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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短缺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1946年1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3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1938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于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