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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0年的9月，当我快要到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送到了学校。三年前我哥哥在萨里上了小学，回家后总是担心着校内的凉水澡、手杖和牛奶布丁；今后我也要去他那里上学了。同时，我被送到汉普斯特德一家名叫希思山的学校；最初只是打算让我在那里上一两个学期，但是到头来我很开心地在那里待了六年。我并不渴望离开家，或是像我哥哥吹嘘的那样体验节俭，而且我也没觉得与家长分离有多么痛苦，而这对像我这一类孩子来说本来是很常见的。
在希思山学校有六十个男孩，其中一大半都是走读生。有时候当我父母出国的时候，我会在学校住上几周；通常我都是早晚沿着那条路自己上学。这是一所比较古老的学校，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已经换过各种各样的校长了，学校的财力也起伏不定。1934年，学校搬到了赫特福郡，但校名和校徽都没有改变，如今它在这里发展得很好，宿舍都已经盖到汉普斯特德这里了。
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那里的教室都还是希思街上的砖房。这些年教室又增加了一些，但我们当时是比较拥挤的。我记得当时只有四间教室。我们在体育馆、餐厅以及校长的“单独的餐厅”里面上课。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这里是附近最好的学校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别处居住的家长也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上学。比如，有两兄弟从大老远的河间岛上来。为什么呢？希思山学校学费并不便宜，它不像汉普斯特德的另外一所学校艾尔弗雷德国王学校那样，虽然那所学校各项设施都很先进，十分现代化，却被人们所鄙视。希思山学校很传统，而且名气也不是很大。除了智力特别差的孩子外，这所学校当时的入学标准并不高；从没有过男孩获得入学奖学金的；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也没有的。学校的板球训练曾经很受重视，但后来非常地一般了。学校所有的事情都并不比其他五十所学校好，但却相当成功。
校长名叫格兰维尔·格伦费尔，一个在小说里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字，他是我父亲的校友，并且特别喜欢我。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将领，虽然本质上来说他只是一名陆上居民，但他却有着许多老水手才有的怪癖和习好，他胡须修剪得很齐，一身哔叽布料的紧扣制服；他时而会大发雷霆，时而又和蔼可亲，这也许是他从后甲板上学来的吧。他的书房里放满了课本，还有练习本，铅笔，机械削笔刀，一副滑雪板和一幅格伦费尔先生巨大的带框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戴着英国联合共济总会总导师的徽章。也许正是共济会的这点特质吸引来了学生。他是一个鳏夫，据说他在学校里的住处有一间是他妻子的房间，后来妻子在那间屋子里去世后被他锁上了再也没有进去过。我们曾试图通过窗户找出那间房间，但没有找到。那间死了人的房间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非常吸引我。我猜那里是郝薇香小姐(1)的新婚房，但那里现在一定是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摆放着花圈，墙上的照片已经开始腐烂。
我在希思山学校的第一年，教我的女教师是教师名单上的最后一名，她几乎还不算是学校的正式教师。我们只在上午上课，保姆十二点半过来叫我们下课。从二年级起我开始在学校吃午饭，负责的老师们起初还令我感到不自在，甚至有些威慑的感觉，但他们对我十分温柔，从没大声吼过我或威胁过我。
每天上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体育馆墙边集合；听从队长的口令，他们总会用手轻轻拍拍我们；一次一个男孩被叫站了出来迎接老师们的到来。在喊道“注意了”的时候，队伍一下就安静了。格伦费尔先生走上三阶黄铜镶边台阶，说道：“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一齐大声答道：“老师早上好！”之后我们背诵主祷文，1914年我们的祷文里加入了为那些在海上冒险的人祈祷的内容；然后通知一些事情，我们就解散回到各自的教室了。周六早上由于要训练军乐队所以不再集合了。
格伦费尔先生会拿着一个账簿，上面记着前一天下午教师会议的内容。首先他宣读受表扬的学生名单。“小盖根，拉丁文获得三加。小盖根在哪？让我看看他。好孩子，小盖根……麦肯齐，数学和法语都是五加。继续努力麦肯齐，我对你很满意。”
