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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非常壮观，我希望你也感受到了那种气氛。对我来说，监狱的阴影早已散去，但却仍时不时地感到从阴影中生出一种美。我感到写憎恨诗（我哥哥一本诗集的名字）要比写欢乐颂容易得多。希望你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的想法是希望你能和其他很有才气的人一样，不要试图去给艺术或者美之类的东西下定义，不要在美到来时去感觉那个定义而非美本身，就像今晚一样。此时我想起了一个牛津的朋友，他在十四行诗中描绘着自然之美，他坐在椅子上品味着美但在真正面对美时却全然不知。我还想到了在牛津教学、精通希腊珠宝鉴定的一位老师，他告诉我说其他老师对关于宝石的知识和事实很感兴趣，而真正让他醉心的却是宝石自身的美。
十七世纪佛兰德的画家以及十九世纪英国的学派都描绘不出来今晚的视觉盛宴。但愿你欣赏到了灰绿色的海鸥在田野上的飞行，头顶是蓝色的天空，身下是鲜艳的玫瑰花，数百只海鸥突然启程，排成一列长队飞往大海。他们跟着同伴，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换着颜色，并发出犹如色彩交响乐的前奏的哀婉的曲调。
在这件事上我是个顽固的小孩。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总是在人的作品而非在自然中找到更大的乐趣，很久以后，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对人类作品的反感对我是种限制，而自然却能开阔我的眼界。
我很少收到克里斯的信，而且那些信都有一个特点，即以保密的警告结语。诸如“别让某某看到”，“别乱扔这封信”，等等。
除了美学之外，他还极力教我一件事。他阅读了一些神秘主义作家的作品，与现实世界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他对荣誉没有特别的野心，在蓝星，虽然有一些宗教基础，但大家都认为权力是人生应该追求的东西。成功意味着富有、名誉和权势。“我一直觉得，”克里斯写道，“那些生活在蓝星的人们都有着我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不知怎么着，它总是把我带到布莱顿的大都市酒店，那好像是理想，而不是能让你解脱的事实。”
一天晚上会面之后，我躺在床上，因为我在会面时曾以一种在青春期纯属正常的姿态哀叹自己缺少生命中应有的目标，他于是给我写信道：
没有人能够完全真正地得到你今天要求得到的东西，那些最美好的事物也仅仅为你的日常写作和工作提供足够的灵感而已，你不会感到谦卑，谦卑之心极少会对青春产生吸引力。当你在学校和家中时，你也要有对身边细小的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如果你不屑于观察细小的事物，那么黑暗永远就是黑暗，不会带来光明，带来灵感。只有勤于观察细节，更多的真正的灵感才会被启迪。也许成功和自满会关闭灵感之窗，可是如果对事物抱有足够的耐心，你将获得比那更多的灵感，更多的光芒。我有时候能像你一样直接，也许你不喜欢有耐心的人，正如不喜欢自己有耐心一样，可是有耐心确是一个好习惯。你想要一个能挑你错误的人而不是一个附和你的人做朋友，在很多事情上也许我会令你失望，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不会。
我急需这种劝诫，我能听得进去任何这样的话语。我时常想象如果我能在这个年纪接触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严格的宗教信仰，我接下来的生活将会变得十分不同。
大概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克里斯先生感觉利奇普尔的冬天十分寒冷，而且农夫的妻子也不想再照顾他了。因此他卷铺盖走人，从牛津搬进了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另一侧的一个位于马斯顿偏远小村庄的小屋里。我有时会去那拜访他。而阿超则想在去艾斯菲尔德请教约翰·巴肯各种问题的路途中停留片刻，找克里斯先生请教有关精神力量的问题。
几年之后，我母亲收到了一封他写的令人烦躁不安的信，他卷入了一件不好的事件当中。他早上礼拜完从教堂回家的时候被警察误认为一个犯了法的神棍，被关起来审问。这对于他这种坏脾气的人来说可是一个灾难，任我母亲百般安慰，他都发誓不再踏入教堂一步，我相信他是这么做的。这也是铅笔刀事件的进一步恶化。
之后他就住在了巴思。我在军队的时候收到了他的房东的来信，说他在那儿去世了。
二
