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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婚不到一年，一天，我丈夫下班回家，一看他故作漫不经心，我就知道他有什么事想告诉我。
“内莉，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他很随意地开口道。
“如果我被委任为高等法院的法官，你觉得怎么样？”
我大声回答道：“噢，别开玩笑了，完全不可能。”
但我丈夫很快向我证明，他说的并非完全不可能。我父亲刚刚拒绝大法官的任命，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么重要的职位会给他这样的年轻人。当时他只有二十九岁。因为法官加德森·哈蒙[1]退休，所以空出了这一职位。加德森·哈蒙一直是我丈夫的上司。
霍德利、约翰斯顿和柯尔斯顿一起在辛辛那提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霍德利先生和约翰斯顿先生受爱德华·劳特巴赫[2]之邀，前往纽约合作，生意做得如日中天。
加德森·哈蒙（1846——1927）
爱德华·劳特巴赫（1844——1923）
他们一走，意味着辛辛那提的公司没人打理。柯尔斯顿先生邀请了当时还在高等法院工作的加德森·哈蒙法官，继任霍德利先生的职位。加德森·哈蒙法官决定接受职位变动，但难免有点儿焦虑。突然辞去法官职位意味着这一职位会有很长的闲置期，因为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更好的继任者。法官必须由选举产生。按照法律规定，选举前三十天内空出的职位必须在下一年选举产生。十四个月的最低任职期限到期后，加德森·哈蒙法官才辞职。由于我父亲拒绝，机会落在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贝拉米·斯托勒先生身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直以为，如果不是因为汤姆·坎菲尔的案子，加德森·哈蒙法官不会推荐他，州长约瑟夫·本森·富勒克也不会任命他为法官。因此，在追踪自己成功之路的时候，我丈夫常喜欢回顾那桩案子。在汤姆·坎菲尔一案中，富勒克先生是反方的法律顾问，但他很欣赏像我丈夫这样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的律师。
贝拉米·斯托勒（1847——1922）
约瑟夫·本森·富勒克（1846——1917）
最初的荣耀感过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丈夫能得到这个职位。我想，绝非偶然。和他亲密共事的人几乎全都比他大，最少大十五岁，多数比他大更多。突然承担需要成熟稳重个性的工作，其实这份工作与他的实际年龄有点不匹配。我很害怕看到我丈夫过早在司法界停顿下来，失去与世界进行更广泛接触的青春热情，尤其是失去克服重重困难后取得成功的喜悦和激情。换句话说，当时，我甚至害怕这一职位会使他今后抗拒尝试多样化的体验，而多样化的体验能让他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
我丈夫并没有和我同样的忧虑，因为高等法院的任命为他提供的职位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十四个月的服务期满后，他成为候选人，成功当选为期五年的高等法院法官。当选总统前，这是我丈夫唯一经过选举得到的职位。
那年冬天，我基本在研究房屋和家居的装饰艺术。我主张房屋的外在必须让人印象深刻，内在空间必须宽敞舒适。我们的房屋设计成框架结构，木瓦盖顶，飘窗产生的空间感让我特别满意。事实上，因为作为用户的我们直接参与了设计，所以建筑师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付出了不少努力才达到某种原创效果。不过，原创性是否意味着建筑学上的成功恐怕多少有些争议。在我看来，只要不是失败，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另外，俄亥俄河及其周边乡村的景色的确妙不可言。
但我对周遭的满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曾经是采石场的一块地最后作为补偿赠给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填平并修整了大片被采石机严重破坏的土地。这块地基已经建起两栋高楼，恰巧就在我们房子所在的街道对面。这个人立马着手建起了联排别墅，看起来像巨大的储物盒。我感觉联排别墅完全掩盖了邻里其他房屋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一直都是我的自信所在，也是我家的房子赋予街道的特色。我猜想房子的主人大概叫杰瑞，住在其中一侧，另外一侧出租。杰瑞会把衣服挂到前窗外晾晒。联排别墅唯一的好处在于它的空间尺寸。我们很快发现两栋建筑物的审美品位有明显差别。估算一下，我们的房子得交四千美金税额，我丈夫对此深感不安。尽管我多次安慰他，税收员一定熟悉自己的业务，但他还是请来了税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重新评估。工作人员来评估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丈夫不在家，但他特意留在家里招待他们，并且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帮助，甚至来不及等评估结果，直接与其中一个叫莱恩的爱尔兰工作人员交谈。
我丈夫说：“你看看，莱恩先生，我知道杰瑞，也就是我街对面的邻居，他的房产税估价五千美金。可是我觉得不公平，我们的房产税远不止四千美金，得值六千美金。我现在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该付多少是多少，我没想要少付。”
莱恩先生说：“好吧，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的态度与您的地位很匹配。待我去了解了解杰瑞的房子，然后再过来重新评估您的房子。”