然后忽然语调一转：“现在说说另外的事。这是什么东西？弗莱彻。弗莱彻一直比较懒散。站出来弗莱彻。”格伦费尔先生生气地瞪着他。弗莱彻缩着头。“这是什么意思？懒散？孩子，我们最好能够互相理解。你来这里不是懒散的。我要看到你学习。再这样懒散，弗莱彻，”突然他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接着说“我会狠狠教训你的。”然后他对站在弗莱彻后面的助理教员说道：“先生们，多盯着点弗莱彻。他要是再不听话，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他知道会是什么后果的。”
现在我意识到他那样发火并不是真的，但是训斥只是为了警告，之后他会很和蔼地给予教诲。我很少，事实上只有一次，被他训斥，之后他就对我很和蔼，因为就像我所说的，他很喜欢我。但是周六的早上总是会有些忧惧的：上周二的练习做得很粗心，感觉像是很久以前做的一样；我们甚至都记不起这一段练过没有了，书上有没有这一段呢？
格伦费尔先生很少打学生，只有在学生极为无礼的时候才会那样。撒谎和欺骗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最邪恶的事情。当我读到我同龄人记述的他们小学里的老师和同学暴行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希思山学校有“非常好的基调”。
格伦费尔先生没有在社本上过六年级，获得了剑桥的学士学位。他从不炫耀学识，但他教高年级的几何课，而且教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他教给我们的是合理的论点，证明完毕一个命题之后我们就理解了它的意义了。他的教学方法就是让我们在黑板前面坐成一排。如果前面的人答错了，而我们答对了就可以往前面移一个座位。这是一种智力游戏，不是记忆游戏，因为我们要有一连串的证明。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资，也很喜欢上他的课。答案了然于心，跃跃欲试时我们激动不已；一旦回答问题卡壳，便落落寡欢。“……下一题，下一题，好孩子，斯塔福德，真聪明，加油争取到最前面！”
我们只学到第三册书，此外诸如“比例”和“立体几何”之类究竟是何“东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之后我也再没自学过。直到我在蓝星上了六年级我才开始“专修”课程，我学着和在希思山学校一样的课程，二次方程，“根”，“圆周”，以及拉丁、希腊语法结构和不规则形式，英国历史、罗马历史，法语（当作一门消失了的语言来讲授的），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的作品选读，作文，有许多解读标注的拉丁六步格诗和五音步格诗，莎士比亚戏剧（其课本在某一学期是英语课的考试范围书）。这些课比起我们在蓝星上五年级时学得更深入，但实质上入学统一考试和学校证书没有太大差别。
助理教员来了又走，他们没有谁拥有大学学位。有些喜欢孩子，有些不喜欢。根据他们的品味，他们以英国学术的方式体罚我们，抚摸我们，拍打或者并不残忍地揪着我们的头发。有些老师的体罚真的很折磨，有些人的手段似乎比较陈旧；有的爱开玩笑；但他们大多数都喜欢自夸。在那时甚至很多年以后，预备学校的老师都是从比较混杂、不确定因素很多的下层社会引进的，而那种社会虽然我了解很少，但我注定是要降格到其中去的。
有个恃强凌弱的人让我感觉惊慌不安，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够回家得以庇护的话，我会感觉非常痛苦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拉丁识字课本丢了，而且再也找不到了。
“沃，你的语法书呢？”
“丢了，老师。”
“胡说。怎么会丢呢。一定是放在什么地方了。找到它。”
第二天：“沃，你的语法书找到了吗？”
“没有，老师。”
“你找了吗？”
“当然找了，老师。”
“胡说，仔细找肯定能找到的。”
又过了一两天之后：“如果你再找不到书的话就不要来我班里上课了。”
我回到家里心里极度痛苦，想着要是找不到书的话就会被开除的。父亲问了我书的名字，答应我说他会让办公室的勤杂工再给我去买一本。但似乎除了那个讨厌的老师发给我的那册课本以外，那本书没有别处能够买到了。第二天我解释说父亲会给我买一本新书，下一节课我就会带着书来啦，老师既高兴又不安起来。“像这样的小事就不必向你家长提起了。”
不久，另外一个小男孩的家长给格伦费尔先生写信，抱怨孩子的老师恃强欺弱的教育方式。校长训斥了他，于是在我们下一节课上，他表现出很少见而且很不体面的滑稽言行。我们当时正在学习“副词比较级”。“告诉我，”他对那个被惊吓了的男孩说：“feliciter这个词的比较级是什么？”
“是felicissime，老师。”（我们学的是当时的“新式发音”，其中字母C要重读。）
“不对。我不会亲（kissy）你的。”
