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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不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裂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中国革命博物馆存有一张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来，既有日军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中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