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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或是躲起来，或是战争一开始就径直走到“敌人”那里，被敌人打死。
在便步行军时，别人会劝我们唱歌。通常我们会忽略被世界大战步兵奉为神圣的歌谣，而是一边大步走，一边低吟美国小曲：
“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培养成战士。
我培养他成为我的自豪和职责。
谁敢把来复枪放到他肩上
射杀另一位母亲心爱的孩子？”
其实我们并不独特。此时，在其他公立学校的同龄人也是这样。在伊顿有一个排戴着角质架眼镜，列队行进时这样报数：“……十，恶棍（扑克牌中的J），皇后（扑克牌中的Q），国王（扑克牌中的K）。”我们没有如此时髦，不过我们也侮辱了当地的传统。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参加军队是非常时髦的事，而且蓝星对参军感到非常自豪。正如在军队里，没有赢得什么荣誉的男孩也能凭借热忱获得一官半职一样，通过参军这种方式，不那么起眼的公学才能在其他学校面前保持优越感，尽管在板球比赛或奖学金评比中他们比不过其他学校。这确实是军训支持者所强调的军训目的之一。我们只是鄙视那些“军队狂人”，认为他们身上的军阶条纹更加证明了这一习俗的愚昧。（另一论点是，在战争时期，军队训练使我们得以接受当时的军事任务。但在下一场战争之前，任务已经改变了。最终当我服役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是否得过一级证书，孩童时期学到的东西在1939年的军队也毫无用处。）
1921年3月，高年级部反军国主义思潮达到高潮。那时我十七岁，读中六，而且很幸运地成为下一轮年级部学生社长提拔的候选人。这个学期，学校举行年级盾牌杯争夺赛。一般几个年级会分为两支分队，每支分队从两个年级里调集排员。而在比赛中，高年级部会以一个整体出现。我们非常懈怠，列队行进时和来自连部办公室的训斥成为每星期的家常便饭。现在我们正接受住校导师，即在上文提及的顽固的年轻牧师的训话。他威胁道，在军队中不尽全力的人将无法晋升。
这个合理的要求使我仓皇失措，因为我不是像我假装的那样胸无大志。这一要求比对男孩们的暴行更能转变追逐私利的心态，尽管对男孩的暴行令人作呕，构成了我日记中体现的粗鄙。虽然内心倾向鄙视“团体”的形式，我却暗自渴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团体徽章（拳击、游泳和赛车是我很有可能拿到徽章的运动）。而且我想成为学生社长，从之前的自我的评价来看，不应该说我渴望权力。但由于我觊觎的职务，如杂志编辑和辩论协会的主席，都只能由学生社长担任，所以我想成为学生社长。
我们讨论了住校导师对“铿锵小组”的挑战。有一个党派在加重的社会混乱中处于有利地位。投降会是可耻的。我不真诚地提出我们最后和最好的狂欢会要如何举行。
在蓝星有一个传统，举办“颁奖庆祝会”，奖杯从一个年级传到另一个年级手上。当落败的一方聚集在他们的年级宿舍里鼓掌的时候，获胜方的队长则会参与进来，并被隆重地授予纪念胜利的奖杯。之后，聚集在外的队友们会将他举到肩高，并以极快的速度把他抬走，绕过回廊，直到他的宿舍里，还伴着歇斯底里的欢呼。我的想法是高年级部应该赢得一枚徽章，如此便能说明谁都可以在这种不光彩的竞争中取得好成绩。所以我们应该无视它，并拒绝参与这种比赛。于是我和我的同僚们召集了他们来开会，这是一个空前的举动。会议对此方案进行了解释，并得到了一致同意的投票赞成。离比赛还剩一个星期了。从那时起，所有高年级学员沉浸在一片对军队的热忱和狂热之中。我们学习一直忽略的手册，擦亮装备。低年级学生中表现出众者可得奖励。长官对这些明显的举动感到心神不安。他们知道我们曾开过会，但却对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很明显，是这次会议使我们发生改变，而不是住校导师的规劝。
我使自己静下心来，传阅当天的命令。“为了年级的荣誉，我们应该赢得排队盾牌。我们拥有年级前辈的承诺和自信。相信上帝，在队伍中站稳脚步。”
我到底欺骗自己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告诉自己这并不是一个保全面子去实现我的志向的做法？单从我的日记判断，在学校的纪律基础上，我们尊重法律。在比赛的前夕我去找学校的负责人并且对于“颁奖庆祝会”是否是一个强制的事件问了他的看法。他说没有先例，他不能对一假定的案例心存偏见，但是他认为我们应该遵守规则。
在那天，我们的排在出勤以及队列训练中领先。但是最坏的情况出现了，那就是到了疏散队形的环节时，笨拙的表现令我们失去了徽章————那时候，我错误地认为这一定是上头的阴谋。高年级部在最后的排名中仅名列第三。于是，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懊恼。一两天后，住校导师把我叫到他那里，然后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不做学生社长，要不就卷铺盖走人。看上去他好像看不透我的心思。最后我接受了任命。在后来的两个任期里，我渐渐地与之前的好友分离。阿超对我引用了布朗宁的《失落的领袖》里的一句话，然后埋头苦读《军事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找出可以逃脱服兵役的方法————当然，最后他成功了。
