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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五千匹战马都分给左右骁胜军、左右宣武军，现在荆湖、淮南就算拿出数倍钱粮，想要换一匹合格的战马也是极难。
这也给大越沿淮河一线组织防御、操练新军赢得喘息之际。
其从渡淮河到周桥的千余亲兵精锐，铠甲虽说鲜亮，但胯|下战马实在不成什么样子。
萧林石率契丹残族迁往秦州，曾献上一万匹战马，但给陕西、河洛分走五千匹战马。
眼下左右骁胜军、左右宣武军每年拨付的军资补给，初定都是一百五十万贯。
然而整个南方，战马资源都极度紧缺。
刘献虽为士臣，但与顾蕃一样，都有在边州任事的履历，对兵务还算熟稔，并非完全不识兵之人，才得以出任一路之经略安抚使主持军政事务。
刘献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与从寿春返回的武威公赵翼，前来周桥与徐怀商议劝进之事。
而荆湖北路在合并随、郢等州县之后，计有一府十州，领七十余县，人丁超过六百万众，又占据富庶的江汉平原，可以说是财大气粗。
相比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来，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
虽说楚山的骡马资源也没有那么宽裕，但亲兵营也是保证每名将卒一匹战骑一匹驼马的配备。
长江两岸的农耕已经成体系的发展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亩产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丝织、棉织业发达，造船业及沿海制盐业独树一帜，制陶瓷器与铜铁金银在内的金属冶炼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也如火如荼；川峡四路的井盐、蜀锦名闻天下，成都府早已发展成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刘献虽然地位比徐怀高，所领兵马比楚山多，但荆湖严重缺乏军马。
刘献作为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赵翼作为景王、鲁王之外、硕果仅存的男性宗室成员，地位自然是在徐怀之上的。
不过，在赤扈人南侵之后，荆湖北路就紧急从州县征调兵马，宣威军及江陵府军在景王南下襄阳之时，集结规模就超过两万。
包括徐怀在内，诸行营主将、诸路监司近两个月来都纷纷上表，劝景王登基继统，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义统领抵御胡虏、收复中原大业，却不为景王所纳。
面对刘献多番请求，徐怀也只能面不改色婉拒。
因此景王赵湍在襄阳就定下新规，行营主将及诸路监司有统兵之职的经略使、兵马都部署、都总管级人物，即便前往襄阳，都可以带上全部的亲兵精锐，以便必要时手里还有一部精锐随时可以调用。
倘若鲁王一系能在徐州、寿春站稳脚，以淮南之钱粮养十万兵马也是没有问题的。
单纯从钱粮、丁户来说，大越在河淮形势糜烂之后，犹有足够的军事潜力挖掘出来去抗衡赤扈人。
“备马回周桥！”
这亏得徐怀将罗山以东璜川、淮川、光山等光州地区交由荆湖北路都部署司所辖的宣威军接手。
倘若他们只能据淮河以北的残地对抗赤扈人，甚至背后还有可能会受到来自襄阳的攻击，谁都没有信心能维持多久的形势不崩溃。
荆湖北路位于大越腹地，长期以来驻泊禁军规模，与京西南路相当，仅有三厢宣威军禁旅七千余众驻守江陵府、黄州等地。
然而大越最终能否在淮河一线，与赤扈人形成制衡，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而荆湖兵又不擅骑射，护送刘献、赵翼前往襄阳的千余亲卫精锐，整体而言，军容甚至还远不如西军所编骑兵严整。
徐怀回到周桥，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派来的使者也刚刚赶到。
周桥北岸此时已经修筑码头及一座简易军寨。
天宣帝被押送北上，他们预料到景王必然会借此机会登基继统，他们也被迫放弃最后的坚持，决定拥立景王。
此时一条崭新的驿道，衔接青衣岭吴寨河东岸以及周桥淮水北岸的渡口；驿道从石门岭东侧通过，也将沿途包括石门岭巡检司在内的三处乡司连接起来。
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赤扈骑兵机动力极强，两次南侵都是迂回作战，长驱直入。
此时天宣帝及嫔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等三千余众被赤扈人押送，离开汴梁渡河北上，很显然是徐怀他们再次上表劝进的时机。
与后世受黄河夺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时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荆湖、江东的富庶之地。
荆湖北路除了照前例向襄阳上缴一百万贯钱粮外，其他粮秣钱赋皆可自支。
武威公赵翼之前动身前往青州游说鲁王赵观，之后随鲁王赵观一路转移，经徐州最终落脚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