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经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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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学

    今天我们讲经学。之前也说过，我这次的演讲会尽量避开政治方面，主要讲文化方面。截至目前，我们首先讲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后来又讲到清朝的特有文化，也即这种异邦语言的相关情况，以及贸易对财政经济的一些影响，对文化的奠基之功。再后来，我们还讲到帝王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讲中国国内的、本国的文化。

    像中国这种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每逢太平盛世，国家稳步发展之时，一般都会复兴本国传统文化。清朝国泰民安、国力强盛之际，本国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国自唐朝以来，即使偶有战乱爆发，也几乎没有因连年战事造成的黒暗时代，文化传承得以绵延不断。所以，清朝的文化兴盛是指早前就很繁荣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新的发展。

    清朝文化当中发展最繁荣的首推学术，而经学又居于学术之中心。清朝经学达到了两汉以来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经学研究推至一般学者，而且开始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这是两汉时期不曾有的。清朝的经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当然，经学并非在清朝时期突然兴起。明朝时期，受宋、元时期的影响，宋学十分盛行。虽然笼统地将其称为宋学，但除程朱理学以外，还包括陆王心学。明初，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营对垒，不相上下。到明末时，学者之间兴起一股讲学之风。所谓讲学，是指不仅钻研学问，还要像我今天来这里演讲一样，以所做学问为演讲材料，用禅宗的问答方式，通过口头空论来研究学问。不就事实进行研究，而以口头空论来做学问被称为讲学派。参考书目最开始列出的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则极力反对讲学派。尽管如此，讲学派仍有学者辈出，譬如这里列出的孙奇逢、李中孚等人，他们都延续了明末的治学方法。明末讲学派中，陆王学派的讲学之风较之程朱学派更盛。万历年间以小说批评家之名为日本人所闻的学者李贽曾剃发，穿僧服，拄手杖，允许男女混杂一堂听他讲学。这在中国是非常忌讳的。顾炎武一派对此极力反对。顾炎武本为朱子学者，在对讲学风气的批判过程中开始倾向于以事实来研究学问，渐渐疏离朱子学说，成为清朝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汉学一派的开山之祖。同时，顾炎武不失宋学精神，可谓既取宋学，也为汉学开山。我们再看黄宗羲。明末时期，黄宗羲起兵抗清复明，曾遣使日本请求援兵，后来看到明朝大势已去，才弃政从文。他与王阳明是同乡，虽所学出自王阳明，但由于自己前朝余党的身份，不愿抛头露面，因而排斥讲学，倾向于以事实研究学问。随着研究的日益兴盛，后来又分出了浙西学派和浙东学派，分别由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其端。我们来看看浙东、浙西的大略地图。钱塘江就在浙江，浙江以东的学派称为浙东学派。这里是宁波。宁波有个地方叫余姚。余姚既是黄宗羲的出生地，也是王阳明的故里。除这两人是浙西、浙东学派的开山始祖以外，参考书目中还列了很多名字，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略去不提了。顾炎武后面写着徐乾学，意思是徐乾学对顾炎武的学问有所继承。黄宗羲下面的万斯大、万斯同也继承了黄宗羲的学问。徐乾学后来深得康熙宠信。之前我们讲过，徐乾学曾经深居洞庭山，邀请众多学者编纂《一统志》。此外，他还有别的匿名编纂的著作。徐乾学下面所列的纳兰性德是个年轻的满洲旗人学者。徐乾学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经编书并让名于纳兰性德，以此拉拢满人。现今保存下来的《通志堂经解》就是徐乾学编纂，但冠以纳兰之名的一部巨著，收罗了宋元明三朝经解。清朝那时只有宋学。本着将宋学著作全部收罗在内的初衷，《通志堂经解》得以问世。其实，这部著作完全就是徐乾学用早前搜集来的资料，挂纳兰性德之名刊刻成书的。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虽然对顾炎武之学有所继承，但两人性情大不相同。顾炎武一生拒绝仕奉清政府，而徐乾学却比较精于人情世故。不过，顾炎武学说中宋学的相关部分对徐乾学影响颇多。以上就是清初宋学一支独秀的情形。

