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经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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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细节。他著有《文史通义》一书，十分有名。章学诚的著作我是很佩服的，也常常推荐给别人去读。此人可谓不世出之学问奇才，他的学问也很难后继有人。至于章学诚学问的渊源，说来话长，这里就略去不提了。总体而言，浙东学派就是以史学之见来研治经学。

    再下来是“常州之学”。常州学派后来得到了大发展。此前，汉学主要分为以惠氏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后来，常州学派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常州学派的始创人是庄存与，之后又陆续出现许多学者，使公羊之学日益盛行。与戴震相比，公羊学派做起学问来规则更严苛。戴震以前的汉学十分笼统，只将汉朝分为前汉与后汉，或称西汉与东汉。吴派与皖派都复东汉之古，或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中心研究小学，或研究郑玄经学，谓为“许郑之学”。而常州学派则反其道而行，反对东汉之学，尊崇西汉之学，认为治学本该上溯西汉。西汉中期汉武帝时，学术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公羊之学十分盛行。《春秋》共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公羊学派认为，《左氏传》与《穀梁传》都是伪作，只有《公羊传》才是真正的学问。孔子作《春秋》，意在于书中以君王、皇帝自居。因此，孔子其实是以无冕之王，行皇帝之事，以一部《春秋》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在西汉时期十分盛行。公羊学派的主张就是要研究这种西汉之学。虽然其中还有许多别的学问，但常州学派认为，西汉之学比许郑之学更得孔子真传。常州学派始于庄存与，兴于刘逢禄。刘逢禄是个头脑缜密之人，对事物见解独到，十分聪敏。他只凭自己的判断来做学问，对朴学派多有厌弃。全盛期一过，出现一众怪人，不过其中也不乏天才。这些人认为，终日闭门家中，伏案考究细枝末节未免太过烦琐。其中有个奇才，名为龚自珍。之前说过的皖派的段玉裁————戴震学派屈指可数的学者————就是龚自珍的外祖父。但龚自珍这个狂傲不羁的天才并未承其所学。龚自珍自己并未留下什么著述，但他大力提倡公羊之学，使公羊之学日渐盛行，以至于今天中国的年轻学者竟无人不受公羊学影响。不过，今天学者所受公羊学的影响，大多来自久居日本的康有为。康有为的学问源自现居湖南的一位八十岁老人————王闿运。王闿运门下有个弟子名为廖平，现居四川。廖平生性古怪，孤僻乖戾，虽治学思路诡异多变，但学问功底十分深厚。康有为虽非廖平的门下弟子，却被其诡异多变的学说深深折服。他的著述中到处采用廖平之说，几乎可谓为剽窃。由于廖平深居四川山中，不问世事，康有为又广收门徒，所以近年来康有为的学问大为盛行。但其实那些都是廖平之说。

    康有为

    总之，如今的中国年轻学者无人不受公羊之学影响。其中，也有人本着朴学精神，默默无闻地研究公羊之学。譬如下边的皮锡瑞。此外，这里列出的戴望曾以公羊学思想注训《论语》。虽然公羊学者都是些古怪天才，但公羊之学在今天却十分盛行。六七十年前，汉学是吴派、皖派的天下。而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公羊之学几乎居于汉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汉学发展的大体情形。

    此外，公羊学者还有一个与扬州学派十分相似的特点————大多公羊学者治经之余也通晓文学。譬如，庄存与曾著有《春秋正辞》一书，极具文学价值。公羊学派的这一倾向在那时已稍有显露；后来更有龚自珍、魏源等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文豪；如今又有康有为等杰出的擅长诗文的文学家。因此，虽然经学方面，扬州学派与吴派更接近，但这一点上公羊学派与扬州学派是很相似的。

    三、晚清的大家　附清朝中叶以后的宋学

    以下是清朝末年的一些大家。列在最开始的是俞樾，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俞曲园。俞曲园的学问兼采高邮王氏之学以及公羊之学。孙诒让对《周礼》的研究两百年来无人望其项背。黄以周以礼学会通诸经，从宏观上研究礼学，也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郑珍生于贵州，而贵州是中国的偏远地区，可见随着文明的发展，偏远地区也渐有大家出现。总之，清朝末年，礼学研究十分盛行。

