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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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有损个人形象的琐事（在心理学意义上却是最本质的东西！），通过光与影的巧妙安排把性格特征重新修饰得更加理想。但谁要是意志薄弱，向羞惭的谄媚要求让步，那他就只能神化自我或维护自我，而不能完成自我描述。因此，每一部诚实的自传并不要求单纯的漫不经心的叙述，它要求时刻留神虚荣心闯入，要求严防按照个人尘世本性不可遏止的意向，把自己的形象修饰成使世人满意的样子。正是在这里，为了达到艺术家的诚实，还需要一种特殊的、千百万人中难得一见的勇气，因为恰恰在这里，除了这个独特的“自我”，没有任何人考察和检验描述的真实性————这个“自我”是个人面貌出现的证人和法官，又是起诉人和辩护人。

    这场不可避免的反对自我欺骗的斗争，至今没有完善的装备和防护手段。正如在武器手工业那里永远需要找到一种穿透力强的枪弹来对付坚固的胸甲，对付欺骗也必须学会各种心理学知识。如果一个人决心把欺骗关在门外，欺骗就必须变得凶险如蛇般圆滑，它会从缝隙里爬进去。如果一个人为了对付欺骗而从心理学上透彻研究欺骗的阴险狡诈，那么，欺骗就要学会更巧妙的佯攻和抵挡新战术；欺骗将像一头豹狡猾地藏在暗处，以便在对方不加防御的时刻阴险地猛扑过去。他们自我欺骗的技巧恰恰是凭借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和心理变化才变得更精到更高超。只要一个人粗鲁笨拙地操纵真相，他的欺骗也就永远是笨拙的，容易被识破的。在精细的识别能力强的人那里，他的谎言才变得更巧妙，然后又在更有识别能力的人那里被识破，因为谎言往往躲在最使人迷乱最危险的骗人的形式里，而它们的最危险的假面具又总是貌似真诚的。正如蛇最喜欢藏在峭壁和岩石下面，最危险的谎言最喜欢在伟大的慷慨激昂的、貌似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的阴影里筑巢。在读每部自传时，人们恰恰必须对讲述者最勇敢最令人惊异地暴露自己和为难自己的地方特别留神，看这种忏悔的粗野方式是否恰恰企图把一种比较隐秘的自我隐藏在人们捶胸顿足的大喊大叫后面。可以说，在自我忏悔中有一种几乎永远暗示内心隐秘弱点的大力士气质。一个人宁肯轻轻松松地暴露自己最可怕、最令人厌恶的东西，也不去泄露可能使自己变得可笑的最微不足道的本质特征，这便是羞惭的基本秘密。害怕别人讥笑，随时随地都会把一部自传引上最危险的歧途。甚至像让－雅克·卢梭这样真正愿意透露真情的人也是以一种令人怀疑的彻底坦白的态度痛斥他性爱方面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并且懊悔地承认，他这位著名教育小说《爱弥儿》的作者，让自己的子女在育婴堂里变坏了。不过事实上，这种貌似大胆的供认只不过是掩盖那些更具人性却使他感到为难的供认，他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孩子，因为他没有能力生育孩子。托尔斯泰宁愿在他的忏悔里痛斥自己是嫖客、凶手、窃贼、奸夫，而不肯用一字一句承认这样一件小事：他一生中对他的伟大对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并向来对后者毫不宽容。把自己隐藏在一种自白的背后，而且恰恰在忏悔中隐瞒自己的劣迹，是在自我描述中进行自我欺骗的最巧妙、最有欺骗性的阴险手段。戈特夫里德·凯勒曾就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段愤怒地讥讽过所有的自传作品。他写道：“这个人承认七种大罪，可是有意隐瞒他左手只有四个手指头；那个人讲述和描写他的一切色斑和后背上的小胎痣，惟独对他所作的一次使他良心不安的伪证讳莫如深。如果我把所有的自传与他们视为水晶般透明的坦诚作一比较，我就会自问：有坦诚的人吗？可能有坦诚的人吗？”

    事实上，要求一个人在他的自我描述里写出绝对的真实情况，就像要求尘世间有绝对的正义、自由和尽善尽美一样，可以说是无稽之谈。要始终一丝不苟地坚持最激情满怀的决心，最坚决的志向，自古以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根本不具备掌握真实情况的可靠器官，我们在开始讲述自我之前，就已经在真实的经历方面被我们的记忆欺骗了。因为我们的记忆绝不像官僚机构里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卡片柜，生命中的一切事实都写成了文字，历史可靠而不可更改，一幕一幕地像文献记录那样储存在那里。我们所说的记忆，就装在我们血液的通道里，并被血液通道的浪头漫过，它是一个活的器官，听命于一切变化，它不是冰箱，不是固定不变的保存器，可以在里边保持每一种过去感受的天然特性，原始气味和它存在过的形式。在这种流动和奔腾流逝的东西里（这种东西，我仓促地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记忆），各种事件像小溪底部的卵石似的移动着，它们相互磨擦碰撞，直至变得不可辨认。它们相互适应，得到重新安排，以无比隐秘的保护形态采纳符合我们意愿的形式和色彩。在这种变压器式的要素即记忆里，不存在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每一个后来的印象都给以前的印象罩上阴影，每一个新的记忆都蒙骗原来的记忆，直至原来的记忆面目全非，常常成为相反的东西。司汤达第一个承认记忆的不可靠和自己绝对忠于历史真实的无能为力。他的记忆是这样的，他无法分辨，他心中“越过大圣伯纳山口”的印象，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个环境的回忆，还是他对后来看到的描述这个环境的铜版画的回忆，他的这种记忆堪称经典的例证。司汤达精神的继承人马塞尔·普鲁斯特更令人信服地为这种记忆不断改变的能力提供了一个例证：这里讲的是一个男孩对扮演最著名的角色的女演员贝尔玛的印象。在他见到贝尔玛之前，他就在想像中构筑了一个预感，这预感完全彻底地溶化在他直接的感官印象里。他的这个印象又由于邻座的看法而变得黯淡，第二天又由于报上的评论而受到歪曲，完全消失。几年以后，他又看到这个女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这时，他和那个演员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于是他的记忆便无法确定原来的“真实”印象究竟是什么了。这可以作为任何回忆都不可靠的象征：记忆，这个一切真实情况貌似不可动摇的水位标，本身就是真实的敌人，因为在一个人开始描写他的生活之前，他身上便已经有了一个机构从事创造而非复制活动，记忆力本身已经在发挥一切创作的功用了。于是这里便出现了：本质东西的筛选，加强和减弱，有机的组合。幸亏有了记忆这种创造性的想像力，每个叙事者才不知不觉地成为自己传记的作家。我们的新世界里智慧最高的人歌德就深知这一点，他的自传的英雄主义的标题《诗与真》对任何自我忏悔都是适用的。