    顾炎武 黄宗羲

    宋学当中又有孙奇逢等兼采陆王程朱之学的一派、程朱派和陆王派三个学派。他们与顾炎武、黄宗羲不同，都出自讲学派。孙奇逢、李中孚等人到了清朝也仍四处讲学，名噪一时。虽然也有人借着讲学沽名钓誉，但也不乏像李中孚这种清政府屡召不仕的名士。总之，以上这些都出自讲学派。

    李光地

    清初的宋学就是由这些人缔造的。不过，这个时代————主要指康熙以前的时期————清朝的宋学尚未形成气候，只是初具清朝特色。所谓清朝特色的宋学，就是讲学的同时，虽不至考究事实，却也遍览经书，脚踏实地去做研究。这些人当中，程朱学派中的李光地曾研读当时已经脱离宋学的顾炎武的著作，渐渐流入顾氏之学。因此，康熙以后的清朝宋学和明朝时期大不相同，不再空谈讲学，开始注重读书。

    再下面所列姚鼐、方东树等人的宋学，其实已是后来之事。这里暂不说。姚鼐以下的宋学是指受到清朝汉学影响之后的宋学，以后我们再讲。

    汉学

    清朝经学当中最具特色的是汉学。虽然凡是中国学问，日本都称之为汉学，但清朝所谓的汉学是指汉朝学问。随着宋学渐渐被世人嫌恶，人们开始上溯汉朝，钻研汉世之学。所谓汉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学。这是治学方法上的不同。此外，汉学派十分崇尚朴学。简单来说，朴学就是闭门穷经，注重考据。中国人做学问，流于浮华的大有人在，譬如上面说到的以演说为主的讲学，或者撰文作诗以博取名声的做法。而朴学则对追名逐利、迎合世人的学问弃若敝履，只是关起门来潜心治学。在清人对朴学的推崇下，学问不再流于装饰，开始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汉学派贯彻如一的治学主张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即治学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只是空谈。这就是清朝汉学派的学术主张。

    一、初期

    历经变迁，经学发展到了这里所列的阎若璩、朱彝尊、胡渭等人的时代。纲目中写着“以上清初之学尚属草创”，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汉学发轫之初的学者。不过，他们其实并非纯粹的汉学家。譬如阎若璩就出身宋学，只是他对程朱理学从不盲从，而是亲自一一考据经籍来做学问。阎若璩有本很有名的著述，叫《尚书古文疏证》。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古文尚书》编于东晋时期，沿用多年。宋朝时期，朱子等人开始怀疑《古文尚书》中混有伪作，阎若璩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其伪迹一一辨出。不过，这都基于朱子的怀疑。此外，阎若璩还著有《四书释地》。宋学虽研究四书，可到后来，纯粹的汉学只研究《论语》和《孟子》，不研究《大学》和《中庸》。而阎若璩仍然研究四书，可见他尚未脱离宋学。下边的毛奇龄是萧山人，学问多受王阳明影响。因出自陆王学派，他对程朱理学百般抨击；又因批判朱子学说，他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也持反对态度。阎若璩渐趋汉学。毛奇龄虽出自陆王学派，也渐趋汉学。总之，康熙时期，能人学者辈出。宋学等以讲学为主的空疏学风受到猛烈批判；汉学兴盛之兆初现。此外，还有张尔岐研究礼学；朱彝尊研究经书提要，并撰写有名的《经义考》；胡渭则深入研究《尚书》中的地理内容以及部分《周易》。这些人虽称不上是纯粹的汉学派，却开启了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风，为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世极盛期

    此后，汉学不断发展壮大，渐成气候。同时，因地域、师承、家学不同，汉学分成了不同派别。“纲目”中的吴派、皖派等，有些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有些则是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这里列出吴派、皖派、北学、扬州学派、闽学、浙东学派、常州学派，并标有“以上为中世极盛之期”，意思是从吴派至常州学派都属于汉学全盛时期。汉学全盛时期形成了以上众多派别。汉学全盛始于乾隆时期。康熙时期尚属宋学的天下。虽然初有顾炎武，后有阎若璩、毛奇龄等人，但总体仍是宋学的天下。而且，康熙帝十分尊崇宋学，身边有宋学名臣李光地。虽不谓之为师，但康熙帝却常与他探讨学问。李光地后来还奉旨编修《朱子全书》，辑录朱子的全部著述文字以及相关书籍。不仅皇帝尊崇宋学，民间亦是宋学的天下。从这时起，皇帝已经有了为古来经学做定说的想法。许多著述纷纷问世，其中最有名的是《三礼义疏》。礼学之兴意味着学问开始不尚空谈，转向注重事实，渐渐呈现出了康熙时期宋学的特征。参与礼学研究的学者有方苞等人。宋学虽仍为宋学，却不再囿于四书，开始研究礼学，可谓清初学问的一大特征。总之，这时仍是宋学的天下。但乾隆时期，学术风潮突然从宋学转入汉学。乾隆虽自幼接受宋学教育，但他崇尚学问，广读博览。久而久之，民间学风也为之一变。“吴派”所列的第一个人惠周惕是吴派的开宗立派之人。虽然惠周惕尚未脱尽宋学之风，但到了第三代惠栋时，汉学已真正确立。惠氏是苏州经学世家，三代相传，影响深远。余萧客、江声等人深受惠栋影响；兼治经史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也深受惠栋影响。余萧客、江声是直接受其影响；王鸣盛、钱大昕则是间接受其影响。