我观察工作人员怎样察看别人的房屋，看着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从各种可能的角度细致地察看我们的房屋。按我的估计，等他们勘察完毕，一定会公正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房子税额的确应当疯涨。
莱恩先生开始发话：“尊敬的法官，我想您不必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忧虑中。我们是在估计房屋的价值所在，而不是房屋的成本所在。尽管您的房子无疑很适合您的品位，但它的建筑款式过于独特，不会是那种大众普遍喜欢的建筑。所以我确定你们两家的房子没有可比性。法官先生，供出租的房子得有时尚现代感。”
1889年9月，我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生在位于麦克米兰大街的房子里。1890年2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委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我们平静的生活意外泛起了令人愉快的涟漪。辞去自己钟情的法官职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难免有些遗憾。我想这次一定又是本杰明·巴特沃斯少校举荐的结果。我很开心，主要因为这次机会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可以从事我希望他从事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锻炼和发展他的独创和原创能力。此外，我的确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去华盛顿住一段时间。
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1889——1956）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身前往华盛顿任职。当时，我的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才六个月大。我决定留在辛辛那提，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我们安排好舒适的家后，再前往华盛顿。根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描述，他抵达华盛顿的第一天相当滑稽。
1890年2月某天的早晨6时，天气寒冷阴郁。在肮脏老旧的宾州火车站下车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徘徊在街道上，提着行李想找个搬运工，但满大街一个搬运工都看不见。他驻足而立，看着面前的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庄严宏伟，令人望而生畏。他突然有种莫名的渺小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确信，自己为了得到一个好职位而放弃温馨快乐的家庭，放弃人人都熟知他的圈子无疑是个致命错误。这地方谁都不认识他，谁也不想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这里陌生又可怕。他吃力地拖着行李，等到了古老的艾比特大厦[3]，一个人用早餐难免显得凄凉孤寂。然后，他去司法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和司法部长握手相见，找到自己的副部长办公室。结果，他看到了这一天最沮丧的景象。“办公区域”————四楼某个单间完全超出了他对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的想象，可以说和他的想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副部长办公室的一级职员就是速记员，还兼任电报员，任务是给副部长提供服务。总体来看，那地方让人感到前景黯淡。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坐下来想看看简报和文件，试着从自己的新工作中找到清晰的思路。这时，有个邮差拿着一张卡片进来。
美国国会大厦
艾比特大厦
卡片上写着：“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4]，纽约。”
当时，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很有名气，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难相信，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家族会有人来拜访自己。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父亲的朋友，当时是美国律师行业的领导者，并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在他就职当天来访实属不易。
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走进他的办公室，边打招呼边向我丈夫伸出了热情的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我和你父亲很熟。我是耶鲁1837届毕业生，入校的时候，你父亲已经毕业，但他留校做了助教。我非常珍惜和他的友谊。”
随后来访者直接进入主题。
“我和夫人打算今晚宴请以前的一位伙伴和他的妻子，约瑟夫·乔特[5]夫妇来舍下用餐。很不幸，现在有一位客人捎信说他来不了。约瑟夫·乔特先生专程来此讨论高等法院的有关案件，他只在华盛顿短暂逗留几天。考虑到我和你父亲之间的长期友谊，你可否不那么在意礼节而代替这位朋友，接受我们的临时邀请？”
我丈夫欣喜若狂地接受了邀请。上任当天就有客人来访让他备感温暖。他相信，一旦熟悉了，华盛顿一定会像辛辛那提一样友善。
关于这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特意提到晚宴时发生的事。他刚坐下时，两侧的女士连忙探过身子看了看他的席位牌。但只有“副部长”三个字，没有姓名，所以她们并不知道这位副部长到底姓甚名谁。恰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没想起来要介绍自己。等到他意识到这一点，想礼貌地提醒时已经晚了，只好由着她们称呼自己“副部长先生”，而她们的名字却明明白白写在席位牌上。他暗中记下她们的名字，尊称她们亨利·卡波·洛奇夫人和约翰·海伊夫人。
