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讲 史学及文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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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

    今天我们讲清朝的史学和文学。

    清朝学术当中，史学的发达程度仅次于经学。中国典籍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指经学，史指历史，子指荀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之学，集指文集、诗集等文学方面的著作。其中，集部属于文学范畴，与其他学问有所不同；子部，即诸子百家的研究，在清朝时期未有很大发展。随着经学的基础学问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将诸子学视为经学的附庸进行研究。诸子典籍是与经书同时代的产物，或者稍晚于经书出现，成书年代与经书最接近。因此，对治经之人而言，研究诸子典籍的语言文字是很有必要的。经书中意义不明的文字，或许能在诸子典籍中解读出来；而经书中缺佚的内容，也可用诸子典籍补入。如此，诸子研究便开展起来了。其中，以诸子补充诸经佚文的研究————譬如，经书虽无尧舜时期的详细记载，诸子典籍却有记述————诸如此种的补佚实际并未取得太大进展。但之前说过的出于解经需要对诸子语言进行研究的小学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譬如，此前讲过高邮王氏之学。王氏著有《读书杂志》一书。近年又有大家俞樾写下《诸子平议》。这些诸子语言的研究被视为经学的附庸，服务于解经。但近年来，也有人开始从事真正的诸子研究。譬如大名鼎鼎的孙诒让写过一本关于墨子的非常有名的著述《墨子间诂》。现仍健在的王先谦写有一本《荀子集解》。总之，诸子研究在清朝时期发展略微滞后。这与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不同。诸子学在日本发展相对较早。荻生徂徕十分关注诸子研究，著有《读荀子》《读韩非子》等书。荻生徂徕之后也有人继续相关研究。而中国的诸子研究则出现较晚。不过，日本的诸子研究并未有像《墨子间诂》这样的名作，所以虽然起步较早，成就却不足为道。而中国的诸子研究虽然逐渐开展起来，却也只是为了补证诸经。张之洞就抱有这种主张。汉代王充早在《论衡》一书中写道，可以用诸子来补充经书，可惜没有做出太大成绩。总之，诸子的研究范围十分狭窄，史学研究较之更发达。史学研究也是在经学研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一、清代史学之祖黄顾二氏

    中国起初研究历史，很少把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很早以前还是有的。譬如唐朝、南宋时期，就有很多著名学者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去研究历史。可自从著名的《通鉴纲目》问世以后，效仿《春秋》褒贬黜陟古人的观念盛行一时。明朝的史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很少有对历史客观正确的研究。

    但明末时，经学开山之祖黄宗羲、顾炎武开始提倡史学。黄顾二人分别是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虽然阅历丰富，却未留下有关史学的重要著述。他的门下弟子万斯同则著有《历代史表》，补充历代历史年表中缺漏的部分，书中所承为黄宗羲之学问。浙东学派转入史学的说法，就源自万斯同此举。后来，全祖望也十分关注明末历史，写下许多文章，堪称一名历史学家。此人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他对记述古代水道的水经之学也颇有研究。以上就是先后继承黄宗羲之学的历史学家。

    我们再说顾炎武。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撰有《资治通鉴后编》一书。此书起初只有草稿，近年才得以出版成书。这部书并非由徐乾学一人完成，而是他召集众多学者，合众人之力编撰。而顾炎武的历史编纂思想，在其所著《日知录》中均有体现。《日知录》对查询史料、考辨史实真伪的学问有奠基之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学著作。总之，黄宗羲、顾炎武可谓清代史学的开山之祖。

    二、正史

    此后，史学渐渐分成很多流派。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正史。何为正史呢？譬如元、明等朝代灭亡以后，接替它的下一个朝代都会为前朝编史，并以此为史籍之正宗。历史上历朝各代撰写的正史共有二十二部，所以又称为二十二史。二十二史中的最后一部就是清朝撰写的明史。编修明史时，一个新变化出现了。此前修史大多效仿《资治通鉴纲目》体例，对历史人物褒贬黜陟，评判其正邪善恶。明史编修机构明史馆设立之初，经学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朱彝尊曾上书明史馆总裁，主张修史不能一味效仿《资治通鉴纲目》，而应有所创见。以前，宋学家、朱子学者修史立传时，学者一般被一分为二，分列《儒林传》和《道学传》。著录学者传记的《儒林传》最早见于《史记》，唐史当中也有设列。但编修宋史时，《儒林传》之外又增设了《道学传》。他们对学者加以区分，将研究朱子学义理空论、偏向哲学的学者列入《道学传》，而将钻研经籍治学之人仿照旧例列入《儒林传》，并自此形成惯例。朱彝尊却标新创异，认为根本无需做此种区分。这到后来还引发了朱子学者与汉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最终，《明史》总纂采用了朱彝尊的意见。《明史》以后，学者传记才又统一列入《儒林传》，舍弃《道学传》。以上就是发生在清初时期的有关朱子学的史学思想之变化。

