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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文草创期
因袭明朝，清朝在初期时多习唐宋八大家之文。唐宋八大家中，金、元以来苏东坡一家之文尤其盛行。清人创作纷纷效仿唐宋韩退之、苏东坡之文，一时蔚然成风。“纲目”所列的清初三大家中，魏禧和侯方域就属此派。而汪琬作起文来苛求文法，中规中矩，与魏禧、侯方域的风格大不相同。总之，效仿韩退之、苏东坡等唐宋古文是当时的文坛主流。
后来，情况有所改变。人们不再一味拘守古文笔法，开始强调学问才是文章之本。譬如，黄宗羲和顾炎武从不刻意追求文采，却自然而然地写得一手好文章。清代后来不少考订古学、文采蜚然的人为文大都效法黄宗羲和顾炎武。因此，可以说黄宗羲和顾炎武奠定了清代特色的文风。朱彝尊和姜宸英等人的文章游走于黄宗羲、顾炎武以及从前的古文派之间，已经极具清代特色。朱彝尊和姜宸英等人的文章笔法和从前效仿韩退之、苏东坡的一派大不相同，强调为文要以学问作为根底。
到清朝中期时，袁枚等人出现了。袁枚天纵奇才，既作得了古文，也写得了骈体文，可谓来去自如。我们稍后再讲骈体文。袁枚虽才华横溢，文风自由，但为人轻佻放纵，颇受世人非议。总之，袁枚等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的文风。但这时的清朝文章初露头角，还未分出很多流派。
（二）古文极盛期
古文草创期以后，清代文章才开始分门立派。作古文的有古文派；写骈体文的有骈体文派。我们先说说骈体文。骈体文俗称四六文，因为追求文章美感，多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得名。由于文章全篇多用对偶句，所以又称四六文为骈体文。而古文则是奇句单行，尽量不用对偶。四六文或为四字句，或为六字句，句中字数多为偶数；而古文当中，句子字数多不成偶。清代兴起古文之时，已有人开始作骈体文。“纲目”中“骈体文”项下的“旧派骈体文家”就是那时的骈体文家。也就是说，古文家和骈体文家几乎同时出现，只是由于经学的影响，才有了不同的发展。当时，治经之人都很反对宋学。而朱子学派的文章大多取法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曾南丰的文章。因而朱子学者十分推重古文。汉学家们对朱子学不满，以至于对曾南丰等唐宋八大家之文也心生厌恶，处处攻击古文，批判作古文之人根本不懂文为何意。中国古代之“文”只指骈体文————这个极端论断是阮元提出来的。阮元指出，“古人所谓的文笔是两个相对概念。有文采者谓之文；没有文采、只为表意论事则谓之笔。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笔不是文，真正的文章只有骈体文”。因此，汉学家为文大部分都用骈体。方东树猛烈抨击了此种言论，并积极地为唐宋八大家辩护。总之，古文反对派站出来的同时，古文家们也形成了一个派别，那就是“桐城派”。
苏东坡
桐城派古文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明代归有光。归有光反对荻生徂徕十分崇尚的明代李王七子[77]之文，尊奉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曾南丰之文为文章典范。入清以后，方苞继承归有光的余绪。随后，刘大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姚鼐因在学术上与汉学分歧严重而抽身汉学，转向古文研究，标举古文旗帜，引来许多当地学子拜入门下。由于此地名叫桐城，故得名桐城派古文。总之，桐城派十分推崇唐宋八大家之文，尤其喜欢师法曾南丰的文章。有些反汉学倾向、独树一帜的桐城派兴起过程中，喜作骈体文的汉学派曾极力贬低古文，其中以阮元最甚，方东树等人挺身应战。后来，桐城派古文分出一支流派————阳湖派古文。阳湖派古文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恽敬、张惠言、董士锡、李兆洛等。