我们都谄媚地大笑起来。但是这次食人妖魔也是有温柔一面的证明确实使他的恐怖形象大为减轻，而且在学期末他又一次在单调但总无止境的私人教育的循环中露了一手。那些被责骂过的老师跳槽后都非常严格地服从纪律。也许这个不为学生喜爱的老师想在我们身上报复他在别处受到的羞辱，也许不论他以后走到哪儿他的脸上都会挂着他那虚伪的微笑和他那关于felicissime的笑话。
如果一个老师不合适，格伦费尔先生会恳求我们仁慈一些。“同学们听着，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某某先生这学期就会离开了。他在这里不成功。现在我只恳求在座的各位公平地对待他，对他在这里剩下的几周里能够有礼貌。”
我们这些走读生总是想着家长的存在，他们就在附近，对我们很仁慈，是我们最后可以求助的对象，同样他们也很权威，这些住宿生们也都会间接地受到家长的保护。
还是会经常听到有这样的案例，愤怒的父母强行进入公立学校，责骂学校的领导，为自己孩子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在希思山学校，我们有一种不易察觉但同样有效的方式来引诱父母的殷勤。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未婚。一些住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自己住。如果晚上有人邀请他们出去对他们来说是很惬意的。这些年轻朴素的人们也可以经常到极奢华的费斯琼斯大道和弗罗格纳尔区那里用餐。我父亲时不时地会邀请他们，因此在人类社会这种贿赂的体系中，这样的方式很明显使得我在学校的生活变得顺利了。
一般英国的住宿学校每年都有一到两天的体育、音乐节。在那几天学校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掌控着学校命运的人会来这里视察，不过通常他们都是匆匆看一下就走了。走读学校则经常地被检查，因此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走读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宽广的文化，但与公学相比，却对孩子青春期忍耐力的培养不够。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伊顿或者温彻斯特那里的预备学校会为了让孩子得奖学金而给他们灌输很多知识，如果我去那里一所学校上学的话，可以想象出我也能够得到奖学金。我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如果我能更早地适应学校里的暴力和艰难的话，我在十三岁面临这些的时候也就不会感觉那么孤独凄凉了。但同时我也是很开心的。上学仅仅打断了我在家的兴趣爱好而已。父亲为我读书，我和罗兰家的孩子们玩儿，我听哥哥讲述他的英勇行为，而且并不嫉妒他。我特别怀念秋天的晚上，我独自一人踢完足球后沿着落满树叶飘着篝火味道的路回家。家中客厅里为我准备了茶点、鸡蛋和水果，窗帘拉上了，篝火烧得很旺。这些收拾干净以后，我就在桌边等着吃饭了，直到厅里的仆人进来摆放好晚餐。
功课很少让我苦恼。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很绝望，我在记忆拉丁语异相动词最重要的部分，当时头脑麻木，那种心情在我一生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母亲看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她不懂拉丁语，但她帮我寻找记忆的方法，越荒谬则越容易记。“molior，策划，设法做到”她说道。“记住鼹鼠（mole）设法打洞。”我再没有忘记过这个词。
父亲在浴室里换衣服。他出来后我进去洗澡，然后来到一间堆满了各式各样让我迷恋的宝贝玩意儿的屋子里面睡觉；母亲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的房间是隐私和爱的世界，与大多数我这么大的男孩子所要面对的凄凉的宿舍截然不同。
二
父母把我留在家里是我在希思山学校最幸福的事，母亲也因有我陪伴而高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考虑非常地经济。按我当时的年龄，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一战开始时转到我哥哥上的预备学校。当时大多数商人都对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十分恐惧；我父亲也不例外。各类文学，不论好坏，都前所未有地流行，但那并不是公众的预期；出版业被认为是不稳定的行业，《每日电讯报》占了父亲收入相当大的部分，在1914年8月，该报社突然通知所有不是他们正式员工的投稿人，他们不再接受投稿了。