    担任《明史》总纂的人是王鸿绪。经王鸿绪对草稿的整理编纂、修改润色，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明史》。现存的王鸿绪《明史稿》中，《史例义》一文阐述了明史的撰修原则以及它所遵循的编纂体例。文中多有反对朱子学说的言论，主张不蹈袭《资治通鉴纲目》旧例的修史方针，呈现出与宋元明以来史学大不相同的面貌。

    三、修补旧史

    清朝史学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发展，譬如“纲目”中所列的“修补旧史”和“考证旧史”。其中，修补旧史在明代以前也有，但考证旧史却是在清代才有的。明代有很多修补旧史的著述；清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邵远平的《续弘简录》等均在明代历史著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弥补缺漏、订正谬误，重新改编旧史。从厉鹗到彭元瑞，清朝修补旧史形成了有别于明代的特有风格。明代人修补旧史时，从不言明自己所用史料是否准确，只是选取自认为可信的材料进行改写。而清朝的风格则是将自己所用材料全部列出，以便他人也能用此材料进行研究，治学更客观公允。《辽史拾遗》一书就将参考《辽史》之处一一摘录列出，供人参考。这就是清朝修补旧史的风格。当然，也不免有人自行判断、改编历史。但整体而言，清朝修补旧史采取公正罗列材料的方针，以方便他人继续研究。这与明代改写旧史的方法大不相同，可谓独具清代风格。不过，也有人另辟蹊径，譬如撰写《晋略》的周济。周济作《晋略》不以考证史实为主，而是将《晋书》当中自认为不合史家笔法之处，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编。周济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大文豪，文笔精炼，提倡回归唐前的史书写法。清代修补旧史的学者当中，周济可谓独树一帜。《晋略》这种不证史实、只改史法的做法，几乎只此一家，十分特别。

    四、考证旧史

    下面我们来看“考证旧史”。旧史的考证在清朝时期尤其发达。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人从宏观角度研究历史的著述比较有名。除《十七史商榷》以外，王鸣盛还著有《蛾术篇》，论述经学、历史。除《廿二史劄记》之外，赵翼还著有《陔余丛考》，其大部分内容也在论史。特别是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可谓开新史学之先河。《十驾斋养新录》效仿清代史学之祖顾炎武的《日知录》体例，论及经学、历史等各种学问。在以“实事求是”著称的学者中，钱大昕治学也称得上严谨缜密。因此，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放到当下皆不失水准，其研究方法堪称当代中国历史学者的圭臬。

    虽然王鸣盛、赵翼、钱大昕都很有名气，但市面上流传甚广、在日本也有翻刻的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较之王钱二人的著作却逊色许多。对史学有奠基之功的首推钱大昕。从钱大昕开始，清朝的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此后，史学研究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强调通过旁征博引、多方求证获取历史事实。顾炎武等人依托金石碑文研究历史的主张也开始受到关注。史料的选取尽量倾向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钱大昕之于清代史学，好比戴震之于经学，是一个不容忘却的人物。后人承袭钱大昕的学术，开展了诸多具体的、局部的研究。

    此外，王元启、梁玉绳、洪亮吉等人兼治历史和地理，章宗源研究史志目录，沈钦韩研究《汉书》《后汉书》，吴卓信格外重视《汉书》中《地理志》的研究，张敦仁研究《资治通鉴》，汪士铎研究《南北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这里只列举上述主要人物，并将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展览出来。总之，正是因为这些名家的出现，清朝史学才取得了巨大进步，一改从前动辄褒贬黜陟、空论历史的观念，开启了依据基本史料求证史实、实事求是的研究方式。这是清代史学最显著的特点。

