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
我生于1903年的深秋。我对自己出生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房子在一条叫做希尔费尔德街的死巷里，在芬赤利路旁的汉普斯特德板球场附近。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那里。我的洗礼名是亚瑟·伊夫林·圣约翰，亚瑟是随我父亲的名字，伊夫林则是我母亲奇想出来的。我从没喜欢过这个名字。在美国只有女孩子才用这个名字，在英国也会时不时地让人对我的性别产生困惑。在我上的私立学校里，我经常引用先前的陆军总指挥伊夫林·伍德爵士来压制嘲弄。（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我去了一个兵站，那里没有一个白种女人，不过在我去那里之前他们就已经接到了“英国作家伊夫琳·沃”要来的通知。这一小队的所有军官都手捧花束面容整洁地出来迎接我。我对此感到颇有些仓皇失措，而他们也感到很吃惊。）圣约翰这个名字则更加荒唐，我的高教会教父坚持我应该取一个圣人的名字。他们原本可以取一个普通的约翰作为我的名字，但还是在前面加上了圣字，这样看上去似乎是在宣称一种伪造的家庭关系。
在对上一代人心理探索的回流中，有一种对早期童年生活的天真好奇心在挣扎。在开始写作本书的一两年前我接受了一个电视采访。相比起我后来的一些异乎寻常的经历来说，采访我的人对我在育儿室里的那段生活更感兴趣。可能他的任务是为观众呈现影响和经历对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比如，旅行和我在军队的服役这些经历就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可这个采访者却对这些一点都不关心，相反他似乎更渴望挖掘一些我童年里的一些内心的悲伤和挫折。选择我是非常让他失望的。除去一些不确定的闪烁的记忆，在我的大脑里那段文盲的岁月是一片黑暗的；或者除去一些苍白的阴影外，颇有一些纯幸福的洋溢。
我父亲的童年里充满了恐怖，充满了我祖父对他的强制，无意中听到的仆人们关于罪犯和鬼魂的流言蜚语更加剧了他心中的那种恐怖；每夜都会惧怕保姆合上她的《圣经》，关了灯下去吃饭；甚至会惧怕祖父钟表的走动，钟表就在父亲的门厅里，我对它感觉很熟悉也很好，在敲响之前会发出一声隆隆的声音。我祖母则是充满了对世界末日到来的期待以及对地狱的恐惧。她会小心地防止我父亲受到钟声的惊吓，但她却无法让父亲摆脱咖啡杯摔碎声的惊吓，这种声音我从没听过，但据说在前任的考斯利教区长突然去世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总在不断地回响。
我完全没有受过这种折磨，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小时候快乐的记忆，比如说第一次看到大海，看到下雪，而对于那些比我更敏感的人，这些回忆都诗一般地美丽。
我的第一个视觉记忆来自滨海威斯顿码头，阴霾般挥之不去。家人告诉我那一天我经受了一次荒唐甚至险些致命的事故。我正在吃一个煮老了的鸡蛋，突然蛋黄从蛋白中被挤了出来，卡在了我的喉咙里，令我无法呼吸，快要窒息了。脸上有中风状，我被头朝下倒过来，拍打后背，使劲摇晃。当时情况非常紧急，那个蛋黄要么是出来了，要么被我咽下去了，不然就继续卡在那里像掐住我脖子要杀死我一样。最后我把蛋黄咽下去了。家里其他人经常提醒我这件事是多么令人后怕。我对那次野餐唯一的记忆是那个黑暗小屋里发亮的圆桌面上闪过一个个度假者神秘的身影。
我记得宠物兔死的时候自己有一种特别的失落感。它的下颌上长了个瘤子，于是就被送到了兽医那里给杀了。家人这样对我解释，我也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它的离去。但兽医当时却决定给兔子做手术。一周后他把兔子送了回来，说它被治愈了。我心里狂喜，对它特别好，结果它那天晚上就死了。
家人还告诉我，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对父亲产生了一种不敬的情感，那时他在汉普斯特希思游乐园纵容了我整整一上午后，想着带我回家吃午饭。我在沙土路上打滚，还骂他是“野兽，畜生，丑八怪”，这句话成了我们家庭语言的一部分了。这些只是我小时候的一些不幸的事，但这些事却为我留下了天堂般的温暖、阳光、安详但却相当平淡无奇的快乐，这快乐是存在于两个令人敬慕的神的法则里的，她们是我的保姆还有我的母亲。
