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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美洲殖民地起义的影响————殖民主义者的问题————终止运送罪犯到美洲的政策————约瑟夫·班克斯建议在新荷兰设罪犯安置地————詹姆斯·马特拉的建议————乔治·扬爵士的计划————英国政府决定在新荷兰设安置地————威廉·皮特的政策————亚瑟·菲利普担任总督————第一舰队起航————亚瑟·菲利普放弃植物学湾选择杰克逊港————德·拉佩鲁兹伯爵在植物学湾————亚瑟·菲利普的任务及其作用————亚瑟·菲利普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亚瑟·菲利普退休
正如荷兰人发现澳大利亚西部和北部海岸与欧洲宗教改革紧密相关那样，1788年，英国人在杰克逊港设立的安置地也与世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
1782年，由美洲殖民地起义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产生的两个重大影响使英国大臣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海洋南边的无人大陆。第一个影响是对美洲大陆亲英派的影响。在黑暗的战争岁月里，一直对英国忠心耿耿的殖民者陷入了可怕的困境。获胜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敌人”毫不留情，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宣布欠债人欠的钱全部一笔勾销，将几千人逐出了美洲大陆。五万多名保皇党逃往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半岛和西印度群岛。其余一些人在战争结束时跟随英国军队返回了祖国，其中大部分人在伦敦过着贫苦凄惨的生活。如何安置这些人成了英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影响是，由于无法继续将罪犯流放到美洲，英国刑罚面临无法执行的尴尬局面。18世纪以来，将大批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已经成为英国的刑罚惯例。当时，殖民地的劳动力需求很大。承包商愿意无条件接收罪犯，然后以二十英镑每人的价格将其卖给种植园主。1717年至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五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美洲大陆。几个殖民地曾抗议罪犯流放制度，还试图通过立法机构制定法令终结这种行为，但英国政府否决了殖民地提出的法令。
现在，美国已经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了独立。因此，将罪犯运送到美洲的惩罚方式已经行不通。但英国法律依然将流放规定为惩戒方式之一，在类似的判罚中，法官继续沿用这种判决制度。监狱根本无法容纳所有罪犯。1786年，埃德蒙·伯克在议会上说：“英国监狱已经拥挤不堪。伦敦的一所监狱里容纳了五百五十八人，这所监狱里的人数和英国下议院的人数一样多。我指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纽盖特监狱。”他补充说：“纽盖特监狱的环境亟需改善。那里原本是一座贮藏室，但现在，几千名囚犯拥挤在这个肮脏的大容器里。监狱里挤满了作奸犯科的人。虽然很多罪犯被判流放异地，但没有可以流放他们的地方。”据说，当时英国有十万名罪犯被判流放，虽然有些夸大其辞，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英国政府对非洲西南部的几处驻点进行了调查，有人曾提议在那些地方设立流放安置地。事实上，已经有几百名罪犯被送到非洲，但流放罪犯的非洲安置点瘟疫肆虐，几乎是传染病和饥荒的温床。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埃德蒙·伯克义正辞严地质问英国政府：“严明的法律已经赦免了罪犯的死刑，但到头来却是虚假的仁慈。罪犯们被送到一个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方，那里的死亡方式怪异可怕，这难道是公平的惩罚？如此说来，将罪犯送到非洲其实是一种更残忍的刑罚。用绞刑架杀人的方式远不及非洲的恶劣环境或野蛮人可怕。”于是，如何安置在独立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保皇党和以前被流放到美洲殖民地的罪犯的问题，使以威廉·皮特[1]为首的内阁大臣们烦恼不已。
约瑟夫·班克斯首先提出可以在新荷兰建立一个罪犯安置地。1779年，下议院委员会授命约瑟夫·班克斯考虑解决罪犯安置问题的办法。约瑟夫·班克斯当场提出解决方式，建议通过改造植物学湾解决难题。因为他在植物学湾收集到很多植物标本，所以对当地的印象很好。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忙着处理其他紧要事物，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及时采取行动。
1783年，曾经和詹姆斯·库克一起参加过“奋进”号探险的一个科西嘉人为了解决政府面临的尴尬局面，再次将植物学湾作为解决方案提了出来，成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1783年，詹姆斯·马特拉在写给内政部国务大臣托马斯·汤森[2]的信中指出，在英国的庇佑下，将美洲大陆上幸存的保皇党人送往新荷兰定居，不仅可以缓解这些人的悲痛，还可以使他们在南部地区落户安居，因为那里有广阔的土地和许多与印度、中国以及日本进行贸易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发展产业重新获得在美洲大陆失去的财富。关于这个问题，同美国人商议后，英国人一致认为，该提议非常有发展前景，将给饱受煎熬的保皇党人带来福音。
纽盖特监狱的罪犯
威廉·皮特（1759——1806）
托马斯·汤森（1733——1800）