阳湖派是古文派中逐渐向骈体靠拢的一支流派，虽与桐城派同宗，但又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崇佛家的古文”一派————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出现了。也就是说，佛教居士当中，也有人习作古文。譬如，“纲目”中列出的罗有高、汪缙、彭绍升等人都研究佛学文章。他们的文章虽然佛教思想平平，文笔却令人佩服。总之，这些人研读佛教典籍，以佛教文章自成一派，虽然流传不是很广，却对后来龚自珍等人的文章产生了极大影响。
姚鼐
再下边的“选体”是骈体四六文中的一种。后来，治古文的人作文时也不时采用选体。包世臣认为，如果通篇都是古文，未免太杂乱无章，索然无味；要想把文章写得韵味十足，光彩照人，大可取法选体。清朝时期，很多治古文的人虽然从古文起步，却慢慢向选体即骈体文靠拢。这种发展路径是清朝特有的现象，在明代少之又少。
以上就是乾隆至道光年间古文的一些发展情况。后来，曾国藩登上了历史舞台。曾国藩不仅是位颇负盛名的政治家，还是有清一代的文章大家。曾国藩的文章最早师承姚鼐的桐城派。在博览群书的过程当中，曾国藩渐感取法曾南丰的桐城派古文有气度狭小之弊，决心广泛涉猎，博采众长。于是，他一改桐城派奉唐宋八大家为圭臬的做法，广泛涉猎经史诸子，最终成了有清一代的古文大家。曾国藩虽师承姚鼐，却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张裕钊以及最近去世的吴汝纶都是曾国藩的门下弟子，也都是古文名家。此外，薛福成以及曾经出使日本的黎庶昌也是文章大家。这些人取法曾国藩，文风规模宏大，与桐城派迥然不同。曾国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千古文章名家。郑珍也是名闻天下的文章大家。这时的古文可谓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古文源起桐城派，它不断发展、壮大的这段时期统称为清代古文的全盛期。
二、骈体文以及骈散不分家
接下来我们看骈体文。骈体文在清朝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骈体文作家被称为旧派骈体文家。明代也有人写骈体文，只是他们一味追求对偶，导致文章多成俳谐之文。清朝的骈体文作家大多兼治经学，认为文章无需处处强求对偶，而应追求根柢深厚、刚健有力。他们身体力行，强调骈体文创作要效法《文选》，追求庄重典雅，不能戏谑轻佻。古文与骈体文同步发展，并逐步向对方靠拢。之前我们说过，桐城派古文虽然完全取法唐宋八大家，但后来的阳湖派古文已经多少跳出原有范围。再后来，主张为文兼收古文、骈体文两体之长的人愈发打破藩篱；治古文之人也开始创作与骈体文相近的文章。曾国藩一派中的吴汝纶等人尤其如此。吴汝纶虽然最初主张为文应效仿唐宋八大家，但后来开始取法《史记》《汉书》作文。《史记》《汉书》中有很多既非古文也非骈体文的文字。吴汝纶受《史记》《汉书》影响，文章渐向骈体靠拢。骈体文也由起初的俳谐之文转向内涵深重的选体文。如此，骈体文与古文逐渐向彼此靠拢，最终出现骈散不分家的局面。
骈散不分家出现在清朝选体文发展的鼎盛时期。汪中等人创作的骈体文从不刻意精工对偶，渊深厚重，文才艳丽，颇具《文选》风采。汪中等人因此成为清朝人公认的有清一代文章大家。但如果让方东树来评说，必是一番贬低之辞。后来，承汪中余绪的有汪士铎以及现仍健在的王闿运等人。王闿运今已八十多岁，居于湖南，是个生来就写得了文章的天才。他所作的文章骈散交融，不落窠臼。此外，谭献等人也工于文章，且主张骈散合一。谭献认为，好文章就应该不拘骈散，穿行其中来去自如。汉魏文章亦是如此，文才艳丽而不失趣味，辞藻绚丽而不浅薄轻佻，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谭献的门下弟子袁昶也主张骈散合一。袁昶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向西太后慈禧进谏而被杀。骈散不分家是清朝兴起的最后一种文体。纵览清朝各个时期，最具清朝特色的文章，便是这种骈散不分、合二为一的文体。