虽然我很少想起这些，但我的保姆在我眼里的确非常年轻漂亮。她来自米德尔威奇诺顿附近的一个名叫奇康普顿的小村庄。她妹妹是我两个表姐妹的保姆，我大部分的假期都是和这两个表姐妹一起度过的。我的保姆经常穿着当时很普遍的保姆服，但我们都经常叫她的基督教名露西。直到1914年，我们的仆人都是我祖父传教时招募来的，他们中除非结婚没有一个人离开我们家。他们大多数人都上过我姑姑们的圣经课，但露西不是，因为她是绝对的非国教信徒。我觉得我母亲打桥牌、父亲喝酒，这些让露西感到很伤心，但她并不用对他们的救赎负责。我并不容易受这些东西的诱惑。但在她照顾我期间她带我去了戏院，回家时她对我对看戏激动的描述毫无反应。她父亲从工人升为了小业主，并有一份送奶的差事，我和她哥哥经常一起陪着他，在他从奶罐往奶桶里倒奶的时候在前面扶着马缰绳。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露西的父亲从不犯错误，也从没将她父亲和我父亲做过比较。露西的父亲是个圣人、英雄。对于他来说所有的比较都是那么的轻薄。只有一次他生气了，因为那次他弟弟把一批鸡蛋弄烂了，而且仅仅因为那些鸡蛋是一个邻居的。像所有的保姆一样，露西经常给我读《圣经》。她并没有研究过经文，只是一字一句地读，从家谱、法律到小先知，像生活必需品一样接受这些东西的存在。这样读下来花了她六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回到《创世记》这一章读第二遍。许多年以后，在二战期间，我发现自己和另外两个乏味的英国人被大雪困在了克罗地亚，陷入了一场争辩。我们仅有的几本书里面就有一本《圣经》。我们中有一个人很絮叨，也很喜欢与人辩论。为了安静，我们跟他打赌他绝对不可能读完整本《圣经》，因为他对《圣经》了解得很少。在接下来三天被神赐福的日子里他埋头苦读，只是偶尔停下来把自己新发现的真相讲述出来。但是还是被《利未记》打败了，他放弃了并且付清了输的钱。露西不会这样。对她来讲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份值得尊敬的东西，需要她特殊的照顾，而她从没对其他的书这样过。
我觉得露西补偿了我所缺失的爱。她从不生气，从不忽视我。我只记得我们吵过一次架。我们经常去一个离家不远的封闭式花园，不久前为了扩建汉普斯特希思公园，它被遗赠了。我的哥哥还有他的几个朋友经常在这里搞恶作剧，把我藏起来，告诉露西我掉进了花园池塘里了。露西立即就变得特别焦虑起来，后来她把我找到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大笑。她直接把我带回家，但是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她哭得泪流满面。当她向我母亲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她强调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羞辱，更有我也参与撒谎的这个事实。
露西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与一个年轻人订了婚，这个人既是个严肃却世俗的传教士，又是个木匠。他从索美塞过来看过露西一两次。他总是从伦敦的住所步行过来，而不是在周日乘巴士或地铁来。我八岁的时候露西离开了我们，去和那个人结了婚。他们定居在奇康普顿，在那里他发展成了一名富裕的建筑商和木材商。
我母亲个子不高，衣着整洁，少言寡语，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她都非常地活跃。她对文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是两周就会读一本书，而且总是读好书。她更愿意住在乡下，从她那里我了解到城镇是流放者的地方，不幸的人在那里集合，以一种不健康不自然的方式谋生。她很喜欢在汉普斯特德荒地遛狗，在花园里工作，经常在那里待几个小时，完全被那里吸引，不仅仅是把枯枝烂叶剪掉，而且还给花草移盆，浇水，除草。（有个人每周有一两天来这里翻土、割草、将草坪推平。）和家里许多人一样，我父亲在中年的时候为他和母亲选好了墓志铭，他指示道在墓碑上他那边应该刻上：“另一本名叫生命的书打开了”，在我母亲那边刻上“我亲爱的去花园里摘百合花去了”。但是相比花来讲，母亲更喜欢蔬菜水果。母亲没有一点前拉斐尔派的特点。提到她我想到更多的是沾满泥土的洗革手套，还有一篮球形洋蓟，黑、红醋栗，而不会想到太多的百合花。
