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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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的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数，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听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自己。

    有一次，我去见马歇尔元帅，我的英语不行，有一位朋友帮助我，这就是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他的英语很好。当时，在马歇尔那儿的蒋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维（当时任交通部部长，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那天，我去时俞大维也在座。马歇尔对我们说，两党之间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这是我们中间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办的事。怎样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向着相互谅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这种相互相信要在事实上去做。我同俞部长商量好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蒋介石不干，不点头，在俞大维参与时说好的事，去报告蒋介石，说某个问题应当解决、签字。蒋介石说，不！再说底下的，谈好的事先搁在这儿。实际上就是悬起来了，不签字。这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一言难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元帅，后来从中国回去担任国务卿，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都很尊贵。在中国当中间人时，觉得很难当，吃了蒋介石的很多苦头，受了他从未受过的苦。马歇尔对蒋介石很恼火，他回国担任国务卿后，发表了白皮书，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恨死蒋介石了。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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