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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几个人同时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紧闭着的房门背后，每一个人都被打上最危险的标识，严重而黑暗的传染病————白喉。你绝不想在一个陌生而有趣的国家，以感染上这种病来开始一段旅行。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贝西刚从横滨的隔离区出来，我们的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就出现了可疑症状，医生确诊为白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马尼拉之前，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现了咽喉疼痛的症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担心，不想离开我们。但新型免疫血清可以治疗白喉，让我们觉得白喉不再那么恐怖。加上我们有个十分优秀的美国医生埃尔里奇，我坚信没理由过于担忧。
海伦·塔夫脱·曼宁、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小婴儿住在格兰大酒店，由奶妈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还有我被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咽喉肿痛没怎么恶化，但一直不见好转。整整三周后，我们才回到这个不太欢迎我们的世界。因为长时间隔离，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就算医生宣布我们并无威胁也无济于事。
被隔离的三周，我们三人特别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那里至少会听见朋友远远地打听和问候我们的病情，而不是被隔绝在一个偏远的处所，听着外面街道上陌生的语言。当然，外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渴望探索的地方。
我们租住的房屋妙不可言。事实上，在我看来，几乎所有外国人在日本住的房屋都有一种迷人的美。西方建筑物换以日式精致的室内装修可谓绝配。尤其日本独特的环境，更显出混搭艺术的精妙。日本景观极具日式特色，但无论花园看起来多么外国化，终究不会掩盖它独特而又明了的东方韵味。
横滨租界有个宽敞的商业区，建得十分牢固，正对面是悬崖，与港口的低洼地带相连。悬崖之家是个美丽的花园小区，站在上面俯瞰，一端是港口、城市和太平洋，视野显得很开阔；另一端向内陆延伸，一直绵延至远处的山峦之巅，又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当地居民在峡谷平坦的地方建了许多房屋，一派五彩缤纷的景象，东方式的喧闹声不绝于耳。村子被绿色的梯田环绕着，稻子长得郁郁葱葱。山峦叠嶂的地方尽是深绿色的日本松树，长势奇特怪异。
横滨租界商业区外国人的商铺
我们的房子在内侧，是一片联排平房，还有个打理得不错的花园，可以俯瞰峡谷。对面山上有一座日式寺庙，看起来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寺庙屋顶平坦，门前有一块巨大的石刻牌坊。里面和尚的祷告声和木鱼的笃笃声相伴而鸣，一阵接一阵，永无止境。与此同时，狭窄街道上流动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整个夜晚都可以听见盲人按摩师的吆喝声。盲人们拄着探路的竹杖，挨家挨户地兜售生意。我们会时不时地听到寺庙的铜钟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我们房屋的主人是个英国人，当时正好回英国度假去了。我们一并租下了整座房子，整套家具，还包括一个叫松隆子的女人。她既是女侍者又是女管家，虽然身材矮小但效率很高。除了松隆子，还有一个很棒的厨子。两人精打细算，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来没见过和他们一样好的家佣，有时候甚至感觉他们过于节俭以至于食物常常不够。除去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就是我们的小儿子，当时家里有六口人。松隆子每次只准备六份吃食，六份猪排、六份炸肉丸，也许是六份鱼丸，但永远就只有六份，不多不少。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点办法事先通告一声，说有客人来。
松隆子会问：“到底几个人？”
我们回答道：“哦，也许两个。”
于是她便奉上八份猪排，或者八份炸肉丸，或者其他一点什么，但只有八份。我们不能每次都使同样的招数，因为担心如果每次客人都来不齐，恐怕等我们真要举办派对的时候就会陷入狼来了的窘境。很庆幸，事实上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尴尬，松隆子每次都会遵照吩咐。但也会有客人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只好实施“礼让客人，自家挨饿”的原则。
当然，因为松隆子可以把控好一切，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她有当地人的聪明伶俐，从来不会忽略自己唾手可得的利益。此前有人警告我们小心日本仆从，但松隆子的确是个诚实的人，没有一些东方人狡猾奸诈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松隆子让我们可以从家务责任中解脱出来，有闲暇时间逛逛周围吸引人的小店，甚至可以出个远门，开心地徜徉于山水之间。
被隔离的那阵子，我们收到了我丈夫寄来的第一封信。那时他们的船已经航行到对我们来说很远的地方，远到遥不可及。我非常高兴能收到他的信。“汉考克”号经停神户，后来又继续前往长崎逗留两天补充燃料。从那次起，委员会成员因为行程耽搁而大为生气，非常希望早些抵达马尼拉接手工作，但因为一些公事，他们得先去香港。我当时收到的第一封长信就是从香港寄来的。英国当局按常规与他们一行人会晤，不外乎虚伪浮华的相互拜访和晚宴、午宴、贵宾俱乐部、八卦闲聊等一系列活动。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首次会见菲律宾顽固分子。
19世纪末的神户
