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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身边做事。但当她忙着打理生意时，她的丈夫却过着悠闲舒适的日子。据一位官员报告，一个罪犯写了封奇怪的家书，信中叫他的未婚妻从英国过来找他。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申请娶你，政府会安排我们结婚，而且不用任何费用。”后来，分配罪犯到自己妻子身边的政策被取消了，因为“这会改变惩罚的性质”，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妇女们的可爱。
殖民地军队镇压爱尔兰人叛乱
如果罪犯表现良好或受到称赞，就可以从劳教中解脱出来，称为“刑满解教者”。“刑满解教者”也用来指刑期已满但仍留在殖民地的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服满刑期者”。刑满解教者可以自由从事任何职业，不用再被奴役。其中一些人成了牧师、商人、银行董事、律师、外科医生以及校长等，而且变得越来越有钱。有记录表明，一些人的收入以每年三千英镑的速度递增。1837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从悉尼的产业中获利四万英镑。
除了被特别看管的政治犯，其他罪犯想要获得刑满解教并不难。获得自由后，他们还可以得到土地，通过努力变成有钱人。这种激励机制使人们愿意勤恳劳动。譬如，马修·弗林德斯需要水手随自己一起去探险，于是，他选了九名罪犯。他承诺将九名罪犯有条件或无条件赦免。1802年，来到杰克逊港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科考队的官员高度赞扬了殖民地改造方式，称这是使罪犯成为诚实有用的市民的最好方式。
被派去从事公共事业的罪犯也会受到激励，他们可以通过良好的表现和努力工作获得自由。譬如，1810年，拉克伦·麦夸里总督在纽卡斯尔建了一个开采煤矿的据点。他向罪犯们承诺，只要他们勤奋努力，就可以获得救济物资。这对罪犯们来说不是一般的待遇。拉克伦·麦夸里严格规定对罪犯一视同仁。如果罪犯被派去加班、饲养家禽牲口或种植果园，就会分到额外的配额商品。拉克伦·麦夸里还规定指挥官执法时必须公正宽容，“如果犯罪证据不清晰或不够完整，就可以作宽大处理，不要强行实施惩罚措施。”
拉克伦·麦夸里（1762——1824）
在开发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前三十年，罪犯的出狱许可由总督亲自签发。得到许可后，罪犯们不仅不需要再为管理者效力，还可以通过辛勤劳作为自己谋福利。出狱许可的签发并没有常规的硬性条件。然而，托马斯·布里斯班总督颁布了一项条令，即被判七年以下流放徒刑的罪犯如果前四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出狱许可；被判十四年以上流放徒刑的罪犯必须有六年的良好行为记录才能获得许可；被判终身流放的罪犯如果有八年的良好行为记录，就可以获得有条件的自由许可。很多管理者会得到一些有能力的罪犯，譬如技法纯熟的修理工。为了一直拥有能力出众的劳动力，管理者会编造不实罪名让一些罪犯得不到出狱许可。
托马斯·布里斯班（1773——1860）
殖民者、农场以及产业数量决定了殖民地接收劳动力的限度。起初，当殖民地的罪犯数量超过管理部门的安置能力时，为了缓解供养劳动力的财政压力，英国政府会给殖民者和军官们一些好处，让他们接收比实际需要多的罪犯。但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情况逐渐被逆转。19世纪初的前二十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很快会被分派完。从1823年开始，殖民地的劳动力供不应求。虽然有时也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劳动力短缺的状态。一次，由于劳动力过多，总督和一个富商制定了合同。合同规定，如果富商带走一百个罪犯，就可以得到肖尔黑文的一万亩肥沃土地。这个富商从中赚了不少钱。但他实际领走的罪犯数量根本没有那么多，剩下的罪犯被派到其他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了。1826年，有人申请两千名罪犯劳动力，但指挥者一时无法满足，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由于自由殖民者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拒绝接收罪犯劳动力，尽管罪犯劳动力能带来更大的利润。
由于反对英国政府的政治骚乱和爱尔兰的叛乱，新南威尔士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政治犯。其中，“苏格兰烈士”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苏格兰成立了支持议会改革的协会。协会成员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集会上发表了很多传播先进思想的演讲。英国政府对工人阶级中的激进思想非常警惕，决定逮捕其中的几个活跃分子。1793年，英国政府逮捕了小有名气且擅长雄辩的政治领袖托马斯·缪尔、敦提的一神教牧师T.F.帕尔默、爱丁堡人民之友社的秘书威廉·斯柯文以及莫里斯·马格洛特和约瑟夫·杰拉德。他们因煽动叛乱罪被带到了臭名昭著的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面前。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是爱丁堡的民事法庭副庭长。虽然苏格兰并没有实行英国的流放罪刑法，但这些人还是被流放到了新南威尔士。英国下议院谴责了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的残忍行为和不公判决。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感叹道：“愿上帝怜悯碰上这种法官的人！”
约瑟夫·杰拉德（1763——1796）
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1722——1799）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