我父亲像往常一样雷厉风行，马上给格伦费尔先生写信说他可能无法为我付学费了，我不知道他脑海中还有其他什么为我提供教育的形式，格伦费尔先生回复他道，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让我免费继续学习。父亲有些严肃地给我读了这封信，并勉励我从那以后要成为一名模范学生。对我们来说，和其他人一样，钱变少了，不过好在我们后来没有沦落到贫穷的境地，父亲也不再需要做这样的请求了。这件事也使得他在喜欢格伦费尔先生的同时也对学校有了一份忠诚之心。我经常以更温和的方式表达这种喜爱与忠诚，但是我却不记得这样的感激使我变得更加勤勉、有序。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刚一爆发我就立即来到了米德尔威奇诺顿，高兴地数着主干线桥头上的卫兵。我跟着从蒙斯撤退到马恩河的部队，画了数不清的图片，展现德国装甲兵在英国步兵部队中冲锋的样子，血和火药到处都是。手枪队解散了。罗兰和我们家没有参与武装抵抗，我们通过收集、出售果酱瓶给红十字会筹集资金。我们还用油毛毡给受伤士兵粘鞋底。
没过几周，父亲就赶上了时代的热情。他在米德尔威奇诺顿作征兵演讲；我聆听了；用着巧妙的措辞和十足的真诚，他宣告如果独裁者胜利了，那么诺顿的矿工就永远不能玩板球了。
他经常在乡下度假，而德国军队经常从那里经过。他对每一座被毁坏的城镇都很熟悉，他用笔将这些表现出来，呼吁人们报仇。但这只是他简短的表达，并且不典型。伤亡名单在这之前已经使他感到厌恶了。
我哥哥在他的自传里面，对他在1914年返回学校做了很详细的记载。希思山学校的变化不大。有一两个老师应征入伍了，走的时候手上戴着发给他们的手表。两三个男孩的名字突然改得英国化了，比如一个叫凯塞(2)的男孩将名字改成了金斯利，我们对此并没有和他们纠缠太多。有个荷兰老师，我们觉得他一定是个间谍。还有两个比利时难民，我们真诚地和他们交朋友。学校里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怨恨，而在别处则到处都是。汉普斯特德当时和现在一样，有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在希思山学校里，我们读完中世纪历史之后，分成了苏格兰派和英国派两派，尽管自己只有四分之一苏格兰人的血统，但我却热烈地拥护苏格兰派。我们和英国派都接纳名字一看就是来自外国的孩子加入我们自己的派系中。我们父母的经济状况也不尽相同。一些孩子在阴雨天坐汽车来上学，身上裹着厚皮毯，司机还会下车为他打开车门。而像我们这些穿着胶鞋艰难行走来的孩子都对这些优越性不看重，不论是尊敬还是怨恨。我想这些都是学校有一个“好的基调”的标志。
我参加了童子军，从附近的地方部队里筹集了希思山学校的巡逻队。我们的童子军比起巴登·鲍威尔书中组织的来说差远了。我想我们应该训练跟踪、木雕，以及在画军事图的时候如何标注敌人的要塞；我们应该被手枪队的至高的荣誉感所感召。事实上我们的进展极少。我们周六下午在一家商店的地下室里面进行检阅，然后行军前往希思山学校。然后我们分成作战双方，进行一种叫做“敲脚踝”的击剑对抗；如果受伤我们就不让再那样玩儿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孩子偷偷地玩儿。中间我们会停止一段，去希思谷里的商店买茶和蛋糕。我们的测验也很草率。如果能带来一些食品罐头，并且有火能加热它们，就算通过测试了，这样的孩子叫做“二等童子军”。能展示出六幅以上花朵画作的都能受到“园丁”标志的奖励。由于我们学校的图画课经常画这些，我们只需将绘画本上交就行了。
在1915年的暑假，罗兰先生让我和他儿子去陆军部送信。我们坐在一间烟雾缭绕的私室里面，那里住着一个老兵，时不时地把一些文件从一个屋子拿到另一个屋子里。我当时的理想是为基奇纳勋爵效力。我经常从他办公室外面路过，但却从没见过他。我见过的最高级别的人是首席军队教士。罗兰先生中午经常带我们去他的俱乐部吃饭；我觉得自己满足为国王效力的要求；整个经过都非常地开心。我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个什么奖章，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得过。
我在希思山学校交了很多朋友，但后来都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有些和我大学时在一起，但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了。有些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讣告并不那么显著。没有人上台掌权；也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写过求援信，但其实这是学校老同学间最常见的交流方式了。格伦费尔先生所炫耀的海军军人，没有一个被送上过海军法庭。
有一个孩子现在是专业的摄影师，也是一位剧作家，经常在我去伦敦的路上见到他。他头发稀少，笑得很牵强，衣着相当花哨。我记得他曾是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漂亮的小男孩。他长长的睫毛上附着晶莹的泪珠，时常激起我们血气方刚的施虐欲。我和我的伙计们常常找借口修理他，谁让他出了名的爱上音乐课，还爱恋女音乐老师呢！我可以肯定这些说法对他是无辜的。我们仅仅是用大头针扎他，再没有别的比这更过分的方式了，而且我们都因为这样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还有一个男孩是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很早就遭受不幸，从巴黎一个臭名昭著的吸毒同性恋家的窗户上跌落身亡了。他比我有钱，也更熟谙世事。他小时候有一个保姆，踢足球中场休息的时候会用保温瓶给他送去柠檬汽水。他常去戏院，有那些节目册，而且对女演员的私生活有很多的了解。