她那种乡土的品味是小时候就在希尔汉普顿形成的。她和妹妹在还记不住出生地的时候就被从印度送到了那里，由两个未婚的姑奶和一个原来做水手的单身叔爷照顾。在这座小隐修院的房子里，正是这两个姑奶发现了祖父的念珠。希尔汉普顿现在是布里斯托尔的郊区。那座小隐修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教区牧师的住宅了，其草坪的修建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的所需。在我母亲小的时候那里是农村，她在那里特别开心。她一辈子回想起那里的老家都觉得那里是最理想的家了。后来她继父又建立的几个家庭都比不上老家。他从他在印度那边部队里的牧师职位上退休了，在我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家庭一直不稳定。随着收入的减少以及家庭人数的增加，他们分别搬迁到过克利夫顿、保顿、滨海威斯顿。我的继外祖父在教堂“任职”，因为那里没有定期的牧师。几年以后我外祖母感觉每座房子都不利于健康。家具被收了起来，订购了新的窗帘和地毯，全家人继续搬迁。直到我母亲结婚，她的继父才定居在了陶顿的毕晓普山上，也就是在那里我的后叔叔继承了他的遗产。
我的外祖母在印度长大，那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人们在那里过着慵懒的生活。外祖母也不例外，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对家务一窍不通，过着一种回想起来在我母亲看来持续不断、可以避免的不舒适的生活。我母亲很早就对家务有了自己的原则，那就是“想想妈妈会怎么做”，然后做和她相反的事情。她自学了家务这门艺术。我记得她的手总是闲不住，缝纫、做果酱、沐浴，给她的卷毛狗剪毛，那些狗当时的个头要比现在大得多，用锤子、起子把一些包装箱做成兔子窝。
正是我母亲给我上了第一堂课，后来我把这些讲给邻居家跟我同龄的红头发小女孩斯特拉听。斯特拉的父亲欧内斯特·里斯是一个留胡子的文人、诗人，他是《大众文库》的第一任主编，这一系列书在他任主编的时候还用非常好的纸做封底，而现在却不再用了。里斯家是凯尔特人。里斯来自威尔士，他妻子来自爱尔兰，也是一名作家。斯特拉对音乐很有天赋。我母亲在这方面帮不了她，因为我们家没有钢琴，而且母亲和露西从不对我唱歌。我小时候学过的仅有的韵律是诗句，而不是歌曲。我和斯特拉最初是从《读书没有眼泪》和《小亚瑟的历史》学起的。我们死记硬背地记住了九九乘法表，做了些简单的加法运算；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学会了各种野花的名字。七岁的时候，我上学了，我觉得那时我比现在的很多孩子更有准备，当然也就比我同时代的孩子准备得更充分了。
七岁之前我父亲是一个不太重要也不太有意思的人。我记得他为了缓解自己的哮喘而烧的一种制剂的味道，记得他在冬天的早上咳嗽哽咽的声音，记得他从伦敦回来后叫我母亲从育儿室下来的声音，记得他烟斗甜甜的味道，记得他在家时周六早晨写作时的安静。
我想他每天傍晚都去育儿室看看，经常还想娱乐娱乐大家，但我却从没特别地欢迎过他。事实上，我觉得他的出现是一种捣乱，在我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方式中，他那样做就是为了抢夺我母亲的注意力。
我哥哥在假期和我一起住，但很少进入日间育儿室。我们小时候分开的那五年成了我们之间永远的隔阂。在我那时小小的世界里也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慈善可爱的成年人，但在我从婴儿到预备学校的这五年期间，本应是充满爱的时光，我却只从母亲和露西那里感受到了爱。
二
