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 财政经济上的变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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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驾临苏州

    衰运

    清朝历经一百五十年左右进入全盛期，之后便渐渐走向衰落。历史学家就其衰落原因做过许多研究。研究发现，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之一是岁出的增加。也就是说，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六十年岁出的增加，使清朝走向了衰落。

    皇族的增加

    清朝岁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皇族的增多。中国皇族人数众多，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叔伯一脉也是皇族，称为宗室。皇族族谱每十年编续一次，保存在奉天和北京宫殿，满满地堆在一个大库房里。而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祖父的兄弟一脉是准皇族，称为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有系黄色腰带的特权；而觉罗俗称红带子，有系红色腰带的特权。清朝皇族数量庞大，刚入主北京时不过两千余人，到道光末年却多达三万人。这是中国的制度使然，不仅清朝如此，明朝也一样————明朝末年的皇族数量多达十万人。总之，清朝皇族人口不断增加，如今若再统计一番，想必数目更惊人。随着皇族人口增长，宗室俸禄自然不断增加，皇室开支也越来越大。不过，中国宗室的待遇远不及日本皇族优厚。常有北京宗室愿以每月五元、七元的报酬来日本教授中文。总之，皇族人数增加使皇室开支大幅增涨，成为清朝岁出增加的原因之一。

    地税的积欠

    清朝岁入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地税的积欠。地税积欠事关重大，这也是清朝所谓的仁政所致。中国每隔十年左右都会清查拖欠地税，无望追加的便一概豁免。开此惯例以后，地方每遭遇灾难，便以灾情严重、无力缴纳为由，陈请朝廷准予延缓，拖上十年等着被一并豁免。有这等有利可图的仁政，地税积欠自然愈发严重。康熙至雍正年间，地税每年积欠六十万两白银；到乾隆道光年间时，地税每年积欠高达二百万两白银。如此一来，账面上虽有大量的应收税款，实际收入却在不断减少。而这都是清朝引以为豪的仁政带来的结果。譬如，天灾地变时不缴地税，开垦新地时也不缴地税等等。直到今天，清朝仍然根据乾隆帝时期修订的《赋役全书》征收租税。因此，即使某条河流发了洪水，使沿岸两个县城的面积一个变大，一个变小，两县地税也仍仿照旧例征收。而这必将造成面积减少的县城积欠的地税增多，面积增大的县城却无需缴纳新税。

    道光帝

    还有一个看似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实则不然的情况。随着八旗人口不断增加，相关开支看似也会攀升，但实际并非如此。与日本德川时代的旗本制度一样，八旗的总体俸禄是确定不变的。所以即使八旗人口增加，朝廷支出也不会增加。

    我们从1845年到1849年的岁入岁出，就能看出清朝收入的减少情况。清朝岁入定额四千五百零十七万两白银，1845年时，清朝岁入四千零六十一万两白银；到1849年时，清朝岁入减至三千七百零一万两白银。收入大幅减少，支出自然也随之减少。由于经费支绌，兵饷发放便不按定例，只有七成八成不等。总之在中国，政府很少全额支付应付款项，以至于如有全额支付的情况还会在文书中特别注明。当然，这也是财政收入减少不得已的举措。以上就是清政府收支的相关统计以及清朝走向衰落的财政原因。