托马斯·缪尔设法乘美国船逃出了悉尼，后来在法兰西去世。T.F.帕尔默服刑期满后，在回国途中去世。德高望重的威廉·斯柯文在悉尼逝世。约瑟夫·杰拉德的命运与威廉·斯柯文一样。莫里斯·马格洛特是五位烈士中唯一德行有失的人，但只有他活着回到了英国，其他人都成了司法官僚之间争斗的牺牲品。如果英国政府逮捕这些人不算非法的话，就是对即将到来的变革感到害怕。威廉·华兹华斯在诗中写道：“英国弥漫着惧怕改变的恐慌情绪。”
1798年爱尔兰叛乱和之前的骚乱使大量躁动不安的政治犯涌入了悉尼。因为这些人的叛乱源自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他们将不满情绪带到了殖民地。爱尔兰罪犯在个人品德方面都是可敬之士，但他们给殖民地带去了阴谋诡计和暴力仇恨。管理部门被迫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压制措施。虽然殖民地到处都是罪名各异的罪犯，其中一些人甚至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但在爱尔兰政治犯到来前，殖民地从未出现过严重内乱。1803年和1804年的暴乱将很多人送上了绞刑架，九尾鞭也从未闲置过。然而，菲利普·吉德利·金总督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如果他管理的几千名罪犯全部揭竿起义，整个殖民地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手中的军队极有可能被全部消灭。当时，菲利普·吉德利·金可能还不知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得到消息，称如果悉尼突袭成功，叛乱者们很可能是依靠了爱尔兰叛乱分子的力量。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因此，菲利普·吉德利·金下了一道严苛的命令。命令规定，如果自由人或官员发现有两人站在一起悄悄说话，必须在半小时内将他们分开，否则两人都要被处死。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
殖民地的很多罪犯并不知道自己的刑期，也没有任何相关文件表明他们的刑期。虽然约翰·亨特总督认为罪犯们性情暴躁，品行恶劣，但也提到许多罪犯因不知道自己会被流放多久陷入绝望。菲利普·吉德利·金总督认为许多罪犯有值得称赞的一面，只是他们身上有“一个躁动的恶魔”。他对没有文件证明刑期一事颇有怨言。殖民地向爱尔兰政府索要罪犯的详细资料时，爱尔兰政府表示很多罪犯没有经过法律机构的审判就被运往流放地了，因而没有留下任何定罪记录。虽然士兵们也表示过不满，但军官一声令下，他们还是匆匆上了船。因此，根本没有随行士兵的名单。
殖民地的两千多名爱尔兰罪犯被贴上了“反叛者”“政府的敌人”等标签，心中充满愤怒，成了导致殖民地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他们比造假者、小偷、盗窃犯麻烦得多。他们曾多次尝试逃跑，一些人夺船而逃，却葬身茫茫大海。长期的绝望使他们开始捕风捉影，并催生了荒诞的谣言。罪犯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殖民地北部的一个地方住着其他白种人，只要徒步翻过远处的蓝山，就可能到达中国或其他地方，摆脱这里备受煎熬的生活。约翰·亨特在报告中说：“罪犯们以为可以逃到想象中的天堂或中国。”心存这种幻想逃跑的人几乎无人生还。在遍布岩石的深山里，随处可见褪色发白的遗骸。
杰克逊港的殖民地被群山大海环绕。半个世纪以来，杰克逊港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年收入百万的无赖和经历了“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般大起大落的贵族。一名到访悉尼的船长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悉尼店铺遇到的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女子虽然身着仆人装，但言谈举止表明她出生高贵且很有教养。后来，船长知道了她的故事，并应她的请求找到了她在英国的哥哥。女子的哥哥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船长向他转告了他妹妹还健在的消息。一天，船长遇见了一位“身穿佩有黑色天鹅绒领的蓝色大衣、举止优雅、模样英俊、浑身散发着绅士气息的男子”。这名男子曾是爱尔兰韦克斯福德的起义领袖。在殖民地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一位曾经的小镇治安官和一名奸诈的法兰西伪造犯并肩而行。这名伪造犯为了保护本国银行曾试图扳倒英国银行。品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威廉·斯柯文与性情暴躁的亨利·布朗·海耶斯爵士来往密切。身处逆境时，用柏拉图的著作和卢克莱修的诗歌聊以慰藉的人也可以与从不读书的人朝夕相处。一位以高超的艺术模仿能力闻名的天才艺术家因伪造被判流放，后来，根据官方报告，他因“给当地教堂的神坛涂色”获得了减刑。英国刑法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扔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现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充斥着朗姆酒的气味和种种恶行，形形色色的人混杂在一起，到处都是小偷、杀人犯、诈骗犯、伪造者、叛徒、盗猎者、赌徒以及欠债者。在悉尼，曾当过小偷的巴灵顿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下面这段布道词就是他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杰克逊港
请理解，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为了祖国，我们离开了它。个人的狭隘偏见并不能磨灭我们心中的仁慈与热情。我们的离开造就了祖国的繁荣。
注解：
[1] 约翰·麦克阿瑟夫人（Mrs.John Macarthur，1766——1850），约翰·麦克阿瑟的妻子。约翰·麦克阿瑟是一名英国军官、企业家、政治家、建筑师以及澳大利亚拓殖先锋，是公认的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创始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