这些虽是文章之事，却也与经学大有关联，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来到日本，看到日本的报纸文章以后，被这种自由自在表达见解的报章文体吸引。文体改革始于来自广东的驻日参赞官黄遵宪，勃兴于康有为时期。到梁启超时，中国的文章竟像是从日文翻译过去的。康有为的文章虽骈散不拘，但不如梁启超的那么新派。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本的报章文体已经十分接近，因其实用性强在中国非常流行。不过，是否只是流行一时就不得而知了。文章之事我们先说到这里。
三、诗
接下来我们说诗。清朝的诗歌发展可以追溯至明朝时期。纲目中的李梦阳、何景明工古文辞，诗文遣词造句都摹仿古人。诗歌复古的主张始于此。隆庆年间，王世贞等人主张为文应当效仿经书古籍、诸子百家，写得庄严肃穆。王世贞还提出，诗歌方面应标举盛唐。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李太白、杜子美等人就是盛唐时期的诗人。何景明则倾向于取法更早的初唐诗歌。总之，这些人的诗歌多为拟古仿古之作。复古思潮在文坛盛极一时的同时，反对仿古的声音出现了。譬如，钟惺、谭元春、袁宏道猛烈地批判了复古思潮。他们提出，诗歌是个人性情的真实流露，创作本该随心所欲，率性而为。这种诗论虽也流行了一段时间，但在中国毕竟属于极端，最终未能广为流传。明朝末期，陈子龙等人虽然也像此前李梦阳、何景明一样提倡诗歌复古，却不再一味受其拘束。明代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文论争终因陈子龙复归于正。
梁启超
（一）清初大家
清初的诗坛大家有钱谦益、吴伟业等人。他们虽已另立门户，却都深受陈子龙的影响。钱吴二人可谓清代诗歌的开山之祖。顾炎武的诗歌虽然学问根底深厚，水平极高，对后世也并非没有影响，但却不至广为流传。总之，开有清一代诗风的是钱谦益和吴伟业二人。后来，钱谦益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或者准确地说，是被人抹去的。钱谦益本为明臣，降清以后再次位居高官。虽然位居高官，他却诋毁清朝，屡屡作诗暗示自己并非心甘情愿向清朝夷狄之族臣服，只是明已灭亡，仕清实乃无奈之举。钱谦益此举引得乾隆帝大怒，并将其诗集尽数禁毁。久而久之，钱谦益之名也就被世人遗忘了。多年后，大名鼎鼎的王渔洋继承钱谦益、吴伟业遗风，成为奠基有清一代诗风的大家。此外，龚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再下面的吴兆骞是个诗歌天才。他曾因获罪被流放至满洲，因此他的诗作多与满洲有关。感情充沛的南方诗人来到寒冷荒凉的北方之地，这种经历使吴兆骞的诗别有一番风味。总之，清代诗风的奠基人是钱谦益和吴伟业。
钱谦益
吴伟业
（二）康熙雍正年间的大家名家
再下来的王渔洋也堪称“清诗之祖”。王渔洋的诗风被世人称为“神韵派”或“格调派”。他的诗歌多沿用古代文字，从不随意遣造，读来余韵不绝，备受推崇。有人曾评价王渔洋的诗歌“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此话出自《华严经》，原意是弹指之间《华严经》中极乐世界的宫殿楼阁便会现于空中，这里则形容王诗之神韵。总之，王渔洋的诗歌标举神韵，独具一格。但王诗也有一大弊病，那就是用典堆砌。用典虽能显示诗人的学识，但用得过多便有无法自如驾驭，才力薄弱之嫌。施闰章曾批判道，“王渔洋作诗有如施展魔法，一个弹指，便有楼阁现于空中；而自己作诗则好比筑屋，从打地基、立柱子到盖房顶，一砖一瓦，皆由平地起”。总之，人们对王渔洋的诗歌褒贬兼有。王渔洋虽然不似李梦阳、何景明那般拘守盛唐诗风，却也极为推崇唐诗。几乎同一时期或稍晚些时，诗坛还有一位名为查慎行之人。查慎行不喜盛唐艰涩的诗风，而取法白乐天、苏东坡作诗，如此便奠定了他自然流畅的诗歌基调。朱彝尊也是这个时期的诗坛大家。朱彝尊早期作品晦涩严肃，后来则以学问入诗，变得随性自由。以上王渔洋、朱彝尊、查慎行三人均为康熙雍正年间的诗坛大家。
