的审判者；罗马教会就是唯一具有，或者可以具有这个性质的基督教团体”。他把自己的思想从权威和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新信条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就是认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评判者，而个人的理智则是我们唯一的解释者。他将这条原则适当地贯彻在他所著的《一名新教徒的信仰》中，这是一本在当时惊动牛津大学的一批博士，如今仍被视为维护宗教改革最有说服力的书。作者的学问、道德以及最近的业绩，使他有可能获得优美职位，但是如今奴隶已经打破了他的枷锁了，他的身价越高，他就越不愿意遵从国教会的三十九条教规了。在一封私人信中，他以最有力的语言宣称，他不能遵从那些条文而不使自身遭到诅咒；他说一旦他离开他那不可动摇的决心，他愿意让他的朋友们当他是疯子或无神论者。
然而，很可惜！不久他又离开了他自己所认定的信仰。他进一步深究“三位一体”那一条条文，使他不能按照圣典或古代神父们的言语坚持他的正统信念。他的理智很自然地从这种游移不定的中间地位降落到索西努斯教派(6)较为坚定的立场。不过，他的天性坦诚和心地纯良是明显可见的，所以这种表面的轻率并不伤害奇林沃思的令名。他的屡改信仰源于他过分精细地探求真理。他的种种怀疑是从他自身发生的；他竭尽一切理智的力量助长这些怀疑。他在当时非常苛刻对待自己。不过，他在这些问题上探索胜利之后，并不能得到一点安宁和休息，因此重新通过自己的判断，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所以他的一切突进和退却，实际上都是出于他自己的转变。
培尔是比利牛斯山下一个法国边远省份里一位加尔文派牧师的儿子。为了求得较好的教育，新教徒往往冒着风险将儿子送往天主教大学。年轻的培尔，在他二十二岁时，被图卢兹的耶稣会教友以其技艺和辩才吸引过去了。他跟从他们大约十七个月（从一六六九年三月十九日到一六七〇年八月十九日），自愿充当他们的俘虏。这个新近改变信仰的人，有一封自己撰写的或仅由他署名的信寄给他的父母（一六七〇年四月十五日），隐约地渲染了天主教气息。可是他的天生性格是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对人类的过分崇奉伤害了他的虔信情绪；物理学的研究又使他深信耶稣化体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由我们感官的证明充分驳倒了的。他回归一个失势教派的教友团体，是无私无畏的行动，但是应当受到教规的严厉惩处。他迅速逃往日内瓦，躲开了精神暴君们对他的愤恨，这些人当时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失去的这个争取对象的全部价值。假使培尔坚持服从天主教会，假使他参与了教士的职业，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改宗者，很可能以他的才具和意向在本国博得财富和荣誉。然而，伪装者在有俸圣职的安逸生活中，或者在主教高位的威严声势中，是享受不到他在鹿特丹过流亡、贫困、自由的隐居生活时那种快乐的。没有国家，没有靠山，也没有偏向，他赢得了自由，依靠一支笔的勤奋操作维持了生计。
这位鹿特丹的哲学家，对宗教风暴成了冷静的、超然的观察者，用同等坚决的笔调，谴责了路易十四的迫害行动和加尔文教派的共和主义，谴责了这个教派的空头预言，以及有时搅扰他的孤独隐居、使他感到难受的顽固行为。在批评当世的宗教论争时，他拿论争双方的论点相互驳诘；他交替运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用的武器，证明无论是用权威或是用考查的方法，都难以使群众能够检验宗教的真理；然后巧妙地得出结论说，只有习惯与教育才是群众信仰的基础。普鲁塔克所说“无神论不像迷信那么有害”的古老格言，点缀上他的机智的彩色，凭着他那锐利的论证手段瞄准对手，这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他的批评词汇是个汇集了大量事实和主张的宝库。他用他那怀疑论的天平称量那些伪宗教，直到两个相反的量互相抵消方才罢手。他说，“我是最最真实的抗议派教徒；因为我一视同仁地抗议一切系统和一切教派。”
学校对我的不满，可能是我引起的；既有这个不满，就可不必多谈我的学习生活，或者应说是我的闲散生活，不必多谈缩短我在牛津求学时间的那个不幸事件了。不过不妨提一下，我父亲在选择学校和给我找导师的机会上很不凑巧。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也许可以断言，这学院和这大学一定有了许多改进了吧。我愿意相信，有些导师表现得比沃尔德格雷夫博士更为积极，而不像继任他的某博士那样受人轻视。
我听说，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在最近几任院长的主持下，采用了较为有系统的教导方法；在那个学生众多的学府里，提出了，而且还实行了一系列古典文学和哲学课程。学习业已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乐趣，甚至成了一种时风。有几个年轻的有身份人物对这个培养了他们的学院作了捐献。克拉伦顿勋爵所著《英国大叛乱史》(7)第二卷的收益，根据他的遗嘱，捐赠给牛津大学，用以设立一所骑术学校，教授各种文雅的体育运动，此事我不知道成就如何。瓦伊纳讲座(8)则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国家法律，对于准备当市长、也许还希望当议员的有身份有财产的英国人来说，是第一门功课。那些严肃过人的博士们看待这个贤明设施却很冷淡，他们抱怨说（我听到过这种抱怨），这一来就叫青年人不读书了。但瓦伊纳先生的捐助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由此至少产生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非常出色的法律注解巨著。
* * *
(1)西索斯特里斯：古代埃及国王。古希腊作家说他曾征服非洲、欧洲、亚洲许多地方，但对其在世与统治年代，所说都属假设。
(2)米德尔顿：十八世纪英国宗教评论家。
(3)波舒哀：十七世纪法国教士、作家、演说家，著作很多。
(4)吉本先生从来没有跟我谈论过他的改信天主教的问题，只有一次，他说起他的改宗是受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会友帕森斯著作的影响。此人运用一切最有力的论证方法赞美天主教。————谢菲尔德注
(5)威廉·布莱克斯通：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著有《英国法律注释集》，以解释法律而享盛名。
(6)索西努斯是意大利两个同名的神学家，他们倡导否认“三位一体”、人类堕落必须受罚等教义。
(7)克拉伦顿：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历史家，著有《英国大叛乱史》。
(8)瓦伊纳：十八世纪英国法律学家，在牛津大学创设“习惯法”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