公学体系所培养的诸多美德都取自那些赞美诗中无私奉献的无欲无求之人，那些不显摆的人以及那些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他们通常都是以私人的方式，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获取活力，并满足于一辈子都活在自己年轻时的场景里，让它延续着，与全世界和他们一样不服老的人们联系着，独自在屋里守护着自己年轻时退色的老照片，在尊老爱幼的道德体系下守着人们的爱戴和尊重，记着各种面貌、日期和账目，逐渐变成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人物。在蓝星有很多这样的人，而J·F·洛克斯伯格却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光辉岁月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年。
他从部队回到蓝星的时候三十一岁。
他当时的工作是舍监，他照顾的那些孩子们都非常了解他，他也非常用心地照料他们，至少能在一个小孩被其他孩子排挤的时候给予温暖的怀抱。他会给每位孩子的父母写一封长长的私人信，而不是一篇篇敷衍搪塞的“孩子表现不错”的家长通知书。他屋子里有一个高脚桌，是用来防止打瞌睡的，他经常在学生们睡觉的时候在桌前把一些白天没空写的信件写完。
六年级之前的孩子们不归他管，他们眼中的他仅仅局限于引人注目的外表打扮而已。他高个子，身材好；头发很浓，一幅显着智慧与幽默的面庞；十分好打扮，我们很崇拜地向他学习如何着装。他那样显摆，很容易对青少年造成影响。即使是很学术的穿着，他也时不时会显摆。有一个学期他去参加圣餐，是穿着索邦的长袍去的，就像是杜米埃的画一样。也许这是欧陆政权还俗人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不信仰学校所赖以创立的牛津运动精神。他并不宣扬自己秉持的怀疑主义，只是偶尔会在辩论协会上说个疑问。“当你说到死后复活的时候，你想要复活什么呢，外貌，性格，智力，记忆，还是爱？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了肉体又怎么能存活呢？”这些问题很简单，但他从不发表自己的答案。大家都认为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在这一点，以及其他的性格方面，他就好像是一个十八世纪的英国国教牧师。也许他应该说自己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在创办斯托学院的时候，他给毕业生们取了名字。他绝对是个反对浪费和轻浮的道德学家。
他工作上从不松懈。他工作的时间对现在的老师来说意味着相当重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贸易组织的官员，他并不是学校社团的发起者，但他绝对是这些社团的能量来源。比如莎士比亚阅读协会，现代戏剧阅读会，辩论协会等。他还为一些周刊撰写书评。他观察细微，对校长和上司同事们彬彬有礼一丝不苟。在我的学生时代，他被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他对宗教的态度本身就使他与学校的精神有所游离，戛戛独立。很显然，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人。在我的最后一学期里，他被任命为斯托学校的第一校长是众望所归。
一如既往，无论他做什么都是那么的神气十足。当其他老师用劣质的蜡纸和胶版复制着那些模糊不清的试题时，J.F.却能潇洒地打印出这些试题。每年他都会出一套“普通试题”（我是这样认为的）给六年级的和高一点的五年级的学生做。但这些试题对那个年龄段的智力测试考试和学校的周报比赛都没有太大的帮助和提高。四十五年前，J.F.设置了自己的学院，据我所知，它们都保持着J.F.自己的风格理念。实行半考试半游戏制度，在那里，老师可以将自己全部的睿智与学识发挥到极致。
J.F.的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洪亮，本人也很有魅力。我们都去模仿他的嗓音，却没那么像，结果我们反而学到了一种“鸡肋”式的发音，这一发音方式我仍能在我的老校友们那里听到痕迹。听他朗诵外国诗句“Nox est perpetua, una, dormienda”或者“Toule une mer, immense ou fuyaient les galeres”以及《失乐园》中的诗句“在阿斯普拉蒙特或者蒙塔坂，大马士革或者摩洛哥或者特比斯邦德打斗”时，他不像我父亲那样用轻柔的抑扬顿挫的节奏读着，而是像一个强壮的黑人在部落里跳动的节奏，在年轻人的头脑中造成的强烈的回响，终其一生都不会静止消歇。
他的幽默感常通过一些小把戏表现出来，福勒谴责它们为“迂腐和多音节”的，可是对J.F.而言，这绝不是陈旧的重复。他们是新鲜的、巧妙的和真正有趣的。我们孩子气地试图模仿他却体会不到那份快乐。