在前面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英国的乡村正在缓缓地消逝。这过程虽然备受指责，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劝告是无用的，哀悼是乏味的。这只不过是英国本世纪冷酷掠夺经历中的一幕而已，除非你能认可这种对安闲视觉盛宴的剥夺是必要的，有时是出于无能的愤恨，有时是源于情感的冷漠，有时甚至是对国家、邻里爱恨交织的纠结，否则便无法全面理解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想必这正是阅读此书的初衷）。在美好的世界中降生、丑陋的世界里离去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对地点的描写”是老式的关于忠实的书籍中所推荐的初步的冥想之一。它应该是作家为读者所提供的最基本的东西，但是要在这魔法提灯上聚焦“逐渐消融的观点”，简单地看这世界五十年前的各个方面，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上了年纪的人则是比较困难的。那些曾经与其他一些团体能联系起来的地名，现在却多半成为了陌生的名字。影响人的感情很容易，但要想影响人的视觉想象力却不那么简单。父亲在汉普斯特德当时叫做北角的村子里建房子的时候我才四岁。实际上父亲是第一个掠夺者。我们搬迁到那里时，地铁刚刚只通到了汉普斯特德。戈登·格林是一个长满草的十字路口，那里有指向伦敦、芬赤利和亨顿方向的路标；在这里偶尔还能遇到“白衣女人”(1)。在我们家周围有奶农的牧场，菜农果农的农场，以及几座占地二十多英亩的漂亮的老房子，都是砖瓦灰泥建造的。离那不远有片树林，我们在那里采摘野风信子，林边有条小溪，是我们经常野餐的地方。北角路是一条很陡的土路，路两旁有白色的柱子和栏杆。读者也许会记得，比尔·赛克斯在杀害南希之后逃跑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在这条路上度过的(2)。
父亲为了庆祝房子的建成，特意写了篇文章，在文中他说道：“我们这些在农村牧场里长大，在西部那座金色修道院里接受教育的人们，都要像在一个有着路灯和路缘石地方的朝圣者和旅居者一样……一个人被关在城中拥挤地段的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对面脏兮兮的菩提树开始掉叶子的时候，他却依然能够感觉到自己血液中那种春天般的力量在跳动，如果这本书到了这样一个人的手中，就让他来汉普斯特德吧，在这里学学如何为自己营造一个家。
“哦，我无私地告诉了他这些！因为我知道他渴望做巴尔布斯的工作，或许他会将自己像柳树一样种在草地上，就像今天我书房的房门一样有春天的气息。不管怎样，人都不能抱怨。我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巴尔布斯已经建好了他家的围墙。虽然墙修得很简单，但是沃赛先生和巴利·斯科特先生能用笔尖作画将墙装饰得好看一些，至少墙上已经有了一个炉床，能让人感觉到家的舒适，在绿色的树荫下留有绿色的思想。”
他所预期的得以实现。种有柳树的草地卖给了建筑商。我们盖完房子不久，周围就盖起了许多新房。在我们家对面是一座很大的名叫常春藤的后维多利亚式别墅，铺有木地板，巴甫洛娃(3)去世前最后几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些房子建起来之后不久，留给芭蕾舞女演员的私人空间就只剩下花园和池塘了。之后地铁修到了戈尔德斯格林，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商店、戏院、电影院，以及一片迅速建成的房子，根本没法和我们的镇子相比。最后大概在一战以后，我们的邮政地址从汉普斯特德变成了戈尔德斯格林。我父亲对这一变化坚决反对，并且尽可能地不理会这些，因为对他来说，汉普斯特德和他有着历史的联系，和济慈、布莱克、康斯特勃尔都有联系，而戈尔德斯格林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地铁站而已。而我在那个忸怩的年岁里对此比较介意，因为我知道这一地区有一些滑稽的感觉。但是新的命名系统足够恰当，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戈尔德斯格林购物，乘汽车、火车。但是我们在那里最初的几年，北角还是个与汉普斯特德镇分开的村子，中间隔着汉普斯特希思公园的一角。我们常常找种种借口去汉普斯特德镇玩耍。