除了一般性的凶恶和特殊的残酷之外，我们并不十分凶残。民众反对性开放，他们认为它是一种肮脏的东西。性是那些永无休止的、冗长的黄色笑话的主题，而不能用来炫耀。无论那有多么的令人向往，都必须保持它的私密性。另一方面，很多的高年级生，都迷恋一个或那么几个低年级的男生，跟他们演出一幕幕复辟时期喜剧风格的幽期密约、秘密的通信以及沾沾自喜地担当护花使者。我对一些十五岁的漂亮男孩很敏感，但却没有成为激情的受害者，它令我很多的朋友都深受折磨（对于他们，我充当的是严厉的心腹知己）。
民意对于吸烟是给予谴责的，除非是在夏季学期的时候。在秋天和早春的时候人们觉得自己应该参加这样或那样的训练，而吸烟被认为是十分有害的。我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夏季，小教堂的背后举行了不少令人愉快的傍晚集会，却没有吸烟，那些甜味的，尾端为丝质的黎凡特香烟。
我们并不迷恋喝酒。尽管没有烟，院长也会向他的学生社长们献上潘趣酒或圣餐酒。最后一个耶稣升天节与我第一次的很不一样。我与一位朋友外出，他借了一辆汽车。在齐切斯特，我的朋友在午餐会上喝得酩酊大醉，驾着车畅快地绕着市场十字架，向过往行人喊着我们在找救济院。没有人理会我们。后来，他把车驾到一条胡同，在灌木篱里睡至晚饭时候。
官方处理赌博问题的态度是不可捉摸的。虽说禁止，但某种程度上却是同谋。他们总是发行五英里越野赛跑的彩票，官方批准的要求上写着：“什么都不要让我知道。”这让人感到不满意，就像组织者冒着军纪官会援用法律来警告他们的风险。
先开始允许在“铿锵小组”里打桥牌，然后被撤销。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我喜欢在关灯后和另外一个年级里的社长外出走到海边。这些远行是十分单纯的。目标是脱离学校一两个小时，就像在海航中短暂歇息的着陆，然后在陌生的港口的公众花园漫步。这件事迂回地传到我父亲那儿，引起了一场隐晦的责骂。
当我们获悉你晚上从宿舍逃脱出去并去海边的事，你母亲和我十分震惊。多年来这是我们听到的最让我们苦恼的事情。你，一个学生社长，深受你上司的信任，居然玩如此腐败低俗的游戏，这样根本不配有沃之名……
我不能威胁自己的儿子。我只能请求他们。当亚历克告诉我这类事情发生在社本时，我要求他保证他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承诺了，并坚守了。我请求你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你最宝贵的保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你任何愚蠢的行为只会危及你自己的将来，我不可能有背弃信任、品行自私的儿子。
类似的话有很多，我当时很好奇那些人在社本怎么可能走到海边，想象出一个城镇与别的地方的不同之处。我当时想，父亲实在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我是在四十年后，我哥哥出版的自传中才得知他曾经被驱逐出校了。现在我才体会到，父亲是怕我重蹈我哥哥的覆辙。
二
在蓝星的最后两个学期，我忙碌于学业。写诗获奖让我父亲感到高兴。我通过写诗获奖给予了父亲乐趣；主题背景是从马洛礼中节选的，以斯宾塞体诗节创作。当时我选择不是英雄主义或者浪漫故事，却是贝德维尔爵士在亚瑟死亡以后充满怀旧色彩的幻灭的沉思，这在我也是很典型的；我也获得了英国文学奖，但是我主要关注的是阿超和我在12月同享的牛津奖学金。我们现在强烈讨厌上我们六年级历史老师————一个疏懒，幽默的神职人员，我们认为他在教我们的时候没有充分地展示自己。在四年学期中和有干扰的假日里，我们艰苦学习。很多个星期，阿超和我在伯钦顿占据了几个房间并且恪守一张严格的时间表。即使如此我在学习时仍相当任性地阅读，与探索考试设置的题目相反，我发现自己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更感兴趣。
我父亲希望我和他一样去新学院。在同一群学校中，有两三个其他的院校，而赫特福德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填写申请表的时候，我发现高等赫特福德奖学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观的。实际上，我父亲和其他大多数跟他职位相当的人一样，与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变富，实际上已经变穷了。我知道，和阿超的父亲不一样的是，他觉得拿到财政津贴十分容易。我也知道，我不能拿到新学院的奖学金（实际上，蓝星的领导觉得测试是竞争的一种方式）。我在过去六个月勤奋工作主要是希望尽快离开学校。这些考虑敦促我采取了将使我的大学生活大为不同的行动。我把拿下赫特福德的奖学金作为我的首选。