    物价的上涨

    此外，清政府财政遭受极大打击与物价连年上涨脱不了关系。距今三四十年前，大名鼎鼎的冯桂芬对清朝的物价上涨做过调查。长毛之乱时，冯桂芬曾派上海士绅手持自己亲笔书函，乘坐轮船前往曾国藩的大本营安庆乞求援师。曾国藩展信之后，对冯桂芬赞不绝口，称“东南大局，不出君一书也”。冯桂芬是中国改革派的先驱人物。如今来到日本的康有为最早提出的变法主张大多取自冯桂芬之说。冯桂芬精通西方数学，绝顶聪明，曾为一甲及第的进士，后来加入李鸿章幕下充当其谋士。冯桂芬就物价的上涨做过很多调查，在此我举例说明。康熙帝喜好西方学问，曾经命人编纂以介绍西方数学为主的《数理精蕴》。在《数理精蕴》中，数学题目里的物价与编写此书时的实际物价大体相同。冯桂芬指出，注意到这点后再读此书就很有趣。譬如，春秋两季祭祀孔子时，会以羊作为祭品。据《数理精蕴》的题目可以推测，康熙帝时，每头羊的价格为一钱八分，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四五钱。而冯桂芬所处时代，一头羊的价格已经涨至康熙时期的六倍。此外，冯桂芬还在韩桂舲家里看过一本旧账本。那是一本顺治年间的账本，当时清朝才刚入主北京。据账本所载，当时木瓦工匠的工钱一天约二十八文[12]，儿童工钱折半。但道光初年时，木匠的工钱为八十四文，是顺治时期的三倍。再到后来的咸丰同治时期，也就是冯桂芬所处的时代时，工钱竟涨至八倍于清初的二百二十文。总之，物价上涨也是造成清政府财政窘迫的原因之一。

    冯桂芬

    银价的变化

    银价的变化也对清朝整体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清朝初期，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七八百文铜钱。可据冯桂芬说，这些铜钱只够如今银价的十分之四。也就是说，顺治到咸丰年间，银价翻了一倍，给了清朝财政沉重一击。此外，清初兵饷是每日五分，相当于日本的六到七钱。长毛之乱爆发以后，乡勇应时而生，并被设为官军，那时的兵饷已经提到每日二钱，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六七钱。如此一来，每逢浩大工程，清朝都需支出巨额费用。清初黄河泛滥，每次治理需花费一百万两白银。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每次治理黄河竟需花费上千万两白银。总之，政府花销日益增加，收入却未有太大增长。

    物价飞涨使清政府财政日益窘迫已经显而易见。那银价上涨为何又会造成清朝的财政困难呢？这与清朝的制度大有关系。中国百姓缴纳地税并非全以白银缴纳，还会用铜钱缴纳零头。官府将铜钱兑换成白银以后，再一并解送北京。假设官府按照银贱钱贵时一两白银折算两千文铜钱的官定比价征收税款（当然，若以铜钱缴税会有所加征），随着银价越来越贵，铜钱越来越贱，以前两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白银，如今可能需要三千文铜钱才行。这样一来，政府收入自然大幅减少，给清政府财政造成极大损失。

    银价上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是印度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导致白银外流。众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禁烟，最终引发鸦片战争，耗去巨额军费，也是其中的一大原因。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每年都有本币外流，和日本长崎贸易的情形是一样的。这种不平衡的贸易使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银价不断上涨。所以，早在太平无事的道光咸丰年间，清朝财政就已日趋枯竭。

    军费的增加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近来的局势了。前面也说过，当前清朝的最大问题就是军费开支浩繁。由于八旗、各省绿营等传统官军不堪重用，清朝只好招募乡勇。如此一来，朝廷除了要为八旗、绿营发放兵饷，还得给乡勇发放兵饷。平定长毛之乱时，清政府因为无力筹措军费，开始征收厘金税。

    厘金税

    厘金税是清朝在内地各省设立局卡[13]，对往来货物征收的一种过境税。自开征以来，厘金税收入不断增加，近年来收入高达一千万两甚至两千万两白银。起初，朝廷深知厘金税是一大恶税，再三声明一旦战事结束就立即停止征收。可仗打完了，乡勇却无法遣散，所以废止厘金税一事便不好再提。1894年以后，清朝开始寻求变革，在以往的旧式兵和义勇兵以外，又编练新军。这支新军名义上有二十个师团，自然还需要一笔新的开支。虽说绿营和义勇兵力在此期间都有所减少，但军费在旧有的基础上还得一加再加。就好比日本的本膳料理[14]，上完本膳 ，还有二膳、三膳等着要上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储存鸦片的仓库