它的核心部分包括一个弓形前部的旅馆，布尔及布什老店，伦敦街头小曲中常常提及的名字，就立在路旁的啤酒公园里，那里的桌子设在爬山虎和蔓藤玫瑰的荫凉处；一幢名叫“房间”的建筑是一所幼儿学校也是村办公大楼，在周日的时候这里是朝拜的地方。邮局和村商店是由一个火爆脾气、名叫宝利先生的人经营着。他对顾客总是很粗暴，对孩子也很凶，直到邮局工作人员给他施加压力他才有所改观。不论他卖邮票还是飞镖盘，他都把钱放在一个钱柜里，而且从不记账。关于他被解雇的事情有一些问题，并且我父亲能替他说话来延缓对他的解雇。在那之后他变得至少对我们非常和蔼。我父亲拒绝在家里装电话。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我们需要请医生来家里时，就会去宝利先生那儿打电话。这里还有托利一家开的牛奶场，托利夫人卖的牛奶装在一个大的陶瓷箱里面，同时她还卖无脂软面包和姜饼。托利的父亲在附近的一块地上放养奶牛，坐着一辆小轮车转圈巡视。小车和奇康普顿的那辆一样。他留着白胡须，唱歌非常有力，周日时经常在“房间”那里唱一些副歌。在这些机构附近集中着一些农舍，他们的花园里种满了花，人们在里面洗衣服、聊天八卦，就像斯坦利·斯宾塞(4)在库克姆中描述过的情景一样。所有的这些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布尔及布什这个名字，而这里现在已经被沥青铺设的停车场替代了原有的草坪和花丛，仿佛是为了强调它的荒凉，酿酒商们在外面竖了块木板，将这首老歌的第一句歌词写在了上头。
两栋巨大的建筑俯视着整个村子，分别是北角宅和北角苑，房子的主人都是未婚女子。庄园的女主人是个上了年纪但又愤世嫉俗的人，我们和她没有什么交往，只有在她未经允许进入我们的庄园的时候才会给她写封抱怨信。她家的草坪面朝着北角路，草坪后面是她的菜地，而我则也经常不经她允许闯入进去，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把球捡回来。我父亲就是从这儿买了一块地皮，事实上是买了两块，因为这块地已经成为建筑用地了，后来花园也被征用了，所以我母亲也就有了尽够她打理的地方。在我们家和北角苑的大门之间是一片荒废的空地，在我整个童年里那块地成为了建筑商存放建筑材料的地方，因此我们把那里叫做“仓库”。房主去世后那里建立起了一座附属学校。一战期间那里是一所军队医院。那里现在还有一部分能看出是医院，并且受到社会主义者的鼎力惠顾。
北角宅的女主人霍尔女士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当我读E·M·福斯特关于一个世纪前的那些福音慈善家的描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悉尼·史密斯曾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克拉彭教派”。她来自一个银行家的家庭，家里人是贵格会教徒，支持诺福克郡的盖尼和巴克斯顿家族。就像克拉彭教派一样，她在政界有关系（塞缪尔·霍尔，坦普尔伍德勋爵都是她的外甥），和主教关系也不错。但是她决不搞幕后操纵，一生都致力于在村子内外的慈善行为。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一定有六十岁了，脸色红润，满头银发，口齿虽不太伶俐但却能给人带来欢笑。她第一次来拜访我们的时候是乘坐马车来的。除了那次之外，我记得她只在去伦敦的时候坐车，平时都是步行，穿着大而不成样子的靴子，衣着朴素，领着两只苏格兰猎犬。我倒觉得她来拜访我母亲只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她不和新来的移民联系，因为除了位于戈尔德斯格林的都会区以外，另外一个建筑规划即将在汉普斯特德城郊花园兴起。那里的房子有更好的设计，就连住户们花园围栏的高度都有特别的限制。他们不是怪人，也不是波希米亚，而主要是一群具有艺术兴趣的非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时的《笨拙》周刊里全都是住在那儿的汤森所画的城郊花园的图画。这个乌托邦里有着它自己的天才主管，巴奈特夫人，后更名为汉丽埃塔夫人。我父亲和她有些不和，会时不时地漫游闲逛，唱着他自己编的小曲，小曲的开头是：
“该死的她！见鬼的她！
汉丽埃塔·伊丽莎白·巴奈特(5)……”
因此我将现在我认为堪称模范的这位女士当作了可笑的怪兽。父亲后来是通过去教堂礼拜以及长时间的业余戏院演出和社区里的人有了些联系。这些都是霍尔女士影响力之外的。