一个周六他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并且很随便地说道：“我们吃过可以去看电影。”看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期待但又非常罕见的事情，看过之后我很久都不会忘记。我激动地去吃午饭了，但是当我问到他有没有座位的时候，他同样镇定地对我说，他还没有看的那些电影其实并不怎么样。
正是从这个男孩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下流的话，而且是非常温和的话，但是在发誓保密之后他才自知有罪地告诉了我。跟其他很多学生不一样，我们对厕所非常会假装正经。这个命运比较惨的朋友经常给我说一些愉悦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淫秽的五行打油诗，但我并不觉得好笑。
他还给我讲生殖的过程，以激发我的好奇心。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性行为都不感兴趣。妇产科让我们很迷惑，像成千上万的男孩女孩一样，在开设生物课之前，我们找一些相关的文字，到字典里面去查“子宫”、“妓女”这样一类的单词，查“妓女”这个单词时查到的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查“号啕”这个词，因为我看到了女人“在生孩子时号啕”。我们几乎是一点都不懂这些。穆里尔小姐给我讲的男女解剖学上的不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给他讲了自己十一岁时对英国国教天主教派的兴趣。
我定期回到北角区那里服务。霍尔女士在那里用小风琴弹奏村子集会时的歌曲以及穆迪和桑基的圣歌。一些业余传道者，以及一个从汉普斯特德基督教堂临时来的牧师，讲授的教义在非英国国教的教堂里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实际上都是露西可以接受的。
露西走后，我和父母去教堂礼拜，他们带我去汉普斯特德郊区花园的圣犹太教堂，那是一幢勒琴斯(3)的宏伟建筑，由一名名叫巴兹尔·鲍彻的十分豪放的牧师掌管着。
他不自诩自己的教义就是正统学说。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口齿不清，在伦敦戏院外的小摊经常能见到他身着世俗的晚礼服。人们对汉丽埃塔·巴奈特夫人的理想都不陌生，对他教区那一流儿的居民也都不陌生。他广泛传播各类主张，名字经常在流行报纸上出现，问及他什么话题，他的观点都反复无常。他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是诺斯克利夫爵士的朋友，至少也是一位皇室成员的朋友。他对格雷厄姆街、玛格丽特街和基尔伯恩圣奥古斯丁那里的安纳甘大公教会恨之入骨。来他这里集会的人不仅仅是当地人。崇拜他的人从伦敦各地聚集过来。他的讲道富有戏剧性，涉及时事问题，不合常理，而且不带任何神学内容。据我父亲说，这些文章长期成为《每日电讯报》的主要文章的稿源，并且他的评论是最严厉不过的。
我已经提到过父亲古怪的教会行为。他从不会把牧师作为咨询对象或者榜样模范。他认为巴兹尔·鲍彻仅仅是一个笑话，而他却定期去坐在下面听他讲，从不对其中的惊喜失去享受的乐趣。我母亲只是冷淡地鄙视他。
鲍彻先生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的牧师。他感觉愉快的时候就宣布一个节日，不论日历上面标的季节和场合。他着装整齐，到处游行，灯和香就走在他前面。当他情绪上来的时候，他为自己特殊的仪式即兴创作。一次，他站到了圣坛上面，穿着长袍，手拿盐罐。“我的人们啊，”他说道，“你们就是地球上的盐，”然后在我们面前的地毯上撒了一勺盐。他的服务是“圣餐”，而在北角区这里我们只有晨祷。撇开鲍彻先生过分的表演，我看到了一些更神秘的东西。
在米德尔威奇诺顿，我和一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副牧师成为了朋友，他去世前成为了天主教徒。年轻时他是个研习礼仪的人，甚至连康妮姑妈都觉得他有些极端了，但他却有着当时高教派的基本准则和虔诚。他教我在圣坛服务。我在其中发现了很多乐趣，而且在那儿绝不会装腔作势，因为我所从事的一项自己不喜欢的服务是“忏悔”。我需要大声领着稀少的人群吐露心声。这总是让我觉得很尴尬。但接近神圣标志，清晨的寂静，以及和正在上演的事情的亲密感都令我感到高兴。
