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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小说网 www.qbshu.com,最快更新忆往谈旧录最新章节!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20。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21。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22。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23。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24。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〇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25。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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