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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广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离去，首尾约近两年。其间之事，不无可记；但今事隔十数年之久，亦只能追忆大略而已。
关于愚到广州之由来，及初到时一段情形，往年于《村治月刊》写《主编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读者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便得，今不再叙。兹从十七年（1928年）春间，李济深（任潮）、陈铭枢（真如）戡定广东，愚稍参预广东政局说起。
一
于此，宜先点出愚平素见解主张之与当时政局有关者，此约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今后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绝对否认一切暴动破坏及任何对内作战之理由。
二、必须大局统一稳定，乃能施行建设而得到进步，故国家统一实为第一要件。
三、但中国只能有一种宽弛的统一局面（尤其彼时为然）：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至如所谓建设，固意在愚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却暂亦不甚计较。唯上列三点，则不能放松。盖事之缓急先后自有别也。
愚于中国之前途，既自有其见解及主张，不能苟同于当时之国民党；而当时之广东则完全一国民党秉政之局，愚故不愿滥行参预。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发表愚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愚辞不就职者以此。然国家之事，人人有责，我自当因机缘以尽力，断无局外旁观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广东，李陈为政；两公既属知交，即一机缘。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却自经张黄事变，暨上海会议而后，大为灰心；此时（民国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粤见面时之所言（具见《主编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机缘。以此，愚故留粤稍参预其事，冀为乡治运动之推行。愚在广州年余，对广东政局总取不即不离之态度，一贯到底未尝变也。
二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粤戡乱，既邀愚自新造细墟出广州，愚为任所陈说者，除乡治道理外，特提出三个问题请其注意：
第一，广东对南京国民政府之问题；
第二，任潮对真如之问题；
第三，任潮对国民党左右派之问题。
第一问题，实即李对蒋之问题，或地方对中央之问题。盖当任回粤时，蒋已恢复其中央之地位，而对任之回粤戡乱，不特不为之助，且种种为难。其事实甚多，不烦枚举。此当前一大问题，不可不亟决定应付之态度。第二问题，则以粤局之戡定，实得真如自沪入闽，率其旧部协助之力。今后真如在广东政局中自占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处之也。第三问题，则此次变乱（张黄之变），既出于左派所为，左派关系已绝，却虑右派势力，又来侵入广东。假使不善为应付，其足以贻误粤局，将有甚于左派者。必须此三问题应付得当，而后粤局可安，建设可施，事业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乐观也。
任潮于问题之提出，颇为首肯。愚因又陈其意见如次：
第一，当认定自己之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不作他想。却为达此目的，必须维持大局之统一稳定，对蒋（中央）软硬兼施，总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万一相逼太甚，卒不见容，则只有放弃地盘，绝不与之动武。盖一则吾人以大局之统一稳定为重；二则吾人若果负人望，虽一时退让，又何难再出也。
第二，当力谋与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须事事开诚相见，不使有一些隔阂；第二必须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万一广东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第三，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凡愚所谈，任潮靡不谓然，亦缘任之为人雅与此种态度相近也。后来事实上亦大致循此方针，而卒不能无问题焉，则其间殆有天命矣！
三
方任潮回粤戡乱之际，蒋既种种与之为难；洎粤局大定，宁粤对立之痕迹日显。张黄之变，原出左派阴谋，意在攫取广东地盘组织中央政府。故与汪偕来者有左派中央委员八人。此八人者既经监察会议议决予以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职权，而此时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蒋竟使之出席。张黄军人，其举动干犯军纪尤甚，而蒋乃接济之，收容之，使其驻兵浦口。人之为任潮计者，咸主联合其他中委通电指斥，俾蒋无得挟中央会议之最高权力以相钳制。盖此时若予默认，将来欲说话，便已晚也。然任卒隐忍未发一言。党中元老念非抟合宁粤无以竟北伐之功：既见任潮有包容之量，遂专使曾养甫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手翰抵粤，劝任入京面蒋，以消嫌怨。