此后，诗坛名家辈出。王渔洋虽被推举为一代诗宗，但也渐渐遭人反对。王渔洋有个亲戚名为赵执信。赵执信曾向王渔洋请教古诗，但王渔洋没有教他。赵执信于是靠着自己摸索作诗，处处贬低攻击王渔洋。这时的诗坛已有柴绍炳、毛先舒等人，号称“西泠十子”。西泠十子在杭州创登楼社，组织诗会活动。广东一带的诗坛名家则有屈大均、梁佩兰等人。以上就是康熙雍正年间诗坛的一些大家名家。
（三）乾隆嘉庆年间的名家
乾隆嘉庆年间的诗歌继承了康熙雍正年间奠定的基本风格。继承王渔洋一派的是大名鼎鼎的沈德潜。沈德潜是个长寿之人，深得乾隆帝宠爱。王渔洋诗派备受沈德潜尊崇，后由王昶传衍其宗派，是为王渔洋之正脉。只是当时诗坛的整体风尚已渐从王渔洋转向别的流派。譬如，颇负盛名的袁枚就曾极力反对王渔洋的诗歌。王渔洋作诗谨遵古法，注重神韵，中规中矩；袁枚作诗却更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袁枚所代表的就是与格调派针锋相对的“性灵派”。性灵派主张只有直抒胸臆才可谓之为诗，反对泥古不化，墨守陈规。乾嘉三大家就是此处所列的袁枚以及蒋士铨、赵翼。蒋士铨为人认真严谨；袁枚和赵翼却比较极端，其中又数赵翼最极端。赵翼认为，诗歌只要是率性而为，俳谐之作亦无妨。历代大家当中，赵翼最推崇查慎行，也多取法于查慎行。赵翼虽然没有公然反对王渔洋之说，但却尊奉查慎行为诗坛之正统。总之，袁枚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渔洋；赵翼则取法查慎行，暗中反对王渔洋。清朝中期，诗坛本就对王渔洋之诗颇为反感，加之这些主张，更成一时风气。
在此前后出现的诗人都列在了“纲目”当中，其中也有不属于袁枚一派的。乾隆至嘉庆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不再像乾嘉三大家那么遒劲有力，而是变得清雅婉丽。“纲目”中张问陶、杨芳灿及其之后的诗人都以清雅婉丽的诗风著称。有趣的是，在中国人看来，凡作诗必是心中有所感慨；诗歌贵在吐露内心、真情流露；单纯追求婉丽和技巧并非诗之正道。因此，道光咸丰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
（四）道光咸丰以后的名家
道光咸丰以后，世道动荡不安。诗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发现，那个可以悠然自得吟唱和平之音的年代已经远去。道光咸丰以来的诗人当中，龚自珍狂傲不羁，作诗从来不拘一格。与此同时，魏源、欧阳绍洛、毛贵铭等一众湖南诗人出现了。这些湖南诗人追求生涩瘦硬的诗风。曾国藩也同属此派。这些人的诗文主张颇为个性，一般被称为“江西诗派”。他们提出，作诗应当先学宋代苏东坡、黄山谷，再至唐代李义山、杜子美。即便没有天分之人，也能照此学会作诗。只要肯下功夫钻研学问，加以勤学苦练，就能学会苏黄之诗，尤其黄山谷之诗。之后便可进一步师法李义山之诗。李义山之诗委婉含蓄、不直不露。再上一层便是杜子美了。不过，大多数人在黄山谷左右便停滞不前了。因为要想达到杜子美的诗歌境界绝非易事，也确实鲜有人能做到。总之，江西诗派主张照此顺序学作古诗。这是道光咸丰以后的情形。再早些时期，诗坛受查慎行等人的影响，力戒乾隆嘉庆年间性灵派的纤佻轻薄之风，提倡以学问入诗。可道光咸丰以后，世事变迁令人们唏嘘感慨。刚健有力、沉重悲壮的诗风渐成主流，直到近日仍是如此。
此后列出的诗人大部分也同属江西诗派。其中，张之洞等人格外推崇江西诗风。“纲目”中写有“乾嘉以后诸家多由苏黄入玉溪生，以窥工部”，其中的玉溪生是指李义山，工部则指杜子美。江西诗派盛行之际，诗风一度发生转变，趋向以学问入诗。如同文章从唐宋八大家表情达意之文转为以学问为根底的骈体文一样，诗歌也渐渐转向以学问入诗，趋于《文选》风格。“近时作家往往宗选体”就是此意。其中，王闿运在效仿选体诗歌方面极具天赋，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较之王闿运，谭献等人的诗歌风格更隽秀柔美。这些都是近来诗坛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凡作诗之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以上就是清朝最后的诗风。清朝的诗歌和文章最终都归向了选体。