    其次是吴大澂。这里写的“小学之新派”是什么意思呢？以往的小学，言字形者以《说文》为宗，言音韵者像顾炎武一样上追《唐韵》，言训诂者研究《尔雅》《广雅》。吴大澂却以新兴的金文研究来治小学。所谓金文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清朝以来，大量古代遗物出土了。吴大澂对此十分关注，并以出土物上的文字考辨古籍文本之正讹。也就是说，小学的研究对象从先人著作变成了出土古物。现今住在京都的罗振玉也是这方面的大家。虽然这种研究并非始于吴大澂一人，但吴大澂的研究做得极好，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因此就把他作为代表列在了此处。

    再下边是陈澧。说起陈澧，就得说回此前的宋学。随着汉学日渐兴盛，宋学一度归于沉寂。但待汉学发展达到鼎盛时，宋学又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时有个叫姚鼐的人，文章写得极好，同时也是一名经学家。虽然姚鼐的文章名气很大，但他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却不甚得意。姚鼐治经并不独尊宋学。当时唐宋八大家中尤以曾南丰的文章备受推崇。所以姚鼐是在接触古文的过程中，才开始研究程朱理学的。姚鼐一生未有关于汉学的著述，但后来的方东树著有《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家大加贬损。方东树是古文大家，也是宋学的积极辩护人，对汉学家的诸多行径心存不满，书中不仅贬损其经学，还贬损其文学。方东树言辞过激，也与此前阮元和江藩对古文的攻击有关。总之，方东树不仅批判汉学，还批判汉学家做的文章。宋学因方东树等人的影响，虽然呈现几分抬头之势，但远不至兴盛。道光年间，湖南人唐鉴、蒙古旗人倭仁等在北京一带大力提倡恢复宋学。他们认为，汉学家治学追究细枝末节，如同用显微镜观之，难得其大义；欲知学问大义，就必须研究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从湖南来到北方的曾国藩对此种观点深以为是。罗泽南等人也深受其影响。当时正值咸丰年间，长毛之乱正甚。曾国藩、罗泽南等人更多将宋学用于修身，而非治学，因此学问方面并未取得太大发展。总之清朝中期，汉学鼎盛，宋学式微，但后来宋学又因这些人一度复兴。

    接下来我们说说来自广东乡下的陈澧。陈澧力排汉宋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撰有著名的《东塾读书记》。虽出身乡野，他的学问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譬如，张之洞等人十分钦佩他的学问，对他称赞有加。清朝末年，汉学的全盛期一过，余下的便只有陈澧与公羊学派的学问。当然，陈澧早舍弃了宋学家讲学空论的那套做法，只是兼采宋学家的学说而已。也就是说，清末的学问是汉宋兼采的学问和公羊学派的极端学问。今天中国学者也大多承袭这两个派系。至此，清朝学问的主要纲目就出来了。此派治学不尚空谈，讲求实事求是，研究近于汉学，因此仍属旧学。

    曾国藩

    四、宋学别派

    此外，近年来常被人们提及的还有颜元、李塨之学。明朝末年，清军闯入长城，颜元的父亲被俘。入清以后，颜元曾只身前往辽东，寻找父亲的下落。颜元以明朝末路为鉴，认为汉人之所以在满人面前不堪一击，都是宋学务虚不务实的学风使然，因而主张以实代虚，研究宋学。王源以后，颜元、李塨之学基本绝传。直到近年治公羊学的戴望广求颜李著作，颜元、李塨之学方又复兴，得以重现生机。颜元、李塨愤慨中国之不敌外邦，皆因外邦采用兵农合一之制，因此主张兵农合一，寓兵以农。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名为刘献廷的人。除以上主张以外，刘献廷还提倡做学问必须广泛涉猎，汇通诸学，志趣宏大博远。可惜他的学问一代而绝，也未留下什么著述，只能通过他所撰的《广阳杂记》一书窥其梗概。刘献廷不仅治学志趣宏远，而且和颜元、李塨一样注重实践，对时事形势颇富远见卓识。以上是颜元、李塨、刘献廷一派的学问。

    还有一位胡承诺。胡承诺虽出身宋学，却远离宋学的空谈义理，注重实学。只是他的著作多被遗忘，直到七八年前，在擅长古文的李兆洛的提倡下，才得以复兴。如今，他也有了一众追随者。