任潮究竟去南京与否，在广州当时颇成问题。劝其勿去者固多，主张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间，愚闻其将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则重要干部多人皆来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约定同行，既先期候于港。而港督金文泰闻讯，则专人持函来省劝阻。交涉员朱兆莘手金函译述之。略谓：省港密迩，祸福相倚；公此去必无幸，为粤计亦为港计，不能无一言之奉（此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利于我不统一）。而陈伯南（济棠）、冯祝万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则隅坐俯首，默不为答。时晚餐酒肴毕陈，彼此相持，无人入席。愚于此，初无定见；然睹状，知必须速其行。因趋前语任曰：吾非热心劝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与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干部，既皆主张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当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岂某氏所能为祸者邪？公其行矣！我愿伴公之行。任闻言似有所动。旋即让客就餐；餐罢起行，愚与之偕。
比抵沪，尚有以不必入京为言者，任则不复犹疑。
此行结果甚佳。不独蒋李释嫌，真如更持蒋函西行经汉入湘，晤白健生、程颂云解释一切。盖其时白、程与蒋亦不睦也。内部既和，北连阎、冯，分别出师，全国大局由此底定焉。
于时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数职，谋北伐最积极。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实预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数谒先生。先生语我，邵元冲人格卑鄙，为任潮秘书长（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多不宜；幸转语任潮更易之。愚问：孰宜？则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后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粤事也。
四
张作霖出关，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在望，蒋电粤，约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后。其时，遂有五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会于北京之事。方任潮将北上，愚语以全国事难有好希望，粤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诚知其未必有望，但此会关系至大，岂可不尽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先是，蒋以国家统一在望，有一极长电文，分致阎、冯、二李，论裁兵及划分国防军区事，于军政军令之统一，计划甚详；举凡各地军官学校、各地兵工制造、南北海空军等一切，皆收归中央。电末总结：以上计划拟由我等五人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谅必荷诸兄赞同云云。愚当时在任潮处得睹电文，心窃笑之。夫裁兵与军事统一，为国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顾若干年来卒不易就，今日讵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统一，岂不正在诸巨头彼此间邪？问题既不在外，则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业，此当前第一义也。此处大有功夫在，为之领袖者，正宜知所从事。乃蒋氏遽以其主观要求，为片面之拟议，迫各方以同意联署。谓如此，将不得更持异议于后。抑知问题非揭出不得解决，意见非宣白无从消弭。唯彼此开诚相见，仔细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见其巧，只见其拙。联署非难也，联署之后，彼此各有怀抱，弥以深刻隐伏，问题解决更难耳！中国之统一，原非易事；而蒋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见于此，故语任潮云云。
果也，五巨头会于北京者七日，仅相偕一谒孙总理灵而已。对大局问题，曾无一度之切实商讨，匆匆遽去。濒行时，蒋又以南京相会为约。盖在南京，举行中央全会也。会前，对阎、冯、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于会中提出撤销各地政治分会案。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之简称，于时全国有四：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广州政治分会，任潮主之。各分会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辖两省、三省不等。分会之宜存宜废，非此所论；然军事未臻统一，遽先求政治统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任潮愤其相逼，不出席会议。诸元老颇寄同情，亦相偕去沪，不出席。李石曾且倡为“分治合作”之说。一时顿成僵局。其后，虽得转圜（决定撤销，而延期三四个月实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连内战，伏于此矣。
五
任潮对待真如，大致甚好。粤局初定，即欲以省政付托真如，俾愚劝驾。真如力辞不受。其时岳阳彭君一湖，方得真如倚信。一湖，君子人也。与愚一见如故。又嘱一湖劝之，卒不肯。愚与一湖察真如之情，非虚伪也，因共覆任公，请无复谈省政问题。于是主席不复易人，而真如荐一湖出任秘书长。一湖又邀其友高阳（践四）、钟泰（钟山）诸君来任秘书。任潮悉从之。愚与高、钟友谊，亦始于此焉。
大局安定，因谋建设；于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为设计筹划机关。任潮真如又俾愚与一湖主其事（任潮为主任委员，愚代理之）。然一湖在省府，愚在建委会，功力唐捐，均无一毫结果。盖吾侪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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