四、旗人文学
下面我们稍微讲讲旗人文学。由于清政府鼓励皇亲国戚读书治学，满清旗人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诗人学者。嘉庆年间，铁保所编《熙朝雅颂集》就收录了蒙古旗人常安的诗文。常安在作诗为文方面天赋异禀。此外，盛昱还收集旗人文章，编成了《八旗文经》。《八旗文经》中虽有他人代笔之作，但也有旗人自己的创作。满洲人与蒙古人很不一样。精通中国文学的蒙古人甚少，但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譬如，西域蒙古人的子孙后代也有能文善诗之人。不过在金、元时期，像满洲旗人这般竞相学习中国文学、热衷编撰诗词文集的情形是不曾出现过的。相比之下，满人被汉化的成效格外显著。诗文大体就讲到这里。
五、词曲传奇小说
最后我们再稍微讲讲“词”。我们所说的诗在唐前都是可以唱的。唐朝初期，诗都可以和着乐器的伴奏来唱。唐朝中期以后，诗渐不入乐，代之而出的就是词。日本有一种名为“端歌”的小曲，除原曲以外，还可以再配新词，谓之为“替歌”。譬如，《春雨》有《春雨》的曲调，《黑发》有《黑发》的曲调，都可以重新填词。中国的词与日本的小曲很像。词中也有各种曲调，譬如《百字令》就是一种曲调。词人可以根据曲调进行填词。宋代以来，外族入主统治中国期间，词得到了很大发展。对满洲人、蒙古人来说，一点底子也没有的情况下去学中国文学实非易事。而词相对接近口语，平日又总吟唱，时常入耳。这种别具妙趣的事物与外来的民族文化更加契合。在徐乾学的帮助下编纂《通志堂经解》的纳兰性德就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词人。乾隆帝热心于各种学问，对词学的发展也颇费心血。康熙时期，很多优秀的词学著作已经面世。到了乾隆帝时，他则特命研究古词曲的名家黄文旸审校古代词曲。
至于“曲”，其实就是以词入乐，并辅以人的动作的戏曲的原型。清朝有很多名曲，譬如清初的《桃花扇》。清朝还有一位戏曲天才，名叫李笠翁。因诗名被称为乾嘉三大家的蒋士铨也是戏曲大家，作有《九种曲》。戏曲作家辈出，使戏曲在清朝得到大发展。虽然元明时期戏曲也很兴盛，但研究戏曲却始于清朝。孔艺亭曾奉乾隆帝之命研究戏曲。
此外，“传奇小说”在清代也有所发展，其中名气最大的首推《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西方人读过也都叹为观止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外文。这些小说中虽然也有一些近于淫猥低俗之作，但像《品花宝鉴》这种能够反映清朝民族性的作品，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外，中国人喜爱怪诞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志怪小说。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纪昀虽曾奉命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不屑再著新作，只在闲暇之余写下了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袁枚也著有志怪小说《新齐谐》。这些都是从通俗文学方面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今，围绕清朝文学代表作《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展开。
关于清朝的史学、文学，我大体就讲到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大部分讲得比较粗略。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