母亲说霍尔女士让她想起了她在奇康普顿的姑姥姥。虽然父亲对霍尔很愤恨，但是母亲对霍尔女士很钦佩，并且和她在各种活动中成为了非常亲密的伙伴。她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服装俱乐部”，并且倡导节俭，倡导一种私人存款银行，其中包含每周去拜访附近贫困的居民，在一些亮闪闪的黑色小账簿上记账。在农舍附近客栈的周围就是北角路，离我们家有几百码远，一排陈旧的无产阶级式的建筑叫做“台地”。我母亲对这些是特别关心的，并且我确定她是那里很受欢迎的访客。母亲和霍尔女士还在索迪治有一块儿共享的“区域”，她们定期去那里拜访比北角地区更贫穷的家庭。在汉普斯特希思游乐园的时候，她们在那里为走失的儿童建立起了一个避难所，还建立一个急救站，为那些摇船的、开瓶子时碰破手的人，不论年纪，提供急救。霍尔女士周日时在“房间”演奏脚踏式风琴，她是一个很冷静虔诚的女人，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到慈善工作中。我们经常在北角宅前的草坪上玩板球。摇手铃的训练也从不间断，以前在圣诞节的时候，架起货架，摆上提灯，我们花园前经常上演颂歌表演。除了我父亲以外，北角附近的人都没有去伦敦工作的。似乎是伦敦离我们的村子太远了。除了在去索美塞的路上路过帕丁顿车站以外，我记得在我们搬到这里最初的八年间自己去那里的次数不超过八次。在议会山上可以看到那里的烟雾，夏天的时候那山上的望远镜应该是对着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个便士就可以朝黑漆漆的镜头里瞧一瞧，不过我从来也没见过什么吸引我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自己和斯特拉·里斯会做多长时间的作业，但我却记得许多天早上和露西一起购物。比较吸引人的店铺在芬赤利路上，而那些家庭生活常用的物品都是从希思街和高街上购买。去那里的那段路是我这一生中最熟悉的一段路，因为之后我每天上学放学都是走的这条路。我们过马路时很少会左右看车，因为路上几乎没有车。去往伦敦的司机，不论开的是大货车还是长途车，都选择要么从东走海格特那里，要么从西边走芬赤利路到圣约翰伍德。从我们这里路过的唯一的车都是去老汉普斯特德的，这其中好大一部分好像都是在我们家门对面出事故。在我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发现经常有四轮马车突然失控，向前猛冲，直到有人拉住缰绳，一个人坐到马头上才将马车控制住；自行车向下滑行时经常翻到沟里面。每到周六母亲就会经常忙着给这些受伤的人们包扎伤口，提供茶水。
正如我前面所说，常春藤庄园就在对面，地面还没有毁坏。有一次翻修栅栏，我在低墙上未干的油漆上写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五十年之后我在一丛青苔下面发现了它们，已经遭到腐蚀，变成了“FW”，在所有事物都发生变化的地方这依然是一个极小的地标。
我想我们经常走右边那条路的原因是露西不想走离布尔及布什老店和旁边的酒吧太近的路。在北角路两旁种满了树之后，路边的草坪都有了木桩子做成的栅栏。路的一边是希思街，另一边是一座破旧的房子，老皮特就是在这里独自居住的。有一间塔楼房间，两边各有一个门，老皮特就是在这里被人赡养着，那时正值春季，松鼠大量繁衍后代，而他却极度悲伤愤怒。事实上我听说松鼠的泛滥最初是由从摄政公园动物园里逃出来的一对松鼠不断繁殖引起的。这条路上有个上了年纪的盲人乞丐，经常坐在路边的凳子上拿着一本盲文《圣经》大声地诵读。他的背后是一棵倒下的大树，这树的名字叫“绞刑架榆树”。大人们告诉我，那些劫路的强盗就是在这棵树上被吊死的，后来我了解到这并不是真实的。1673年一个名叫杰克逊的凶犯在他犯罪的地方被处死，这棵树就种在这个地方。
之后是一栋意大利式建筑，当时正在建造之中，房子的主人是日光肥皂的制造商利华。大人们告诉我，在树林和高墙后面那两栋巨大的十八世纪建筑背后，以及杰克·斯特劳城堡的后面就是叛乱军两次被击败的地方，一次是在瓦特·泰勒时期，叛军正往伦敦行进；另一次是在戈登暴乱时期，叛军出动去攻击肯伍德。最近的也是最真实的一次就发生在小旅馆的后面。奸诈的铁路投机商萨德利尔，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莫多尔”(6)的原型，在旅馆后面用银壶喝下了氢氰酸，后来被发现时一条腿还从沙坑中伸出。我觉得露西没有告诉过我这些耸人听闻的历史碎片，这些一定是一两年之后父亲每天早上送我上学时讲给我听的。