    英国鸦片走私船

    新旧制度的重复

    除了军事经费，清朝的行政经费也逐年攀升。譬如，清朝国子监的经费由朝廷下拨；后来京师大学堂开办时，便只能另拓财源，维持开支。诸如此类，在原有基础上兴办各种新式机构，必然会扩大开支，增加岁出。道光末年，岁入岁出定额均为四千五百万两白银，但实际收入和支出都只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中日甲午战争时，岁入和岁出翻了一番，约为八千九百万两白银。当然，对外贸易当中增收一千万两关税、盐税增加等都是朝廷增收的原因。总之，道光末年到现在十八九年间，朝廷的岁入和岁出均翻了一番。近来，清朝全年收支均高达三亿万两白银，可见财政膨胀多么严重。日本财政虽然也在不断膨胀，但明治维新以后，财政政策早已焕然一新。近来财政依旧吃紧，政府上下不得不厉行节俭。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主张整顿税制。反观中国，财政收支从四千几百万两白银增至八千几百万两白银，如今更是高达三亿万两白银。清朝财政膨胀如此严重，却仍旧采用以往那套财政政策，不见任何革新整顿。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纵观中国历史，每个王朝即将走上末路时都会发生一个现象，建国初期较之地方财政比例很小的中央财政，会在末路前夕极度膨胀，其中尤以皇室开支最严重。这几乎成了千古不变的铁律。明朝末年就是如此。明朝岁入定额四百万两白银，明末时期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皇室开支。譬如，1599年明朝太子大婚时，朝廷下诏称需要两千四百万两白银。可当时即使把户部翻个底朝天，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皇帝便令人严查各省积银。中国自明朝以来，各省都有几十万两的积银。尽管制度上规定这些归地方存留，可朝廷还是将其据为己有，用来为太子操办婚礼。后来，中央财政日益膨胀，皇室直到明末都还十分富有。所以，明朝征伐满洲兵败需要增派援兵，但户部又拿不出钱时，还曾请求动用几十万两的皇室财产充当军饷。总之，中国王朝走上末路时，皇室财力一般都很雄厚。如今的清朝也不例外。

    皇室的资产

    如今清朝皇室究竟有多少资产不太好说。但我某天在报纸上看到，据袁世凯调查，清朝皇室的金银不下几千万两。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皇室手头之所以如此富裕，是因为除常规收入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入项，譬如皇室从官吏手中收取的贿赂。通常，贿赂都是官吏向百姓索取的。可在中国，皇室也会带头受贿，地方大员几乎人人都向皇室行贿。尤其在西太后慈禧时期，各地官员为了讨太后欢心，更是年年献礼，而献礼主要是送钱。此外，知县等进京接受召见，竟也要由吏部登记入册，成为升迁考核的标准之一。而要想进京觐见，就得花钱铺路。如此一来，皇室就会直接从官吏手中收受巨额贿赂，自然会积攒许多与政府收入无关的私产。所以，西太后慈禧手中有个几千万两也不足为奇。

    此外，中央政府的费用近年来也大幅增加。1893年财政岁入八千九百万两白银当中，五千三百万两都划归中央，只留给地方三千六百万两。近年，岁入扩大到三亿万两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所得也仍与那时相差无几。总之，中央政府的经费不断扩大，占据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900年以来，中国的中央集权更有日益加强的趋势，中央财政也因此不断膨胀。

    老年时期的西太后慈禧

    财政和国运

    紧随中央财政收入飙升、皇室收入膨胀而来的，一般就是王朝的灭亡。清朝的形势会如何变化，无论从财政还是兵力方面都很难说，但如果不及时对税收、货币制度加以整顿，从根本上改革财政政策的话，纵使政府以武力成功镇压革命党，不远的将来，朝廷也依旧会因财政问题而陷入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境地。日本也有过一样的情形。胜海舟伯爵[15]认为，德川幕府的倒台并非因为败于萨长联盟，而是由于德川幕府末年时期的财政难以为继。胜海舟在幕府即将走上末路之时，十分关注政府的财政情况，这点想必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从这点来看，如今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幕府命运颇为相似，财政终有一天会不堪重负。

    以如今形势来看，一周左右清朝估计还是挺得住的。所以，下次我会视到时的情形，来讲讲清朝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