    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乾隆年间以后，清朝研究佛学的风气盛极一时。罗有高、汪缙、彭绍升、杨文会等人都属此派。彭绍升至杨文会之间，研究佛教者多为公羊学者。之前说过的龚自珍、魏源、俞樾等人也都研究佛学。彭绍升以前，佛学研究承自明朝高僧云栖。云栖虽属净土宗，却主张融净土和华严于一体。近年来又有夏曾佑等人的研究。再到后来的章炳麟时，研究就更广泛了。有人研究天台，有人研究华严。总之，儒家学者纷纷开始研究佛学，可谓一大奇观。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儒家学者研究佛教，但他们研究的主要都是禅学，而这时天台、华严也都开始流行。虽然也有人研究禅学，但不同于宋明时期的是，这时的禅学主张通过钻研经籍来做研究。因此，龚自珍等人的禅学研究与明朝时期并不相同。虽然这些别派中也有公羊学者，但整体仍属宋学别派。以上就是清朝主流学问以外的一些其他学问。

    校勘学

    再下边是“校勘学”和“金石学”。这些学问的发展对清代经学，甚至对清代所有学问都有奠基之功，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讲讲。

    所谓校勘学，就是对书本进行校对勘正的学问。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字讹误，因此便产生了比照古本、勘正错误的校勘学。我在“纲目”中加了一些简单注解，大家一看便能知其大概。校勘学在清朝风行一时。朱筠曾倡议编修《四库全书》，这在之前也讲过。因此，朱筠自己虽不做校勘，却可以说是校勘学的发起人。纪昀负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甄别典籍之好坏，也是校勘学的大家。

    自古以来，学问繁荣之际，学界都会掀起研究经书文本的热潮。而经书又多有文字谬误。因此，自汉朝起，为了防止讹误流传，经书便被刊刻于碑石之上，立于太学门前。自此，石经问世。这些石经校勘严谨，其中的部分文字一直保存至今。只是古代拓本大多散佚，如今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片。近来，赞岐[68]的大西见山[69]得到一套宋代拓本。这套宋代拓本是日本首次出现的珍贵拓本。中国的石经研究十分盛行。汉、魏、唐、五代后蜀以及南宋都刻有石经；乾隆帝认为清朝也应刊刻石经，便有了乾隆十三经。由于乾隆十三经是新近刊刻的，无论何处也不见其拓本，所以很遗憾不能给大家一睹真容。这是我的疏忽。本想着这些石经就在北京，随时能够看到，就没将它拓印下来，导致今天无法展示给大家。刊刻这部石经时，彭元瑞奉乾隆帝之命负责考订经文。因为一些很滑稽的理由，有人对彭元瑞的考订提出异议，并加以磨毁。此人就是深受乾隆帝宠爱，后被嘉庆帝赐死的和珅。富冈谦藏手上还有当时和珅找人撰写的攻击彭元瑞的文章，这可是难得的材料。当时奉命抄写石经的是书法家蒋衡。田中文求堂[70]藏有蒋衡的书作，今天也陈列在展室。至于汉代刊刻的石经始祖《熹平石经》拓本，我也向大西见山借了出来，放在展室了。

    清代校勘学之端绪自此而启。由于身处太平盛世，为官再高也难建功立业，毕沅、阮元便广招学者校订经籍，以图名声。而这也为清代校勘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很多个人的不懈努力。譬如，庐文弨在校勘方面成就斐然，对清代校勘学有奠基之功。再有顾千里等人，虽然才华出众，但由于出身贫寒，未能及第，常常寄食于他人门下，以为他人校订古籍、编写书稿谋生，留下不朽功绩。再后面的黄丕烈、秦恩复、张敦仁等人都是校勘名家，顾千里也曾在他们门下做过食客，助其校刻书籍。陈鳣著有精良的《论语》校勘本。严可均和顾千里一样，也是一名食客。孙星衍既为他人校勘，自己也有著述。曾国藩的幕僚莫友芝名气很大。他曾得到一本《说文》的唐写本，将其出版。前些年我在端方[71]那里看过实物，确实十分精良。近来，陆心源等人在校勘方面的成就也很多。他的儿子后来将其藏书卖给了日本岩崎氏[72]。