再往后就是白石湖，湖面宽阔而且多风，因此经常有人在湖边放风筝。从湖边到希思种满了参天大树，树冠一边伸向哈罗，另一边伸向海格特。那里除了几套新建但却很丑的公寓以外，其他依旧如故。湖岸被整修过，并且现在没有从湖里面引出来的水槽来饮马了。这个湖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颇有历史感了。每到夏天在希思山谷里就有驮货物的驴可以出租，周日的时候经常有木偶戏表演，人员稀少的政治会议以及一队基督教救世军。人们经常带着狗来这里锻炼，扔出短棍再让狗去从水中捡出来，因此狗叫声也是常有的。
从这里延伸出好多条窄窄的小路，有的通往弗罗格纳尔的老房子那里，有的通往我们常去的小商店。这里很少有装饰门面，除了在圣诞节期间，那时里面有纸环链和彩纸做成的飘带。粮店的橱窗里有一个板，上面摆有各种各样的谷物。珠宝店的橱窗里有一个钟表，钟表上有一个螺旋玻璃，似从铜狮子口中流出的一股水流一般。但整体来说，吸引我的不是那些商品，而是店主和店员们熟练的操作，他们粘有黄油的手熟练地摆弄着秤、尺子、小铲子、罐子、纸还有细线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药商有一个煤气炉，他在上面融一些蜡用来给我们买的东西封口。在我早期的记忆里我就喜欢看别人把事情做得很完美。
汉普斯特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依然是十八世纪末的那种平淡的样子；一座充满快乐的花园；那里不仅仅是人们去伦敦工作所要经过的地方，更是伦敦人在仲夏夜以及周末纳凉度假的好地方。
在复活节、圣灵降临节以及8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些赶集的日子前，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旅行展览队伍会从我家门前经过。有装满了帆布和脚手架的大型两轮货车，有吉卜赛式的样式诡异的大篷车，有装有野兽的大笼子，以及旋转木马上笨重的蒸汽机。一夜之间沿着希思路两边的沙道上搭满了货摊。
汉普斯特德的其他居民都会在这时候锁好房门，关上百叶窗，而我们家却经常去赶集，有时候全家集体出动，有时候只有我和露西去。我之前提到过，母亲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急救站的帐篷里度过。早上或者午饭后他们会带我去那里，因为晚上那里太吵了，小商贩们比我们去得要早，驾着马车或者驴车大声地叫卖，许多人穿着有珍珠纽扣的礼服戴顶帽子，几乎所有的女人穿的衣服都是节日庆祝后典当剩下来的，丝绒上衣、裙子，以及菲尔·梅(7)经常画的那种羽毛装饰的女式礼帽。我欣喜地从人群中挤过，他们说的话不太易懂，但能看出他们都有一种圣灵降临节的勃勃生气，充满好意地交流。他们手拉手站成几排，随着风琴的乐声快步起舞；放声歌唱；在草坪上打滚；用水枪互相喷水，拿着羽毛给别人挠痒，我从没见过打架，也许那些在吵闹的时段过后才有。我记得对卫生方面唯一的限制就是禁止去买那亮闪闪的手推车卖出的冰淇淋。人家给我说过一些很恶心的事，意大利人把奶油放在床下面，既然我的床下面放着夜壶，故我猜测意大利人卖的冰淇淋是尿做的。我也就再没吵着要求通融通融。
马戏也是常有的。猴子在大手摇风琴上跳来跳去，拿着土耳其帽收钱；还有一个鼻子上穿着绳子的狗熊跳舞，但是大家告诉我这个不一定有。价钱也不贵，我记得没有超过一便士的收费；通常两先令就能看上好几个小时的表演。马戏场里的味道也是什么都有：橘子皮、糖果、啤酒、椰子、草料还有马的味道。我的第一场电影是在汉普斯特希思看的，内容并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特别有激情，只是塑造了几个会动的人物形象，且动作极不协调。比起马戏和胖女老板来说，电影相当没有意思。
集会结束之后，这些商贩就像当时到来的时候一样，一夜之间就全走了。他们去了山下别的地方继续这样的展览。留下的垃圾有的收走了，有的装在垃圾篓中了，微风又毫无阻挡地从荆豆丛中吹过。