    五、地理

    随着历史研究的展开，人们也开始研究地理。地理研究早在此前就有人陆续在做。譬如，“纲目”中列举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即使放在今天，历史地理学也是历史学中一门很不成熟的学问，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作为立足政治的历史地理著作，其研究可谓系统而全面。书中首先分述各地形势，引征各种文献资料，考订古代地名、现今地名；其次分省记述，譬如山东省、河南省……各省都写有一篇通论，论述其政治形势；最后再从整体上总结中国历代地理的沿革变迁。因此，《读史方舆纪要》既有分论，也有综述。这种中国式的研究虽不合西方范式，却是系统而全面的。《读史方舆纪要》对今天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堪称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我们从《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获益颇丰。与此同时，阎若璩、胡渭等人依托经学研究历史地理。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编修《一统志》时，以上这些人都应邀参加。不过，这些研究并非为编修《一统志》而做。历史地理学早在那时就显露兴盛之兆。顾祖禹等人的研究也已取得显著成果。不过，顾祖禹等人受徐乾学之邀编纂《一统志》，得以博览群书，研究因此才取得更大进展。总之，在康熙年间，徐乾学等人对学者有提携和扶持之功，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是一部非常特别的著作。《水道提纲》不考论古代地理，而是记述当代地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水道提纲》与第三讲提到的西方传教士所绘地图颇有渊源。传教士所绘地图中的水道，也就是水路、河道，与齐召南《水道提纲》中的记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其实是依据传教士测绘结果的汉语文本写成。后来，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开始研究海外地理，新地理学自此兴起。譬如，昨天提到的魏源就写有一本《海国图志》。总之，海外地理的研究日盛。近来，一个叫邹代钧的人曾前往海外。他主张以西法研究地理学。新地理学虽然逐步取得一定发展，但仍然远不够发达。

    六、塞外史学和地理

    之前说过，钱大昕在清代的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钱大昕以来，塞外史学、西北地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所谓塞外史学、西北地理学，就是对蒙古等地的研究。钱大昕读《元史》后，认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粗劣的史书，于是心生重编元史之念，开始研究元史。钱大昕发现了一本用蒙古语写的记述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代事迹的《元朝秘史》，便据此研究元史，并最终写成百卷《元史稿》。《元史稿》如今是否保存完好，这点尚不可知。总之，钱大昕此举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元史也被称为蒙古历史。蒙古历史的研究和蒙古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共同将清代史学推向了高峰。

    除钱大昕之外，也有人出于政治方面的实际需求研究西北地区。譬如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皇朝藩部要略》记述了清朝建立以来蒙古藩部诸事，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遗憾的是，《皇朝藩部要略》的草稿还未完成，祁韵士就离世了。后来，经其同乡张穆之手，《皇朝藩部要略》才得以完稿成书。张穆也对蒙古之事兴趣颇浓。他本想写一部关于蒙古历史地理的书，却也在即将完稿时与世长辞。后来，何秋涛继承张穆的遗志，完成此书。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皇帝御赐的书名。只是今天的《朔方备乘》大部分经人改动，已不足为信。《朔方备乘》原名为《北徼汇编》，是一部论述中俄边境问题、涉及西北地理的著述。

    上述这些人的研究使蒙古之事渐为人知，也让中国的西北地理学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张穆还是何秋涛，都十分钦佩钱大昕的学问。他们继钱大昕之后，对记述成吉思汗事迹的《皇元圣武亲征录》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后又有洪钧出使西方，根据西方材料研究元史，写下了《元史译文证补》。此外，辞世已十年有余的文廷式与今仍健在的沈曾植虽然没有留下著述，却也潜心研究元史。沈曾植手中存有一本未完成的《元史译文证补》草稿。近来，屠寄写了一本《蒙兀儿史记》，柯劭忞写了一本《新元史》。

    与此同时，松筠开始实地考察蒙古、新疆、西藏等西北地区，并根据这些考察结果开展研究。松筠是蒙古人，曾屡次被任命为西北地区的大官。他对历史很感兴趣，相关著述也很丰富，对徐松等人影响颇深。徐松为官时，由于一些过错，曾被流放到伊犁。流放期间，徐松通过对当地的实地考察，做出很多研究成果。在此期间，魏源等人也已出现。魏源等人主张将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综合并举。总之，清代的历史地理学成为清代史学当中成就斐然、相对突出的一部分，这一点是需要重视的。

    七、郦学

    接下来我们看郦学。《水经注》是一部中国古代记述河道情况的名著。清代研究《水经注》始于全祖望。戴震和赵一清等人后来也研究了《水经注》，他们的门下弟子纷纷指责他人抄袭，掀起一场诸如赵一清剽窃戴震学说或者戴震剽窃赵一清学说之类的争论。总之，《水经注》的研究因戴震和赵一清等人进展巨大。后来，董祐诚、陈澧等人也从事相关研究。最近去世的杨守敬可谓此前研究《水经注》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书稿尚未出版，但他的研究已然大成。