因为对学校生活已经极度厌恶，我现在不再与左翼分子一道了。在许多人回忆中，在校的最后一个学期就如天堂般逍遥自在。学校是如此的无拘无束：只要你喜欢，任何一道墙都可以翻越，所有标明严禁入内的草地都可以随意践踏，还可以戴蝶形领结————所有校规都如一纸空谈。话虽如此，可是我却不喜欢这样。因此，我为那些厌倦生活的人成立了一所“死亡社”。我们系黑领带，在衣钮上戴黑色流苏，还有，在信纸上写悼词。在办公室里，我的头衔就是“送葬者”，我会在新成员的提名表中写道：“‘送葬者’以最沉重的心情，对××先生加入死亡社表示深切哀悼……”
我在校刊上发表的最后作品是一则宣言，主题是关于荒谬的幻灭。
1922年的年轻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那时写道）无论如何，他们会是精明的，他们不会夸夸其谈，也不会心有阴霾。也正是因为他们精明，他们不会成为革命者，不会当诗人，也不会变成神秘主义者；虽然他们会失去很多，但起码是真实的。这年轻的一代，也会变得更谨慎……中年人会觉得他们的内心很难窥视。可是他们为自己辩护：有强烈的幽默感，能够令自己“除了该承认的罪过外，几乎所有罪孽都就此远离”。他们会面带讽刺的笑容，用比九十年代年轻人更自负的眼光来看待自身。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当他们“感觉变老”之时，老一辈已经远去，也没有什么理念或幻觉能用来自我安慰。因此，他们注定不会成为“快乐的一代”。
我写下以上文字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已经省去了许多华丽辞藻————这可能与当时的心境有关。那时对于当下以及未来的预测，在今天看来，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奖学金测评的那一周，于我来说是纯粹的享受。阿超和我是仅有的两个蓝星来的候选人。我们先在家过周末，然后约定在帕丁顿见面，一同去牛津旅游。旅程中，我们在米特雷停留————那可是我第一次独自在宾馆过夜————在那儿我们找到了一叠过去住客的名片和邀请函。那里的饭菜可口丰盛，我们还在剧院和工会里与大家进行辩论。阿超只针对新学院开战，成功率当然是低之又低的。可是，他会用马钱子碱来武装自己————据他所述，这能令他的大脑变得兴奋。（后来，当他毕业拿到第一名的时候，一位理发师来到宿舍，在满屋的论文里帮他打理头发。）
接下来，我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在某些科目上深究，并放弃了一些会让自己显得幼稚的科目。
在普通论文中，我写了大量有关“拉斐尔前派”以及亚瑟·塞门兹的《比亚兹莱的生平》的主题。在口试里，一个有礼貌的新学院先生指出了我在十八世纪农业上认识的浅陋。尽管如此，我自信干得不赖。于是，我们多旷了一天的学。五天之后成绩送到了蓝星。我获得了赫特福德奖学金，并且可以自由离校了。更绝的是，我不是因为犯校规而被赶出校门，而是光荣离校。
总结一下我的校园生活：
我的英语文学知识主要是在家中获得的。十年来，我在教室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拉丁语、希腊语、历史以及数学的学习上。现在我已经忘却希腊语了，闲时也没有读过拉丁文。如果要写篇墓志铭，现在恐怕是很艰难了。可是即使如此，我丝毫不后悔做过这般流于表面的古典研究。我相信，为古典研究的地位所作出的辩护是再正确不过的。只有学过古典学问，一个孩子才会明白，原来一个句子是有着逻辑结构的，单词与其内在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不管这个词是用于文绉绉的暗喻还是露骨的谩骂。大部分没多少教养的人，如女人和美国人，如果没有接受那百里挑一的天才的指导，使用上往往会背离这些单词的本意。也正因如此，在我们已经失去翻译技巧以后，那旧式的英语测试题“解释句子大意”仍然屹立不倒。
对于那些在蓝星读过六年级的人来说，他们的拼字是拙劣的，这全因他们很少读书，仅仅把注意力放在评论风格或大意上；拼字是幼儿才会注重的事情，因此他们将其忽略。那些“专攻”历史的人，对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的地中海历史认识模糊，对从亨利七世开始的英国历史，以及由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到色当战役的欧洲历史认识稍好。我们能够即席翻译法国文学，但如果要说法语，口音浓重非常，谚语一窍不通。对于诗歌，古典的音步倒是好好地敲了我们一下————“敲”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词了。那些音节、韵律在我们的耳中萦绕，使得我们对毫无韵律美的现代诗歌充耳不闻。对地理，以及所有的自然科学我们都不屑一顾。自从我们从预科毕业以后，数学几乎没再取得进步。我们的常识只能勉强解决《泰晤士报》的填字游戏。
我所受的教育，现在看来，只是为一件事做准备，那就是当一位英语散文作家。这确实是再令人惊讶不过了，因为实在没多少人有能力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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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首传统的英国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