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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李渊在位的时候虽然有，但绝对没有这么夸张。
管他们吃、管他们喝，让他们去大唐外面作威作福，他们绝对会激动的嗷嗷叫。
如果说大唐初期有柴周初期的人口的话，那大唐敢跟所有势力叫板。
把这些人收编了，让他们去帮大唐探索一切的未知，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李世民收编他们的目的，一是为了好管束，把这些四处为祸的家伙们全收编了，然后再以军法去管束，不仅能约束他们的行为，也能为民间除害。
毕竟，能成为不良的，不是懒汉，就是心里不安分的人。
所以大唐有足够的地盘折腾，但没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二是为了以恶制恶，这些人就是大唐最恶劣的一群人，他们知道所有欺负人的手段，由他们去收拾其他欺负人的人，必定能手到擒来。
他们本就是纪律部队出身，比不良们更懂得遵守纪律，也比不良们更好灌输，也比不良们战斗力强。
因为大唐确实不能让藩属们占便宜，也没必要给藩属们更多的好处去彰显大唐的大方。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那就是‘爸爸给钱’。
自打大唐立国起，他是每年上一封请求灭佛的奏疏，雷打不动。
不过，即便是看透了李纲和陈叔达的心思，李元吉也没说什么，更没想过做任何反应。
如果生在柴荣在位的时候，那绝对有机会得偿所愿。
内容就是一一列举的佛出现以后，所产生的所有危害。
虽说麻烦是麻烦了一些，工作量也大了一些，但这对唐俭来说并不难。
虽说大唐和柴周都是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但大唐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薄到连占据着小半壁江山的柴周也比不过。
傅奕就是看不惯这种情况，所以在大唐立了道教为国教以后，才屡屡上书请求灭佛。
你让他们安分守己，他们反倒不自在。
打开一瞧，李元吉就不知道说啥好了。
维持地方治安的事情，由军伍出身的兵卒们占了，那么不良们就只能帮大唐去探索未知了。
一旦断掉了跟远邻的往来，那大唐就彻底失去了解远邻的机会了。
让唐俭扩大鸿胪寺的规模，让唐俭广纳喜欢冒险、喜欢出使的官员，跟随各国的使臣，去各国出使，了解各国的历史、了解各国的文化。
所以李元吉提笔在唐俭的奏疏上写了很长很长一段话。
大唐内部没有他们为非作歹的土壤，大唐外部全都是。
杨谅事败以后，他不仅没被砍头，还被免了罪，调到了扶风任职。
你说佛门跟他有仇有怨吧，那倒没有。
除了太史令傅奕外，没人对佛门这么执着。
大唐目前处在向四邻张望的阶段，对于远邻了解甚少。
不过，李元吉并没有把这个写在唐俭的奏疏上，只是隐晦的给唐俭提了一下，他相信唐俭能看懂。
李元吉觉得傅奕生错了什候。
所以打开门，欢迎四方到来，跟四方人做生意，跟四方沟通，了解四方，是很有必要的。
在治理地方、维护地方治安这个问题上，李元吉有更好的人选。
一开始的时候，傅奕的言论还没有那么激烈，也不提灭佛，只说废除佛教。
不够了，派人去取就是咯。
萧瑀家那个把自己卖给寺庙的老祖宗再次被拉出来鞭了一回尸。
他出身不低，没过过什么苦日子，一出仕就是前隋汉王杨谅的近臣，杨谅要造反，都得找他问吉凶。
如果非要说他跟佛门之间有什么恩怨的话，那就是信仰不合。
其他各部各寺的奏疏，都大同小异。
而在他任职太史令期间，什么袁天罡啊，李淳风啊，都得乖乖靠边站。
从历史上看，傅奕到最后虽然没有成功的灭掉佛教，但也遏制了佛教的发展势头。
反正，钱在他眼里是花不完了。
《论佛害疏》。
而这些人也被赋予了一个在后世传的极广的名字。
大唐立国之初，丁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户，按照一户五人算，才七百多万人口。
而且闭关锁国不是什么好政策。
李元吉不用看末尾都知道这本奏疏是谁写了。
放他们回去种田，实在是有些浪费，让他们维护地方治安，才是人尽其用。
历史上，不良人就是由街道上游走的闲汉，以及地痞流氓、游侠儿组成的。
只不过，李元吉的想法跟李世民不同。
奏疏的一段，明晃晃的写着一行大字。
在批示完了各部和各寺的奏疏以后，李元吉看到了一本特立独行的奏疏，之所以特立独行，是因为它跟其他奏疏的颜色不一样，用本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内容还不一样。
大唐一下子就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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