    钱大昕

    再下边是“皖派”。这里的皖指地跨长江的安徽。长江以南多为深山，民风顽固刚强。皖派就兴起于此地。皖派的中心人物戴震师承江永。江永治学兼采汉宋，承袭顾炎武之学，对顾炎武的部分学问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到戴震时，学问取得极大发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直到此前，顾炎武等人的治学方法虽谓为实事求是，却很空泛模糊，并未有家法或师法形成。所谓家法和师法，是指某个学派系统的治学方法。汉朝时期，各家均有专治学问，研究《易经》的只研究《易经》，研究《书经》的也只研究《书经》，各有各的家法。因此，研究必须在家法的约束下开展。清朝学者继承了这个做法，主张治学不能没有师法，也不能没有家法。不过，清朝的师法和家法与汉朝时期稍有不同。汉朝时期，如研究《易经》，就只能传授所承之学；研究《书经》，也只能传授所承之学。研究《书经》的又有两至三家，方法各不相同，各自传承。到清朝时，师法和家法变得更学术化和系统化。对此有奠基之功者就是戴震。顾炎武的部分学问，譬如中国称为小学的传统语言音韵学虽已自成家法，但所有学问均有家法，形成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却始于戴震。所以戴震可谓清朝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极其重要。戴震寿命不长，只活了五十几岁，但其学术地位却很高。戴震沿承顾炎武的研究，主攻语言音韵学。语言音韵学的研究为什么很重要呢？研究距今两三千年以前的事情时，宋学家往往以今义解古文。就好比读日本《万叶集》[67]时，将诗歌中的语言擅自按照现代意思解释，注解既不充分也不准确。而汉学派主张，古代的语言必须要用古义去解。因此，研究语言的学问就变得很有必要。西方称研究语言的学问为语言学，中国则称之为小学。小学既有分析字形的学问，也有研究字音的学问，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小学的研究法则始于顾炎武，至江永、戴震时得到确立。此外，江永等人这时已开始关注礼学。后来，戴震等人为部分礼学奠定了更准确的基础。礼学当中，尤以《考工记》最艰深。《考工记》记述的是周朝工具的制造方法。譬如车舆如何制造，大钟如何制造，木器、铜器又如何制造。如果不知道这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周朝的生活。戴震认识到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便开始着手研究《考工记》，考察当时实际使用的工具以及所有与生活相关的实物。不过由于那时很少挖掘遗物，所以他主要是从书本上做研究。除音韵学、训诂学以外，戴震也很注重思想方面的研究，并写下《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考证宋学家之言论是否如实地阐释了古人思想，有无曲解。清朝汉学在思想方面并未取得很大进步，倒是上面提到的小学和礼学取得了很大发展。总之，戴震以这三种学问为治学之基础，可谓他的一大特点。

    戴震

    皖派与吴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吴派之学、惠氏一家的学问因兴于苏州这个喧闹繁华的文明中心，治学同时也作诗文，学问自然偏于活泼。惠栋作为汉学元祖，虽对《易经》《尚书》深有研究，却未能抛开诗文。治学之余，他还为大诗人王渔洋的诗文作注，聊以消遣。所以，吴派的治学态度可谓玩乐之余，悠闲治学，一开始并不确立法则，而是每有成果，再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皖派则相对规范些，开始时便确立目标，按照既定法则开展研究。这种情况，法则错了会很麻烦，所以皖派治学会尽可能在一开始就确立正确的法则，依照既定法则开展研究。以上就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派别，可谓清朝汉学的特色。而清朝汉学特色中的特色，当数戴震。戴震一派当中，段玉裁、王念孙在小学研究上造诣颇深。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亦受其影响，心向礼学。这些人共同为清朝的汉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吴派和皖派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根基。

