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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武威公赵翼次日午时就抵达周桥。
草拟劝进表是史轸他们的拿手活，但史轸还要留在周桥主持诸多政务，徐怀不提前将劝进表准备好，他带着一队亲卫赶到襄阳，却是要抓瞎了。
楚山目前除了直辖两县外，每年仅能从襄阳额外获得五十万贯军资。
而陕西、河洛两地除了所辖之域，钱粮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还将从川峡四路征调六百万贯钱粮弥补不足。
照旧制，刘献、武威公赵翼等人物出行随扈仪从不得超过三十四人，徐怀地位不及刘献、武威公赵翼，随行仪从不得超过十七人。
当然，最关键的到这时候，南方诸路监司官员再蠢，也能看到景王在襄阳形势远胜过鲁王。
只是他们对襄阳还是充满戒心，鲁王所书劝进表，也仅是着武威公赵翼带去襄阳；鲁王赵观及杨茂彦、葛伯奕、严时雍等人则借口防务甚急，没有一人愿意前往襄阳觐见景王，生怕被扣押在襄阳，想脱身都难……
奈何朝中议和派到最后时刻还指望能与赤扈人划河而治，担心召集勤王兵马会激怒赤扈人，破坏乞和，临时传檄江陵（荆州），严令刘献不得擅自出兵北上。
顾蕃率京西南路将吏于襄阳城北码头跪迎景王，已经算是为景王在襄阳登基铺平最后一块木板。
而楚山除了千余上等良马分置山里各处草场伺养作为种马外，也仅有不到三千匹战马编入军中，哪里有多余的腾给宣威军？
不要说宣威军扩编到三万人了，就算扩编到五万、八万乃至十万，荆湖北路也都承受得住。
周鹤、高纯年等人在士臣中的影响力不在汪伯潜、严时雍等人之下，何况汪伯潜、严时雍出汴梁传诏，最终逃往魏州投奔鲁王赵观，有临阵脱逃之嫌。
鲁王赵观及杨茂彦、葛伯奕、汪伯潜、严时雍等人辗转月余，率主力抵达寿春前后，也曾多次派人联络两江、两浙、两湖诸路监司寻求支持，但都吃了闭门羹。
与楚山行营虚外守内之策不同，刘献亲率主力直接渡淮，驻守淮河北岸的淮川城；在抵达淮川之后，刘献进一步从南逃难民征募健勇，在短短一个月内，使得在光州境内的宣威军兵马规模到达两万。
赤扈人再次南侵时，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都已经做好率部北上勤王的准备。
除了亲兵营是骑兵编制外，天雄军此时所编六厢人马，也都各编一营三百骑兵，作为诸厢所独立掌握的机动战力，以确保每一厢人马都要在在开旷地域与敌军独立作战的能力。
寿春那边得知天宣帝及宗室被押送北上的消息，并不比楚山稍晚。
而为社稷计，景王也不应该再拒绝众臣劝立。
虽说鲁王赵观还没有正式答应拥立景王赵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马在葛伯奕、韩时良、葛钰等将的率领下，也从青州、齐州往徐州、寿春（寿州）一带转移；随之是不计其数的民众携儿带女抢渡淮河往南逃亡。
该做怎样的选择，还需要问吗？
这时候鲁王一系也意识到真要跟襄阳对立下去，不仅不可能赢得江浙两湖川峡诸路监司的支持，甚至连两淮都保不住。
这也是青衣岭-周桥-罗山防线的西段部分，驿道从北往南约六十余里路程——防线的东段部分，从周桥沿淮河南岸直抵师溪河口东岸的罗山城，但这一段淮水走势随金牛岭的山势呈N字形迂回，总长逾两百里。
现在刘献遣使赶来周桥，说他要与赵翼来周桥找徐怀商议劝进之事，徐怀也知道刘献、赵翼实际是要来周桥与他会合，然后一道赶往襄阳，直接面见景王劝进。
景王南下襄阳之后，宣威军合并南阳府军扩编至两万人众，刘献则亲率一万兵马进驻光州。
得知天宣帝及宗室、王公大臣三千余众前日就从汴梁西北的青城寨，被赤扈人押送北上，徐怀站在山崖之上半晌无语，临了吩咐左右中止今日的行程，备马随他返回周桥。
真要商议劝进之事，也应该是徐怀赶往淮川面见刘献、赵翼。
送走刘献的使者，徐怀也将史轸、王举、徐武碛、苏老常等人招来商议事情，除了准备出行事宜，劝进表也得在周桥提前草拟好。
这是楚山此时远远所不及的。
刘献抵达周桥后，看到楚山军容是满心羡慕，在周桥短暂停留用宴时，多番提及要出资从楚山收购一批战马。
赤扈人消化河东、河北等地需要时间，后续还需要优先解决侧翼陕西兵马的威胁，不得不在汴梁立伪帝李汲暂摄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烂不堪的河淮地区。
徐怀地位比刘献不如，但这次也是正式从现有的诸部人马里挑选一千精锐骑兵组建亲卫营，以王举为亲兵都指挥使，牛二、史琥、王章、乌敕海、仲季堂、史雄、王峻等人为将，战力之强，堪比赤扈人本族精锐，岂是其他部骑兵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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