在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基督教熏陶后，这种唯一的宗教教育形式因为某些原因，譬如教士独大，导致菲律宾人奋起反抗，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事务，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等等。敌对矛盾的形成有很久远的历史渊源，我们的描述只能点到为止。
斗争徒劳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使局势得到彻底扭转。战争出乎意料地将毫无希望的梦想摆在了菲律宾人面前。自从麦哲伦第一次航海到此，菲律宾便开始受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人眼看着西班牙败落，从岛上撤出。但同时，另一面国旗在城墙要塞上高高升起。大批菲律宾有识之士、富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开始要求独立，不少美国人也表示支持。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管菲律宾后，他们完全不顾现实，给予所谓的支持。这是他们早期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美国人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先辈，即为独立而奋斗。控制他人实现自己意愿的统治方式和我们所珍视的独立原则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对菲律宾的现实缺乏考虑。菲律宾人其实都是马来人[1]，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连百分之十都没有，大多习惯于神权所控制的极权政府，管理人民事务谈不上有什么好的经验。政府官员没有考虑到在发动独立革命一个半世纪前，我们先辈早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训练和传统使我们更适合自治，同时，也使自治产生的良性效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清晰明了。接管菲律宾后，政府官员无视当地传统，强推菲律宾实现自治和独立。他们沉湎于感性情绪，驱逐理性和思想，因此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局面。西班牙统治期间，菲律宾人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试图完全独立的想法。然而，高高飘扬着的新国旗却是象征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国旗。即便最有想象力的菲律宾人，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过这一点。于是，对抗过西班牙政权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反对西班牙宗教统治过程中品尝过权力的甜蜜滋味的人，奋起想取而代之。顷刻间，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和不受管束等观念在无知的民众中被当作一种甜蜜的诱惑扩散开来。结果可想而知，即当美国政府真正着手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要求我们立即撤离的呼声几乎完全一致。
但这几乎不可能。阿奎那多尝试执政六个月后，最终归于失败。在他的统治下，政府腐败猖獗，政事一片混乱，国库空虚，国家岌岌可危。美国人很快意识到，“独立”在菲律宾最多只意味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无情剥削。菲律宾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因此留了下来，但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乔治·杜威上将的军舰开到马尼拉湾时，当地的反政府暴乱此起彼伏。最初我们一筹莫展，几个月后，一个又一个反对派头目来到马尼拉宣誓与美国合作，放弃敌对状态，寻求国泰民安。然而，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个别暴乱头目顽固不化，要么占山为王，烧杀劫掠，要么去中国香港，加入所谓的小菲律宾殖民地。香港的殖民地政府至今仍然存在，俗称“军政府”[2]。他们的营生就是窃取机密、密谋暴动、走私军火、蛊惑人心、筹措钱财和播散敌意，由此体现该组织的价值和存在的必然性。
“顽固分子”采用独特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包括胁迫、暗杀和恐吓生活在菲律宾国内，不想惹麻烦的菲律宾人。他们臭名昭著，胁迫大麻和烟草种植商按他们的定价交易，然后由他们在中国香港按市价出售，中间差价足以让他们大发横财。
这就是第二任菲律宾委员会抵达菲律宾时的大致情形。我丈夫在香港见到了他平生见过的第一批菲律宾人。这些人并非军政府人员，但都是富裕、厌战，来香港避难的上流人士，通称为西班牙探险家的名字“赫纳恩·科斯特”[3]。很多上流人士长期处于暗杀威胁之中，因为支持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暴动被没收财产，试图寻求美国政府庇护和补偿，希望委员会保护民众，加快美国在菲律宾诸岛的和平建设速度。
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阿塔乔。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暴动中，阿塔乔曾经是阿奎那多的竞争对手。乔治·杜威将军进驻马尼拉时，选择阿奎那多作为菲律宾部队领袖，阿塔乔怀恨在心。他对自己不得不背井离乡，避难于香港耿耿于怀。他公开批评军政府的无知，也没有明确表示对美国政府忠诚。阿塔乔身边有个“秘书”，非常认真地聆听他所说的一切。鉴于阿塔乔说话时的谨小慎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观察观察，看他是否与军政府有某种牵连，至少他要能“保持中立”。事实上，他早就做了“未雨绸缪的打算”。一旦美国在菲律宾成功建立国民政府，和美方建立联系就很容易了。可想而知，他们谈话一定非常具有外交特色，妙趣横生而又灵活机动。
委员会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即保障中国侍者的安全。这很有必要，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由于马尼拉社会长期动荡，请菲律宾人并不可靠。