从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再画打仗了，而受到中世纪古书上图案的启发，开始画圣人、天使。我对教堂里面的装饰和英国国教的等级也非常好奇————“新教徒、温和派、偏激派、顽固高教派”都是他们所代表的。那是本科生罗纳德·诺克斯半幽默、半虔诚地在乡下骑车游行时提出的这些疑问。我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传染了，在米德尔威奇诺顿我在奇康普顿的表兄妹们也加入了这个探寻之中，在伦敦给我讲肮脏的五行打油诗的朋友也加入了。罗兰家的孩子们对这不感兴趣，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没有一起玩的游戏。
在夜间育儿室里我在床边做了一个神龛，一共有三层，一层比一层小，每一层上面都挂有一个小罩巾。我还在上面安上了黄铜烛台、花瓶和一个我在宗教商场里买的圣人塑像。这些都是用白石膏做的。我尝试着用水彩使他们变得生动起来，但颜料很快就剥落了。工厂生产的彩色塑像让我爱不释手，可就是买不起。我在这些东西前面用黄铜烟灰缸点上锥形的香。
我对纽曼的《杰隆修斯之梦》印象很深，我是在一本展现新艺术派画作的书中看到的。在模仿的时候我还创作了一首海华沙(4)格律的悲情诗，名叫《来世》。诗所描写的是灵魂在肉体刚刚死后的经历。这首诗的手稿被拿给父亲的一个朋友看，他拥有一家印刷公司，并且经营得非常好。他想出一个好主意，把这首诗制作了几分附件，装订在一起作为送给我父亲的生日礼物。它们在家里传播开来。我不知道制作了多少本，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但这本书的存在让我感到很羞愧。
这个时候我开始表露自己想成为一名牧师的想法了。母亲在小时候看了太多牧师生活枯燥的一面，不支持我的想法。当我开始背诵大段十分虔诚的话的时候，她不再听我晚上的祷告了。这是她第一次不愿分享我的兴趣。
“兴趣”这个词用得对吗？我在考虑。这件事情的一切都很荒谬，但本质上，大人们的虔诚又有多少不是荒谬的呢？上帝通过很多人讲话，以无数不同的形式现身。是我自己住在一个自我想象的世界里，还是我和一个客观世界的联系比较模糊？把这些事实的预兆完全看成是异想天开而不予理会就有点太愚昧无知、以怨报德了。后来我对这些预兆的理解逐渐清晰，但仍旧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我在教会学方面的兴趣并不排除其他。我负责主编学校的杂志，名叫《犬儒主义者》。是我父亲的秘书为我们起的名字。杂志的内容很浮躁，一点也不愤世嫉俗；仅有的几个笑话显得十分无力。我收集了“战争纪念品”————一些弹片，空弹壳，一个德国头盔，这些都是从前线带回来的。我觉得在维多利亚车站有一个卖这些东西的市场，在那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可以靠卖纪念品维持生活。但在战后的前几个月里，我对这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把这看作是一种生活状态。在战争的第一年里，食物短缺还不明显。一架高射机枪立在白石湖边，当齐柏林硬式飞艇从天空飞过时，机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没有炸弹落在我们一英里的范围之内，但当我被从床上叫起来享受野餐的时候，防空警报在此时响起是很惬意的。我对危险毫无感觉，其实危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有时候看见敌人探照灯下面的银杆。有一次极好的场面，我看到一个落下了，在火焰中缓缓下沉，和那些在外面路上欢呼的人连在了一起。
父亲不再购买《笨拙》周刊，因为他不喜欢那种轻松的爱国主义风格。当看到那些阵亡名单中的名字时他心情沉重，一年前他还在社本看那些孩子玩板球，并且在迪格比请他们吃过晚餐。母亲整天都作为志愿救护支队队员待在海格特的医院里面。很多和父亲同龄的人都成为了特种警察或给战犯打包裹，但这两者我父亲都拒绝参加。他经营着那员工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的生意，写文学批评，观察着西线的僵局，预感到我哥哥最终会被吸引过去。
哥哥在社本的兴趣令人着迷。他同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性我都像熟悉希思山学校里的学生一样熟悉。板球比赛的比分通过电报接收得到。我哥哥在他的自传里清楚地提过，他总是麻烦不断，最终被学校开除了。要不是后来读了他的自传我还不晓得有这档子事儿呢。父亲绝对保密，亚历克的不规矩他心里很清楚。我在场的时候他从不提这些。有时我听到流言蜚语的时候，我非常气愤地否定了它们。亚历克穿着一身卡其布的衣服出现了，首先在军官训练团受训，后来又成了皇家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每周日晚上读诗都是心酸的一幕。这些诗歌变成了他用来打发等待回营休假列车的工具。他特别欣赏英国九十年代的抒情诗人；他们那正在消失的节奏总是他启程的前奏，父亲总是送他走到伦敦火车站的尽头。所以当我现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不是皇家咖啡馆里苦艾酒上的一缕胡子和狂热的眼神，而是绑腿布、大笨靴子以及在家里图书室玫瑰色的灯光下面一个年轻强壮的士兵端着一杯咖啡。