    如果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实情，说出他个人生活的绝对的真实情况，如果每一个自我供认者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个人生活的诗人，那么，努力做到真实便要求每个自白者心里具有道德上最高的坦诚。无疑，歌德所说的那种“假忏悔”是秘密的忏悔，都披着一眼即可看穿的小说和诗歌的外衣，比拉起瞄准器进行描述要容易得多，从艺术角度看往往更有说服力。不过，正因为这里不仅要求实情，而且要求不加修饰的实情，所以自传描述的便是每个艺术家特别杰出的行为。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在他的自我暴露中这样完全彻底地描写出一个人道德上的概貌。只有成熟的、熟谙心理的艺术家才能成功地写出这样的自传。因此，心理的自我描述很晚才出现在艺术的行列里；它只属于我们的时代，属于新的、即将到来的时代。人这种生物必须发现他内心的大陆，测量他内心的大洋，学会他内心的语言，然后才能把他的目光转向他的内心世界。整个古代对这种深奥莫测的方法一无所知：那个时代的自我描述者，包括恺撒和普鲁塔克，都只会罗列事实和客观的事件，从来都不想稍许挖掘自己的内心。人在能够研究自己的内心之前，必须意识到内心的存在，而这一发现是以基督徒精神的出现真正开始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使内在的眼睛睁开了，但这位大主教的目光并不转向自我，而是转向他希望按照自己的变化而变化的并加以教化的教区；他希望他的宗教宣传的小册子能够起到教区忏悔的作用，起到示范赎罪的作用，也就是具有神学上的目的，不是作为对自我的回答和理解。又过了数百年，才有卢梭这位奇异的开拓者，这位炸毁禁锢人心一切束缚的人，为自己创作出一幅自画像，连他自己都对他的这种新奇大胆的行为感到惊异。“我打算做一件事，”他开始说，“这种事没有先例可循……我想描绘一个天性百分之百真实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但他怀着每个初学者的轻信，误以为“这个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一种可比较的东西”，以为“真实情况是可以摸得着抓得到的”，他还天真地相信，“只要法庭的长号一吹响”，他“就能够手里拿着这本书走到法官面前说：我过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些后代人不再有卢梭那种老实的轻信心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灵魂的多种意义和秘密深度的更完整更大胆的知识。我们的自我解剖的好奇心试图通过越来越细的分解和越来越大胆的分析披露每一种感觉和思想的神经与脉络。司汤达、黑贝尔[3]、克尔恺郭尔、托尔斯泰、阿米尔、勇敢的汉斯·耶格尔，都通过他们的自我描述发现出人意料的自我科学的领域。他们的后代，由于有了更精密的心理学仪器，将一层又一层，一个领域又一个领域，越来越广阔地深入研究我们这个新的无限世界：人的内心。

    对那些不断听到人们说起技术和理智世界里艺术正在衰落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安慰。艺术不会终结，它只会转换方向。无疑，人类神话般的创造力毕竟减弱了。幻想在人的童年时代永远具有最强大的影响，每一个民族永远在它生存的早期为自己创造神话和象征。但是知识的明确透彻、具有文献性质的力量取代了这种日渐衰退的空想力。人们可以在我们同代人的长篇小说里看到这种创造力的具体化。这种长篇小说今天正十分清楚地发展成精确的心理学，而不是在大胆地任意编造。但在创作与科学的这种结合中，艺术根本不会被压死。远古亲如手足的关系会得到更新，因为当科学出现时，在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科学还只是创作，还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词语和摇摆不定的假说。现在，在二者分开几千年以后，研究的意识又与创造的意识结合在一起了。从今以后，创作不再局限于描写虚构的世界，而是描写我们人性的魅力。创作不能再从地球的未知事物中汲取力量了，因为所有的热带和酷寒之地都被发现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直至一切碧水海底的奇迹都被研究到了。尘世间什么地方也不会再有神话了，即使在其他天体上，即使攀缘在我们已经测定的、已用名字和数码标明的地球上，永远渴求知识的意向也不得不渐渐转向内心，转向自身的神秘之处。这种内心的无限、灵魂的宇宙还为艺术开辟了许多取之不尽的领域，因为揭示内心的精神，也就是认识自我，将成为智慧人类在未来要愈发勇敢地解决却又解决不了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复活节于萨尔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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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

    [2]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

    [3]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德国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