    八、古代地方志

    除研究地理以外，清代还研究古代地方志。毕沅所著《关中胜迹图志》是关于古都的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种》为查考古代地名的现今所在地构建了一套方法。六严[76]是李兆洛的门下弟子。杨守敬承六严余绪，集以往地方志研究之大成。

    九、古史

    清代也有人专治古代历史，譬如康熙年间的马骕。马骕因精研上古三代历史，被称为“马三代”。后来，满洲人李锴继承了马骕的研究。李锴原籍朝鲜，是曾经征伐日本的名将李如松的后人，撰有《尚史》。除了马骕、李锴，研究古代历史的还有林春溥、陈逢衡、崔述、程恩泽等人。

    十、掌故

    除上述研究以外，清代还有掌故之学。不过掌故学并非清代独有的学问。所谓掌故学，就是研究官府典例故实之学。明朝时期，基于坊间传闻编写的历史在市面上十分流行，大有混淆真实历史之势。清朝几乎没有野史，代之而起的是更确实的掌故学。掌故学这种关于官府故实的学问，不像野史一般基于未经考证的传闻而作，所引皆为确切可考的材料。这也是清代史学思想比明代更进步的一个体现。掌故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已在“纲目”中列出，其中盛昱、文廷式虽然没有留下著作，却都十分精通典例故实之学。

    十一、经济

    经济学算是历史学的附属学问。中国通常把经济学归入历史学中，作为政策论研究。我们先看“纲目”中列在最开始的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就治理黄河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还就中国利用运河调运粮食一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包世臣复兴了顾炎武以来久已湮灭的经世实学。此外，魏源助贺长龄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分门别类地辑录了大量文献资料，是一本了解清代经世政策的必备之书。我们从《皇朝经世文编》中也获益颇多。龚自珍、俞正燮等人也有部分著述论及经济学。蓝鼎元撰有关于台湾的著作。陶澍著书论述对中国影响重大的盐务。那时的苗人和台湾生蕃很相似，严如煜于是研究苗防之事，为防苗御苗出谋划策。冯桂芬可谓中国最早呼吁改革的先驱人物。他在著作《校邠庐抗议》中就中国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很多见解深刻的经世之策，对中国今天的经世思想影响重大。近来康有为等人的改革思想都出自他的主张。总之，冯桂芬是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张之洞等人近年来也写了许多著述，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

    以上就是清朝史学的大致情况，其中有自古就有的学问，也有新发展起来的学问。新发展起来的学问有旧史的考证和西北历史地理等。古代地方志的学问中也有一些新内容。掌故学虽然以前也有，但在清朝时期格外兴盛。

    十二、史法

    关于历史整体的研究，还需注意史法之学。史法研究始于唐初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是一部关于历史编纂方法的名著。南宋时期，郑樵编著《通志》，留下许多精辟的史论。到清朝时，方苞等人开始讨论文章的作法，主张修史应当效法韩退之的记事之文————需要写的地方如何写，不需要写的地方如何省略————这些都要讲求义法，否则就会文不成文，史不成史。之前说过，章学诚写有一部《文史通义》。《文史通义》使《通志》以后中断的史学理论研究得到复兴，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史学理论著述，备受中国人推重。近来，张尔田效仿《文史通义》写下《史微》。虽然《史微》无法与《文史通义》相提并论，但这说明《文史通义》尽管不至经久不衰，却也会偶尔被人念及得到复兴。张尔田所著《史微》即使放在今天也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因此特列于此。清代史学的发展情况大体如此。

    文学

    一、古文

    下边我们说说清代的文章。“纲目”中最开始列着“古文”，后面还列有“骈体文”。要想了解中国文章的变迁，就必须了解这里的古文和骈体文。“古文”一词在中国不只一个意思。文章中的古文与经学中的古文就大不相同。这里的古文是指文章中的古文。在经学中，古文与今文相对。古文指上古文字，也就是篆书以前的、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今文指隶书以后的文字。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分别指以古文写的经书之学和以今文写的经书之学。在文章中，古文与时文相对。日本如今说起中国的时文，一般都指中国的诏敕、书信或者奏章。不知这种说法是如何讹传来的，因为诏敕、书信或者奏章在中国并不叫时文。中国的时文是指文官考试中所采用的八股文。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取题，要求作文多用对偶，分成八个段落来写。不会这种文体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古文与八股文相对，是唐宋八大家以来广为流传的一种文体。入清以后，除时文以外，人们开始格外关注骈体文。这是清代特有的现象，后边还会讲到。我们先从古文说起。

    （一）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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