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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铸铁钱是能暂时保证兵备度支，但搞得民怨盈沸，京襄最终就没有办法真正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然，经过残酷乃至残忍的汰弱留强，此时还活下来的河淮流民，在忍受经年累月的饥饿之后，看似身体孱弱不堪，但身子的底子却绝对不差。
特别是河流改道，每一次都会有大量的田地从州县田册勾销，但旧有的河流淤平之后，官绅勾结私占围垦，却罕有录入田册或者千方百计的少录、瞒录。
毕竟建继帝之前对襄阳府（襄、房、均三州）的私占田地进行清查，当时总计查出近四十万亩私占田地并入田册，每年新增近十万石粮赋。
这个口子一开，除了后续的依赖性难以摆脱外，更会在制司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撕开巨大的裂口。
京襄实际所辖乃是汝、蔡、申、邓、唐、襄、房、均、荆九州之地，辖域不仅超过以往的京西南路，也超过淮东、淮西以及东川、西秦四路。
京襄四百万人口，看似身体孱弱的河淮流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还都是新附，但河淮流民这些年深深饱尝到离乱的苦难，都活生生看着亲朋故友、妻儿老少惨遭践踏、死于饥病，这也铸就他们对赤虏人更深入骨骸的仇恨，酝酿更迫切收复中原的渴望。
他在京襄清查私占田地、减租限佃，将乡豪宗绅从地方兵马中剔除出去，广设巡检司限制乡豪宗绅对乡野地方的操控，设立选吏司，接下来还要梳理南阳、襄阳以及荆州的胥吏队伍，可以说是将乡豪宗绅都得罪干净了。
杨祁业最终没有留在京襄，而是奉旨率右骁胜军进驻楚州，接受文横岳的节制，同时右骁胜军的家小也都迁到润州安置，实行驻戍分置。
京襄最大的倚仗就是中下层贫民。
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也叫他们有更为坚韧的意志与承受力，面对死亡有着更从容不迫的英勇，也更吃苦耐劳。
这也意味着制司在兵备上的度支，将回到建继四年的高点。
此外，南阳府东西两翼乃是桐柏山西麓、伏牛山南麓山地，而襄阳府、荆州境内还有武当山、荆山、巫山东麓等山地连绵不绝。
然而赤扈人新汗顺利登基，又将大部分党项人纳为附庸，兵锋也可以说臻至极致，大越的防线能不能经受住考验，此时还是未知数，更不要说将赤扈人从中原驱逐出去了……
接下来在广设乡司接管南阳、襄阳地方上的乡兵操练、进一步发动中下层贫民之后，军事动员潜力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手里有些余钱余粮的中下层民众，三五贯钱或三五百钱，或三五斗粮食，拿来向制司购买铁钱券，多少能有些钱息，同时也能将中下层民众与制司的利益进一步捆绑到一起。
而在淮西，韩时良接替杨茂彦出任制置安抚使，刘衍率领完成驻戍分置的左骁胜军，出任淮西制置安抚副使，包括左骁胜军、归德军以及韩时良嫡系左右龙威军在内，淮西战兵规模超过十万，成为大越辖兵最众的制司。
相比较体魄的强弱，这才是能否成为精锐武卒更为基础的根本。
而徐怀决意将这些私占田地统统都挖出来，自然就没有想过要与宗族士绅和解。
总的来说，京襄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潜力，对在中路支撑住赤扈人的攻势，甚至对河洛、京西地区组织大规模反攻，都是绰绰有余的。
合并隐户、流民之后，京襄人口预计将达到四百万，甚至比战前还要高出一截；赤扈人在征服契丹之前，总计人口也就在两百万左右。
南阳府此时诸县在册田亩总计约五百万亩，但在大越中期，唐邓二州最高时录得逾六百万亩的赋田。
不过，京荆的形势只会一步步改善，不会更为恶劣，更关键的还是要看淮东、淮西以及秦岭沿线，能不能支撑住赤扈人的攻势。
因此真要下定决心清查田亩，仅南阳府就至少还能查出上百万亩的私占隐田来，乐观的估计，仅南阳府可能就能查出一百五十万亩以上的私占田地。
当然，徐怀最大的底气，治军乃至治理地方，就是从根本上就不依赖于宗族士绅。
这主要是唐白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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