“纽瓦克”号麦卡拉舰长在横滨的时候曾经给我丈夫修书一封，请他转交给一个叫L.查尔斯的人。L.查尔斯是个中国人，在香港经营一家职业介绍所。L.查尔斯出现在“汉考克”号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送回信时，为我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上海来的中国仆人过几天就会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吃惊，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L.查尔斯微笑着向他解释说这是乔治·杜威上将的意思。我丈夫猛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时候，乔治·杜威上将就提醒过我们，通过L.查尔斯认识的中国人阿仁为我们找到了中国仆人，可我丈夫却忘得一干二净。
阿仁送我们一行人上船，其中有人很骄傲地从“布鲁克林”号长官手里拿到了一张便条，由乔治·杜威上将的仆人阿仁转交给阿新：
给你介绍的人家是马尼拉新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家。1900年4月1日，他从这里出发前往马尼拉。上将让我给你写信，希望你能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找几个得力的中国仆人。他们需要一个像我一样出色的厨师，另外还要两个专门伺候进餐事宜的仆人，一个男管家，一个像你一样尽责尽力的男仆。总之就是要老实尽责，上将将不胜感激。
你的朋友
阿仁
在东方，这事是典型的“走路子”。通俗意义看，就是“熟人好办事”。原本这只是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后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广为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魅力。
委员会成员在日本停留的目的主要是准备适合热带气候的白鸭毛和亚麻衣物。但很不幸，我丈夫找不到任何能穿得上的衣服。一开始我们就热烈议论他应该穿什么款式，并向他保证“直筒上装”是最舒适的男士衣衫。直筒上装圆领很高，扣子一直到下巴，其实就是普通的军装夹克。穿这种衣服除了短裤和长裤，里面不需要衬衫、领子、领带等，很适合热带地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款式对身材要求很苛刻，我丈夫身材缺陷尽显。所以我试图劝说他只穿男士便装，用短上衣搭配日常配饰。横滨让我丈夫心痛，他又满怀希望地奔香港而去，他听说那里有手艺高超的裁缝师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写给我的信中他对香港的裁缝特别反感和厌恶。他几乎走遍香港所有服装店也没找到合适的衣服。按理，香港有不少大个子英国人，应该有尺码大的男装，结果显然没有。所以他的一切衣物，包括鞋子、袜子、内裤、衬衫、领带和帽子，都只能量身定做，但最后还是穿不了。
“布鲁克林”号
我丈夫的来信里满是陌生姓名，还有暗杀、军火走私、阴谋叛变和社会动荡等，让我感到他将要去的国度非常危险，随时可能遭遇谋杀。然后我又安慰自己，我丈夫又不是自己只身前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4]和七万将士在必要的时候一定会倾力相助保护他们。
我们在横滨的生活很安宁。门口隔离的黄牌取下之后，邻居逐渐开始来拜访我们。我们没有责备邻居的意思，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那么傻，为了礼节而让自己陷入感染白喉的风险。无论是委员会成员离开前还是离开后，生活在横滨的美国公民T.威廉姆·麦基弗夫妇都对我们礼貌款待，热情有加。
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总领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经营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代理美国烟草公司和其他大型国外业务。中日战争期间，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正好做总领事。他很关心和照拂中国人，帮助近八千中国人逃离。他还作为代表与日本政府谈判，主要涉及外国在日的商业社区、外国驻日租界区和安置区是否应该纳税一事。
根据条约规定，日本政府授予租界区永久租借权，条件是外国人得按时向日本政府缴纳地租。当然，地租也不得随意涨到超过某个数额。但因为日本政府现在急于用钱，想方设法向民众征税，向这块领土上所有房屋的改造和修缮收税。其理论依据是，所有相关改造和修缮并非原本就有，所以应当属于地产的一部分。但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超出地租的不动产都不应征税，日本政府的行为明显与这一条款相悖。由于日本法律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个新问题：解释的时候应当以日本法律为依据还是以外国法律为依据。我们逗留日本期间，曾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巴克公使还专门征询了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左二）（1845——1912）与下属
我们和西德摩尔夫人共进晚餐，之后又和她有多次交往。西德摩尔夫人是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的母亲。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主要写远东国家的故事，我认为她是东方最有名气的外国人。早在日本向世界打开国门不久，西德摩尔夫人就一直居住于此。我们相识的时候，她的儿子正在公使馆工作。她在外滩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里面收藏了一些日本古玩和艺术品。我估计西德摩尔夫人当时已近八十岁，但依然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像个五十岁的女人。我最后一次见到西德摩尔夫人是在长崎，她已经将近九十岁。她儿子那时候任美国领事，招待我们的午宴很丰盛。她衣着讲究，像个时尚的少女，雪白的银发高高盘起，披着一袭白色丝质长裙。她坐在人群中，讨论着时下热门话题，兴致勃勃，反应敏锐。后来，她儿子到大韩帝国的汉城任总领事，她又随儿子去了汉城，帮忙“看护家园”。当然，在那里她依然是交际“女王”。