我丈夫抵达华盛顿两周后，我就搬去和他一起生活。我们在杜邦广场[6]购得一幢小房子。想起那两年，有时令人发笑，有时令人兴奋，但大多数时候都琐碎平淡。
那时候的华盛顿社交圈比现在简单很多。大批有钱人前往华盛顿，主要是因为华盛顿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以及作为宜居城市有无数优势。有钱人将华盛顿打造成世界上最繁华的社交中心。各种大型晚宴、舞会、招待会和音乐会及其他娱乐活动，一年四季，昼夜不停。不仅如此，街道景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时尚街区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的小红砖房屋，甚至黑人棚户区、廉租公寓等，都被改建成大理石和花岗岩材质的豪华住宅。
19世纪末的华盛顿
1890年的华盛顿社交圈主要由老城的“模范家庭”、外交使团及最高等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十二人的晚宴依然被认为是较大的派对，只有少数人一整周晚上都待在家里，偶尔也会有大型招待会。那时候的日子很简单，不像现在，生活节奏快得离谱。
1891年，我女儿海伦·塔夫脱·曼宁出生。因此，在华盛顿的第一年，我得照顾两个孩子。为了能得到更多必要的锻炼，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买了一匹马。幸运的是，这是一匹适应力很强的马。开始我们以为这是匹乘骑马，但其实它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司法部长借了一辆他暂时不需要的马车给我们。马套在车前，我们称之为轻型四轮马车。周日下午，这辆马车常常载我们一家人去“老兵之家”。这是那时候很流行的出行方式，或者从有渡槽的路前去华盛顿地区最长的石孔桥。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来我家的时候总喜欢对着马喊“驾”。根据博比[7]的解释，这是他父亲和那些乖巧闲适的牲口打招呼的方式。可怜的老马！我以马的感觉揣测，最后意识到，它在马车前引领着大家，却最终过着没有丝毫尊重的双重生活。因此，早在我们离开华盛顿前，这匹马就死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触最多的人应该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司法部长。他们的妻子都很友善，也很关心我们，时常邀请我们参加愉快的派对。首席法官富勒审判长夫妇非常好客，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法官格雷娶了法官马修斯先生的女儿马修斯小姐。至于格雷夫人，早在她结婚前在辛辛那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海伦·塔夫脱·曼宁（1891——1987）与父亲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刚到华盛顿的前几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煞费苦心地多次催促我赶紧去拜访格雷夫人。第一次拜访时礼节很重要，因为我们是这届政府新任官员中来得最晚的人，我必须在他们认识我之前去拜访我丈夫上司的妻子。尽管如此，拜访格雷夫人还是拖延到一个月之后，当时我真的有点不安。然而，到格雷夫人家后我才发现，她不仅热情好客，还非常理解我的处境。尤其听我说因为安置新家和婴儿等诸多事宜没及时来访后，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而安慰我。
格雷夫人说：“的确，亲爱的，我知道你们家里有小婴儿，意味着你根本很难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实际上，应该是我忽略礼节到府上去拜访您一家，欢迎你们来华盛顿。当然，有件事情我没法原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至今也没拜访过格雷法官。”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我丈夫，他的表情很有趣，难得见到他开心和满意。
尽管格雷法官和其他人都很友好，但我们真的很少出门。有一次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到华盛顿和我们一起住了几周。其间，我们到一位女士家参加晚宴。玛利亚·赫伦和她早在辛辛那提时就很熟悉。这位女士一向认为自己的社交相当成功，这次专门来华盛顿过冬。晚餐期间这位女士一直兴致勃勃地聊天，主要介绍她和哪些大人物一起吃过饭。末了，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她转而问我姐姐：
“亲爱的玛利亚·赫伦，想必你也一定去过不少宴会？”
我姐姐说：“哦，当然，我一直都很自得其乐。”
女主人坚持问道：“那么，亲爱的，你都和什么人一起吃过饭？”
“哦，和很多人吃过饭的，有安德森一家，有德国大使、大法官以及莫里斯一家，还有法国大使。”
我们的女主人明显对此印象深刻。
她由衷地赞叹道：“哎呦，你一直都那么耀眼。难道不是吗，亲爱的？”
等我们上了回家的出租马车，我姐姐转而对我丈夫说：
“刚刚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你。我肯定你在控制自己不要戳穿我，因为我只是在同一次晚宴同一次派对上和这些人一起用餐而已，我感觉你只差没脱口而出了。”
1892年3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委任我丈夫就职于联邦巡回法院。因此，我再次见证了他与一群年龄几乎比他大两倍的人一起共事。我其实很害怕他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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