    和珅

    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些书籍也与清代校勘学有关。荻生徂徕门下有个弟子叫山井鼎[73]。山井鼎听闻下野的足利学校藏有古经书，就长年呆在那里校订诸经，最终写出《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山井鼎的同窗根本武夷[74]也一同前往足利学校，校定刻印了皇侃[75]《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传到中国以后，引起中国学界很大震动。中国人虽听闻有些善本传到了日本，但没想到日本竟有皇侃《论语义疏》这么古老的经书，并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因此，《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皇侃《论语义疏》极大刺激了中国的校勘学。此外，早前传到日本的还有《古文孝经》《今文孝经》等。但对中国校勘学有奠基之功、引起中国学界极大震动的还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皇侃《论语义疏》。后来，林述齐编录《佚存丛书》，收集中国久已失散但在日本保留下来的书籍，并以活字刻印使其重现于世。《佚存丛书》回传中国后，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日本校勘学为中国校勘学的发展立下了很大功劳。

    端方

    中国历来有藏书、刻书之风。到清朝时，这种风气尤盛。这里我只列举了一些主要代表。这些名人收藏或翻刻之书，对清代校勘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得益于此，清朝学者便依据正确无误、未经改动的古本开展研究，治学也都研读原本，不去轻信随意改动过的文本。以上就是清朝校勘学的大体情形。

    金石学

    下面我们说说金石学。所谓金，是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石则指石刻碑碣的研究。我们之前提过的吴大澂就以金石学开创了小学新派。清朝最早关注金石学的是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顾炎武撰有《金石文字记》一书，主张金石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大有裨益。金石学之渊源虽然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但清代顾炎武对它尤为提倡。自此，人们开始依据铭文或碑文勘正典籍讹误，为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翁方纲热衷金石之学，对碑文逐字研究，不肯放过任何一处错误。王昶收集历代碑刻铭文，将其编篡成书。黄易遍访汉代石刻，并作拓本。阮元幕下的朱为弼、赵魏等人致力于编纂铭文。后来又有张廷济、刘喜海、张燕昌、翟云升等人出现。到近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金石之学尤其是铭文研究大有进步。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之前，青铜器的鉴定尚不发达。乾隆帝时著名的《西清古鉴》一书虽然水准很高，却也难免混淆真伪。陈介祺、徐同栢、吴式芬时，器物辨伪、铭文考证风靡一时。后来又有吴大澂和如今仍然健在的刘心源等人加入其中。我的朋友罗振玉也是金石学的名家之一。端方虽不做学问，却对青铜器兴趣颇浓，有为学者提供研究材料之功。端方是政治家，也很有学问。总之，中国的金石学研究对经学和历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下边的倪模、初尚龄、鲍康、李佐贤四人都是古泉学家。古泉学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虽与经学研究没有太大关系，但古泉学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在陈介祺时大为盛行。这些人都留下了十分优秀的著作。

    此外，金石学近年来又延伸出了许多分支，譬如古印学、玺印学等。玺印学经过演变，又有了封泥学。西方人在信封上封蜡；中国古代则用绳子卷好信，在绳结处用粘土压住盖上印记，称为“封泥”。由于近年来封泥大量出土，封泥研究也盛行起来。中国人起初并不认识这些出土物，后来才知道是封泥。

    另外，近年兴起的还有罗振玉等人的殷墟甲骨学。中国古代经常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甲骨文就是刻在上面的文字。这是金石学中最古老的东西，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1902年我去中国时，还看到了1901年左右发现的甲骨。那些甲骨是在修铁路进行挖掘时发现的。近年来，罗振玉写了很多相关著述。甲骨学几乎成了他的独家学问。金石学延伸至甲骨学，可见其枝叶之广。而这些枝叶在学术上又各有贡献。譬如之前说到的，吴大澂研究金文开创了小学新派；再譬如随着古代器物与甲骨一同出土，礼学研究愈发盛行。总之，即使在今天，中国学问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

    以上就是中国汉学的大致情形。虽然还有很多别的学派，但清朝的学问以汉学为主。整体看来，汉学历经变迁，今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也取决于中国今后的国势。这些学问传到日本，在日本更盛行也未可知。一切还不能断言。总之，清朝学问之繁荣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学问真正具备学术性也可谓前所未有。这是了解清朝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我用了一天时间来讲。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