三
父亲和哥哥都写过由《青春的迫近》而引发的轰动和痛苦的文章，这是哥哥写的第一本小说，是一部自传，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他的学生时代，这在当时是很独特的。一些报纸开始争论，许多甚至断绝了和父亲的朋友关系。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被禁止去社本就读了。这本书一被出版商接受，还没有出版，他们就立即给我找了一所新的学校。因为很少留意，所以可选的学校有限。母亲更想把我留在家里，送到威斯敏斯特或者圣保罗那里或者是汉普斯特德的大学学院学校。但这些似乎对我父亲来说不自然，经过简单的商议，他选择了蓝星，一个他从没有见过也没有任何联系的地方。
那里是伍达德的基地之一，最初设计是为了培养高教士的，特别是牧师孩子的教育，也正是出于它这方面的名气，我们选择了这里。
我父亲的性格就是一旦决定了下来，就要立即实施。我参加了在复活节学期的入学考试，分数很低但通过了，下学期就去蓝星了。
我记得自己去的时候一点也不害怕。我所读过的学校里的故事，以及我在家里所听大人说到过的，使我感觉去公学上学能使我进入一个有着更多机会和冒险的世界。我应该为我自己一辈子上学都是走读生而感到羞愧。当时的传统是在9月份一学年开始时第一次把孩子送到学校，而且现在也是这样。后来我去了那里才发现我不应该去。我是父亲那种对所有的事都要完成的本能的无知受害者。如果我在希思山学校再待上一个学期的话我会更加幸福，但我对如此匆忙地把我送出去并没有心怀怨恨。
“送”这个词也不恰当。父亲把我带到蓝星。1917年5月9日，我们一同乘火车前往。那一天是我日历里黑暗的一天，是这样的，当时我一个口袋里装着一个日历，在上面我标出来了这一学期的日子，根据我的运势，有些日子会比其他日子更要黑暗，日历的边上我画了一圈锁链将它环绕起来。
春天天气又冷又湿。我们在布莱顿转车，午后时分到达肖埃汉姆，又乘出租车去了学校。
现在这一地区人口非常稠密，当时可不是这样。阿杜尔河的水位很低，露出了平坦泥泞的河床；河的一边有一间间军营小屋，另一边的一块空地偶尔被用作飞机场；河水从东边的海滩流过来，一直到布莱顿郊区都是一片荒凉；往西流向沃辛，沿途有蓝星和桑普廷几个村落、农场和耕地；正如父亲提醒我的一样，越过天空，是“丘陵的轮廓，光秃秃的却很宏伟”。
有许多画作描绘这里的乡村景色，有许多爱德华时代和乔治亚时代的诗歌赞美这里的景色。山谷因小诺曼底式教堂的存在而显得优雅，没有树木，修整得很好，零星地散落着几个蓄水池、羊圈和一些分散的有些荒凉的农场。出租车转过肖埃汉姆的大木桥之后，我们看到了在地平线上的校舍全景。
之后，父亲开始谈论它和社本的不同。学校围绕着中世纪教堂所建，里面也包括修道院的建筑；房子是家庭式住所，由老师的妻子掌管着，分散在购物街上；这里有一家非常好的酒店和一个主干线上的车站。学校的生活与祥和的西部乡村集镇生活差别不大，每个人都悠然自得。蓝星那里的生活是修道院式的中世纪式的禁欲的生活，而且严格来说是英国哥特式的复兴。学校的建筑连成一片，遍布白垩山丘的山坡一侧，呈阶梯状。远远望去，孤然耸立。我们收到了一些建筑的照片，但是面对这里小礼拜堂巨大的统治地位着实让我们没有准备。伍达德先生为了买下这里花了高价钱。房子的地基据说要比上面的防洪堤还要深。他希望他所有的学校都能够再度肯定英国圣公会的国教信仰。蓝星小教堂是他设计时代的顶峰之作，以最清晰的色调表达出他的目的。这座伟大的建筑并没有完工，但东边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分根本就看不出来受损的痕迹；那些被临时抛弃的房子就在后面。窗玻璃从外面看是绿色的，就好像走进了水族馆一样。来访的传教士经常将教堂半圆形的后殿比作一艘船的船头。据我所知在这个王国里，宗教改革之后，再没有比这座教堂更为壮观的宗教建筑了。
我们沿着私人车道向前行驶，教堂的中殿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门房是一间临时的小屋。我们在这里停了下来。看门人给我们指了指校长的住宅，我被带了进去。这里的人经过商讨，都觉得这幢房子应该让校长使用，因为它比别的房子更能体现出校长的高人一等。
亨利·波尔比，我父亲在牛津时的校友，是当时的校长。他又高又瘦，非常帅，只是当地凛冽的寒风吹过时他那狭窄的鼻子会被冻得通红。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是因为当时他被送进牛津大学跨栏校队，不幸受了伤。他是一个学者，有着在讲话和写信中引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经典典故的老习惯，他对教育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希望能成为一名主教，这并不是特别无限制的野心。他父亲就是一名主教，他曾在约克郡的大主教身边做过牧师，在伊顿公学做过助理教员，这些经历都足以使他升迁到现在的职位。校长的职务是通往主教职位的后一阶段。