    纪昀

    这里还列了个“北学”。北学是我自己取的名，也可以有别的叫法。由于这些人大多来自北方，所以我命名为北学。其中，张之洞虽是后来之人，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的思想承袭北学一派，所以也在列。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筠和纪昀等。朱筠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著述，但他对文人学者关怀备至，可谓清朝汉学的保护人。他还曾向皇帝进言，力倡汉学，并提议编纂《四库全书》。总之，汉学得以兴盛，朱筠有提倡扶植之功。朱筠是北京人，巧的是，北京附近的河间地区还有一个倡导汉学之人。此人就是纪昀，是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朱筠提议编修的《四库全书》实际就由纪昀完成。纪昀还为这部荟萃中国典籍的鸿篇巨制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众多学者参与其中，但纪昀作为总纂修官，事必躬亲，修改润色了所有底稿。所以，可以说朱筠发起之事实际是由纪昀完成的。纪昀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处处体现着汉学精神，百般抨击宋学，无处不对汉学偏袒庇护，多有失偏颇。因此，这部典籍总目可以说是为尊崇汉学而编。出生于北方直隶的还有一人，就是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没有特别的经学著述，但他授人方针、劝人治学这点，与朱筠、纪昀二人颇有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时代相隔很远，我也把张之洞列入其中。综上所述，北学一派虽然在奠定汉学的基础上没有太大作为，却有将汉学传播于世的功绩。

    接下来我们说说“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刘台拱、阮元、焦循、刘实楠、刘文淇、江藩等人。清朝时期，扬州盐商云集，一度极尽繁华。盐在中国十分重要，主要产于淮南、淮北，两淮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盐产地。中国虽然实行盐业官营，但也允许商人承办经营。在中国，农民很少能发大财。尤其在清朝时，巨富多是盐商出身。这些盐商在扬州修造邸宅，生活极尽奢侈。扬州的学问就产生于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之中。扬州学派的学者寒窗苦读、钻研经学的同时，也倾心于诗词文学。譬如“纲目”中列在第一位的汪中，不仅经学一流，文章也属一流。至于他在文坛的地位，我们下次再讲。总之，能在经学和文学上同时跻身名家之列的，恐怕只有扬州人了。再譬如，焦循既是经学家，也研究词曲。词曲虽不至庸俗下流，却是一种产生于市井坊间、风月场所的学问。焦循对这种学问很有研究。整体而言，扬州学派的学问都有这种特点。列在最后的江藩也是如此，既研究汉学，也从事文学。而且江藩的文学极具清代特色。何为清代特色的文学呢？我们幼时诵读的唐宋八大家之文，经宋、明时期的发展达到鼎盛；但清朝时，反对唐宋八家的风气渐兴。江藩就曾极力批判唐宋八家之文。较之江藩，声名更为世人所知的是阮元。阮元和北方的朱筠一样，也是文人学者的保护人。阮元以及后来的毕沅都曾不遗余力地提携帮助当时的学者，将他们招至门下编纂书籍。闭门穷经的汉学家从这时起变得活跃起来，汉学渐生高调活泼治学之势。阮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生于富贵人家，早年及第，又深得皇帝赏识，早早便成为一代大家。他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可谓一生得意。或许是扬州一带的风气使然，也或许是生平境遇使然，阮元一改此前汉学家埋头故纸的治学风貌，开始大张旗鼓地研究学问。总之，如同阮元一般，积极从政之余，也钻研经学文章，做起学问张扬活泼，可谓扬州汉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也是它后来受到宋学批判的一大原因。

    再下边的“闽学”是指福建一带学者形成的学派。杰出代表人物不过陈寿祺、陈乔枞两人，影响不是很大。

    其次是“浙东学派”。浙东学派起初研究小学，后来渐渐转向史学。章学诚对经学有诸多论断，见解独特。他主张从其他角度研究经学，而不是以经学经。章学诚从史学看经学的做法其实是立足于学问之根底，大处着眼，不拘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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