说到这里我还没有描述过我们家的样子。我们家非常适合父亲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他在那里住了二十五年，直到他承受不了窗外交通的吵闹，搬到了海格特的一个安静的穷乡僻壤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那个时代非常典型而且朴实的房子，建造那样的房子当时大概只要花上一千多点英镑的钱就够了。他以米德尔威奇诺顿附近的一条小巷的名字给房子命名为昂德希尔。后来邮局坚持要给房子编上一个门牌号，他还因此感到很受伤害。每次提到这个房子，他总会说：“你什么时候来昂德希尔？”并且直到他搬家之前，他在名人录里面的地址一直都留的是这里。
我的日间育儿室里面有画报贴的墙纸，上面画有穿着中世纪服装的人物；那里通向阳台，阳台下面是花园。而夜间育儿室就在上面的那一层楼上，面对着马路。我醒着的时候很少在那里，因此对那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小时候我很健康，但称不上是强壮，很少待在床上睡觉。偶尔生过几场小病，也并没有让我受到折磨，甚至是我难得的乐事。当体温超过九十九华氏度时，我就可以吃到一种叫做“白兰氏精华”的美味增香果冻。
母亲和露西从不纵容我，每当我装病逃避上学时，她们都会教我改正的。我摔倒擦破手和膝盖时，她们给我擦洗伤口，但没有消毒。除了爬屋顶瓦和树枝以外，她们不会阻止我去尝试危险的攀爬。我不像其他小孩那样，会被警告小心利器、动物、细菌、毒物以及污垢，这些烦恼我从来都没有过。小时候吉卜赛人经常在我们家附近露营，她们从来没有教过我吉卜赛人会给小孩胡桃汁喝进而拐骗他们。那些吉卜赛人似乎有好多孩子，他们那种有狗、有马驹还有蒸煮锅的住大篷车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诱人。
家里有一间空余卧室，经常是有客人或者亲戚来的时候会住在那里。母亲有一间小的起居室，有时我经常坐在那里陪她。那里面最吸引我的东西是一个她伯祖母给她的印度产的象牙针线箱，里面用檀香木分成了好多盘和隔间，里面放有许多象牙线轴上面缠有丝线，还放有针盒，以及各种大小非常精致的刺绣剪刀。我在餐厅吃午饭，另外两顿饭都是在楼上的育儿室里吃的，这样主要是为了不影响父亲。房子的主要房间是书房，我很少在那里，除了穿过落地窗、走廊再下几级台阶去花园时会从书房经过。
家里所有的家具几乎现在都还在我和我哥哥家使用，大部分都是橡木或者红木做的，质量非常好。家里面到处都是书柜，因此很少有空余的墙壁用来挂照片或是水彩画。房子给人感觉明亮、欢快、温暖，每次回到家我都心情愉悦，但是与我对家的爱截然不同，我对房子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并且从我对父亲变得挑剔开始，我就觉得父亲对房子结构的设计有一点点荒唐。他有时把房子描述成一艘船，提到它那些“粗壮的船骨”。他对房子有着感伤的情感，但并不做作。他一共打过我两次，都是因为我故意在房子里搞破坏，一次是用一把新弄来的刀把壁炉架的角给削了，另外一次则是我在行李柜下面挖了一条地道，一直挖到了地基，他们发现时地道已经足够我在地板托梁下面爬行了。
房子唯一吸引我的是我们刚搬来时花房后面老菜园那里的一片狭窄的区域。那里杂草丛生，足有一人多高，以及一条通往废弃锅炉间的光线昏暗的台阶。这个地窖以及这片荒地都被我看做是我独有的领地，如此我身上很早就有普遍的英国式古旧和高尚的混乱。我一生都在追求黑暗冷清的隐居，就像是一个准备产崽的动物一样。
这种特殊的品味在我姑姑家位于米德尔威奇诺顿的房子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我祖父母去世后，这三个未婚女子都选择继续待在她们的老家，据我所知那里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就没什么大的变化了。事实上我记得自己每年在那里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但那里却要比我自己的家更让我迷恋，有人告诉我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有人在那里去世了”。
从外面看去，那只是一座普通而又平淡的住所，静静地隐藏在墙与灌木丛的后面。我猜想外面涂了灰泥的前屋在前维多利亚时期是一间农舍，因为里面完全是杂乱无章，房间和石头小路布置混乱，还有一个内部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泵。另外在花园里、马厩里，...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