孩子们有了保姆的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和我开始四处游历，譬如日光、镰仓和京都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旅游间隙我们去购物，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每次看到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小店铺都得控制自己什么都想买的欲望。接近1900年7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横滨的酷热，我们去箱根山[5]的宫下温泉避暑。旅途中我们得先乘火车，然后从火车站沿线的一个村子出发，坐两个小时人力车，沿途还得翻越陡坡。那时候压根没什么适合“欧洲人”的客栈，日本客栈对日本人来说极好，但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适合做客栈。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7时，卢克·E.赖特夫人，她的侍女，她女儿卡特里娜，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我的三个孩子，保姆贝西还有我，一行人都只想赶紧吃晚餐，于是我们决定先吃饭。当然，我们必须挑个一切俱为西式的客栈，包括晚餐服务形式、打发那天夜晚的方式等。可以说那是我记忆中所度过的最黑暗的夜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黑夜坐两个小时的人力车是否合适，但车夫喋喋不休地劝说，当然主要靠手势和表情，居然让我们深信，这是世上最值得一做的事情。顺便提一下，虽然我们不喜欢日本没床的客栈，但我们还是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分别坐上八辆人力车出发了。其中六辆坐人，两辆堆满了手提包之类的行李。海伦·塔夫脱·曼宁和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同乘一辆车，我带着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坐一辆，每辆车另外还有一个车夫在后面推，放行李的车也一样。所以总共有十六个车夫。我们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真的有点过节的欢乐气氛，让我满心欢喜。但离开市镇后，灯光渐行渐远。我们突然很吃惊，不知何故，车夫都没携带照明器具。我的理解是他们并不需要照明也一样能摸黑行路。我们才刚刚在斯泰格般阴森恐怖的黑暗中[6]走了一小段路，玛利亚·赫伦就忍不了了，任凭怎么劝，都打定主意非得回去找个灯笼打着。没人有心情和玛利亚·赫伦争论，只好一言不发由她去，我们继续赶路。
箱根山
那时狂风大作，像是从很深远的山谷中猛扑过来，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我的车夫落在后面，如果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必然孤立无援。其他人都已经走出好远，甚至车轮声都听不见了，要知道那时候的人力车是种噪音超大的交通工具。在日本待了两个月，我们和不少人力车夫打过交道，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老实可靠的人。但无尽的黑和狂风暴雨恐怕已经让我开始变得紧张兮兮，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车夫可能是强盗土匪之流，故意掉队和大家分开，好打劫行凶。我根本看不清楚路面有多宽，但可以确定另一边是陡峭幽深的峡谷，因为我可以听到山泉奔腾咆哮的声音。两个车夫一路上唠唠叨叨不停，虽然日本车夫一向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在密谋动手。我正襟危坐，缄口不言，只能不停地安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因为害怕感到很不舒服，哭泣不止。过了一会儿，事实上我感觉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遇见了其他人。他们正在路边等待，让车夫们喘口气。我压根看不见人，甚至连人力车的轮廓也看不清，但听见了海伦·塔夫脱·曼宁的抽泣声，她嘴里还咕哝着什么，好像她要永远没了妈妈似的。
车夫聊天的语速相当快，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从神情看，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喜欢这样的黑夜。我们站在一起，互相倾诉路上的恐怖和害怕。这时候，远处闪烁着一丝丝微弱的光亮，正在向长长的坡道行来。是勇敢的玛利亚·赫伦打着灯笼追上来了。我们以最热烈的情感欢迎她，玛利亚·赫伦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接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对着她欢呼雀跃，甚至人力车夫也显得很高兴，在灯笼昏暗的灯光下聊天似乎也少了些不开心。我们几个再也没有分开，每个人都想接近那盏灯。它仿佛在告诉我们，至少路面足够宽敞，也足够安全。我们就这样跟着轮子的转动向前，谁也不说话，只静静地听着车轮的咕噜声和泥巴四处飞溅的声音。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富士屋酒店，一看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0时，真是累得精疲力尽。
宫下温泉很值得一说，很多作家都描述过，所以我就不说了。但位于山顶的富士屋酒店的确不错。酒店地处壮丽的峡谷源头，地理位置优越，经营管理有序，占尽位置优势，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到了那里你会有足够多的事可做。我们乘轿子穿越山口前往箱根湖。山脚下的箱根湖平静如镜，水里的山间美景色彩斑斓，层峦叠嶂，美得让人窒息。
那里还有庙宇、路边神社和茶室。确切地说，茶室随处都有。有一天我们步行回来，挑了一间离酒店不远的茶室坐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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