在托马斯·汤森与詹姆斯·马特拉的一次会面中，两人讨论了流放计划的可行性。托马斯·汤森认为，如何安置罪犯的问题比保皇党人的问题更严重。但詹姆斯·马特拉认为，如果稍微修改一下原来的方案，可能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并实现在新荷兰殖民的计划。后来，詹姆斯·马特拉指出，新荷兰存在很多建立接收罪犯的殖民地的机会。
1785年，海军舰队司令乔治·扬爵士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在新南威尔士安置保皇党人和罪犯的详细计划书。在他看来，新荷兰距欧洲十分遥远，是实施流放计划的最佳地点。他认为，如果将罪犯送到新南威尔士，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罪犯造成的困扰了。
在非洲西岸设立安置点的计划落空，再加上支持新荷兰的呼声越来越高，1786年，英国政府被迫决定在澳大利亚进行殖民实验。1787年1月，英王在向议会的演讲中肯定地宣布，英国已经计划将一部分罪犯运走，“目的是解决全国各地由于监狱拥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英王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保皇党人的命运。由于对英国忠心耿耿，保皇党人选择了战败的一方，因此处在了当前的艰难困境中。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抓住机会向他们宣传去新荷兰定居的好处。他们原本可以利用丰富的殖民经验在新荷兰开启新的生活。
后人眼中的威廉·皮特是一位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解决问题时能够高瞻远瞩并能一石二鸟。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威廉·皮特曾打算在海洋南边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他是一位实用型政治家，注重解决眼前的种种复杂问题。当前，他的内阁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重犯。负责该事务的托马斯·汤森建议将罪犯送去新荷兰。威廉·皮特虽然同意了托马斯·汤森的建议，但他并不重视此事。有一次在下议院，威廉·皮特以“公共事务繁忙”为由，没有为及时提供罪犯安置计划的信息致歉。还有一次，他为流放计划辩护，称“从费用支出方面来讲，没有比这一计划更便宜的解决罪犯问题的办法了。”这种话绝不是一个有帝国扩张野心的人说的话，但这也说明威廉·皮特确实很务实。如果他优先考虑美洲大陆上的保皇党人的诉求，并重视弗朗西斯·培根[3]说的，“让人渣和邪恶的罪人成为你的劳动伙伴，是一件可耻不幸的事”，那么后来，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所有成就也许都属于他。可惜的是，他只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麻烦，并没有开拓新殖民地的想法。然而，如果从政治事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判断其重要性和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新南威尔士的建立无疑是威廉·皮特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1786年，威廉·皮特授权在澳大利亚建立安置点，由此诞生了澳大利亚联邦的最初形态。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建立了新的安置点，英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改变将罪犯送往别的殖民地的政策。显然，英国政府还没有下定决心让植物学湾成为英国罪犯唯一的收容地。1789年11月，外交大臣威廉·格伦威尔给威廉·皮特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说道：“虽然船主们只是为了履行合同，但对一个独立的外邦来说，英国罪犯在美国登陆是一种冒犯行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种政策实在太不合适了。此外，罪犯上岸后没有任何物质资源，只能被活活饿死或被当地人杀死，这是极其残忍的。在美洲殖民地，海军上将马克·米尔班克公然违命后，没有一个总督愿意让罪犯登陆他们的辖地。”威廉·格伦威尔指的是，《1786年爱尔兰议会法案》明文规定将罪犯运往美洲或欧洲以外的地方，纽芬兰总督马克·米尔班克不顾法令，拒绝接收八十名爱尔兰罪犯。需要说明的是，爱尔兰罪犯是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成后被送去纽芬兰的。
威廉·格伦威尔（1759——1834）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亚瑟·菲利普当选新南威尔士的第一任总督，管辖范围从约克角到范迪门斯地的最南边，往西一直到西经135°。这片区域是整个澳大利亚面积的一半，但并不包括荷兰人划定的新荷兰的西边区域。当时，还没有人发现澳大利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岛国。很多人认为新荷兰和新威尔士之间有一道海峡。英国政府应该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谨慎地将殖民地的西部边界划在了西经135°的位置。目前，他们还没有开发整个澳大利亚的野心。
1787年5月13日，第一舰队从英国起程，其中包括“小天狼星”号、“供应”号、三艘食物储备船以及六艘载有罪犯的运输船，总共十一艘船。1788年1月18日，亚瑟·菲利普登陆植物学湾。两天后，所有船安全抵达，总共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军官、水手以及携带家眷的二百九十名劳动力。到达植物学湾的罪犯共有七百一十七人，其中五百二十人是男性。这就是整个殖民地的安置人口。仔细查看了植物学湾后，亚瑟·菲利普很快得出结论，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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