到1917年他已经在蓝星八年了，也正是我在他那里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被忽视了。我后来听说他在伊顿公学并不十分受尊敬，据说他在那里在有名的学生父亲面前惹是生非，和漂亮的学生母亲、姐姐调情，这使得他自己非常荒唐。他的那一面，假设是真实存在的话，我们也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纷纷模仿他，因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将“apostle”和“epistle”两个单词中的字母T发音的人，但我们对他比较敬畏，而他也对我们一直保持冷漠，虽然我们大家都认同蓝星没有伊顿重要，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最显著的天赋体现在对下级的选择上面。我们对他任命的老师都非常满意。
波尔比太太是一个和蔼但有些糊涂的女人，特别容易在社交场合失言失态。这些事被夸张地反复流传，成了我们在学校里全部传说的一部分。也许正是她的这一弱点对她丈夫的升迁很不利。一天下午她让我们到客厅里喝茶，她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说这茶是“爱国”的茶；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吃点心，因为这些点心都不是用面粉做的，而是用土豆、大米制成。
那段时间饥荒成为了主题，在后来的十八个月里又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作为我去学校之前对我的款待，我被带去苏格兰音乐厅看喜剧演员哈里·劳德的演出，他在唱完歌之后又给我们讲了讲这件事情。“当你给自己又切下一片面包的时候，”他说道，“看一看刀子，上面有血。是你拿刀子戳英国士兵的后背所沾上的血。”报纸上充满了警告，只有自愿克己的人才能将国家从羞辱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嘲笑德国人，嘲笑他们国家控制粮食，但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希思山学校，粮食都没有缺过。1917年水下封锁生效了。二战时，青少年不再像一战时那样，政府定量给他们供应食物；我第一次来公学学习也正是我第一次感受饥饿。波尔比太太的爱国食品是我在暑假之前所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
很快父亲就要离开了；和他分开我没有感到痛苦。我那时坚信这将是一个全新刺激生活的开始。我从校长那里出来，住校导师接管了我。
对蓝星不了解的读者可能会想了解一下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在周日晚上朗读家庭祷文，有时会在各个宿舍念，就像部队的长官视察军队一样，时不时停下来对我们中的一两个人问候几句。那就是他对我们全部的个人关照了。其他的都留给住校导师来做。我那时一共有四个住校导师。这是给那些排队想获得房子的助理教员的职位，因此尽管我们自认为会拥有一些权威，比起其他房间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确很不利，因为他们上学期间一直都由一个他们已经了解了的老师带着。英国孩子讨厌变化，对熟悉的老师，哪怕这老师十分讨厌，也会感觉很开心。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波尔比先生选的住校导师都是非常好的。
我的住校导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特别是对新来的学生更为和蔼。他名叫迪克·哈里斯。他的哥哥在沃辛有一所名叫圣罗南的小学，那里的许多学生都来蓝星这里继续学习了。迪克的哥哥英年早逝，之后迪克继承了那所学校，并且一直维持着学校的繁荣。他和年纪小的孩子在一起时最好了。年纪大一些的孩子都说迪克是他们的恩人。在我来到一个新鲜刺激的环境里的时候，没有谁能够比迪克更让人感到放心了。尽管我不知道，但他在学期末的时候离开学校去了军队。他称呼孩子们的教名，这是一项1917年以前很早的传统。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他的影响。第一学期这些快乐的痕迹都是迪克·哈里斯给我带来的。
一个周日的晚上，当迪克有了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像布道一样朗读利·亨特的《阿布·本·阿德罕姆》。这正是他和蔼但又不成熟的性格特征。
他身材不大，穿着整洁很有活力；是剑桥校足球队队员，他眼睛蓝而清亮，皮肤白皙，待人直率、友好。离开学的时间还有一两个小时。迪克借给我一本书，是马克思·彭伯顿写的《钢铁海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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