他进入房间的那一刻总是笑容满面，怡然自得。他似乎从来没有厌倦。当一些老师，尤其是在早期学校，满足于出任监考人而昏昏欲睡随意翻课本书页时，或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从发黄了的书卷中口述笔记时，J.F.总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像是舞台上的重要演员，站在聚光灯下，主宰着观众们的注意力。他从来不会给人一种应付日常工作的感觉。我想对于他而言，只要看到我们这些学生，他就会精神振奋。
六年级时我就放弃了希腊语，结果，从来就没有领略过他在古典文化上的造诣。当他接了六年级的课时，他在综合课上将古典和现代向我们讲解，情况开始发生了改变。这个科目可以是一切一切东西，从希腊雕塑到刚出版的政治类书籍，只要他喜欢就行。有时候他就兴之所至随性而为。我记得有一个早上，我们在教堂唱完考珀的颂歌“上帝的神秘作为”，他要给我们来个考试，内容就是颂歌里面的暗喻手法。
“Mine”这个字可以是开采资源的矿井也可以是能够作为爆炸性武器使用的地雷。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不会把它当宝贝看。如果上帝的脚印留在海面上，那他是进了他的“mine”么？“不败之能”这首歌是由上帝所作还是被他发现的？如果是在深不可测的地方，这种技能的用途又是什么呢？如果他的设计被珍藏起了没有实际使用过，那么他又怎样行使它的至高无上的意志呢？
在福勒的《现代英语用法》出版之前，J.F.几乎是在灌输同样的精密的语法，他最讨厌陈词滥调。
我们每周要写一个段落（他是这么说的），用一张纸写大约两百五十字，主题可以多种多样。他会把作业再发给我们，有时候不加评论，他的沉默意味着他觉得很无聊，有时候加以赞赏，或者对其中的一点进行辩论。最轻蔑的评注是“漂亮的新闻，我亲爱的伙计”，他的意思是陈腐的思想，通俗的表达，用多变的咏叹调来增强效果，往往言过其实。正如福勒所说的，他也认为自己是作品的首席作家，而不是一个记者。对事件的生动描述是总让他感到高兴的事。
有一次我力图驳倒J.F.。
作为文化传播的一部分，他给我们讲了一次普莱德，并朗读了一些他的社交诗，以温和的嘲笑将其树为颓废类型的代表。我也不知道那天早上是什么使他决定讲这个题材。也许他最近拿到一本诗集的重印本要写篇书评。凑巧的是通过我父亲的大声朗读，我感到我比J.F.更熟悉和了解这位诗人。在我的下一个“段落”中，我勉强地引用了五六个来自J.F.从未给我们读过的普莱德诗作中的引文，很恰当贴切。我充满好奇地等待着结果。文章发下来了，上面写着J.F.的评语：重复字词的拼凑。
J.F.一点都不赞同克里斯先生。当时我在场，他们在我舍监的房间里遇见了，J.F.和蔼地说：“利奇普尔的智者，我冒昧地认为。”但是他是绝不会允许他的学生进入克里斯先生的学舍的。克里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外表和行为举止带着柔弱的女人气；J.F.却显得很有男人气概。事实上，他才是个同性恋。我猜大部分和蔼可亲的男校长，包括女校长，都有同性恋倾向，不然他们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工作？但是他们的这种偏好被模糊了，绝不会公开。J.F.的情感很深邃。我觉得他从未对他的学生表露过任何生理上的需求，但是不同于和年轻的普通大众教师同事们的亲密交往所带给他的快感，对某些个别的男学生，他一定是深爱尤加。我并没有得到他的这种宠爱，因为我是那种小巧、胖墩墩可爱的类型。他喜欢那种比洛可可还经典的类型，即在王尔德因鸡奸罪受审前心无杂念的学者和神职人员口中的“希腊式爱情”。那时候他酷爱一位金发的美少男。他给这个孩子买了一架摩托车，可是孩子立马就把它弄坏然后给扔了，可是J.F.洛克斯伯格对孩子的爱一直持续着，直到他的这个朋友中年去世。
J.F.洛克斯伯格对我的兴趣是专业性质的。他认为自己发现了我潜力的培养价值，事实上在一封1921年他给我写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你若能利用好上帝给你的才华，你将能够做得和我认识的任何一位优秀的人一样好，并且能够开辟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地。”哎，可是我接下来的事业令他很是失望。我不确定他说开创一片我自己的天地到底指的什么，是成为首相，像他一样的校长还是《泰晤士报》的编辑？不管指的是什么，我都没有成功。我确信他对我的写作很是失望，对他道听途说的关于我的行径也十分遗憾。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苏格兰人，所以他确信只有依靠辛勤的努力和优秀的人格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我在牛津待了一年以后就再没见过他，直到他在斯托工作的时候我们才又见面。去年我建议他让我帮他工作，遭到了严正拒绝。可是四个学期我一直在恭维他，给他说好话，我一直对他十分敬畏以至于有时候他不得不颠倒过来夸赞恭维我来让我获得信心。他，这个蓝星大师级人物中的孤独者，为自己留有一个小“窝”以便从舍监那个随传随到的小屋中退休后工作养老之用。在我在学校里拥有正式职位之前，即在我崭露头角之前，怀着罕有的崇敬之情，我被邀请私下里和他一起喝茶，级长全程陪同我们并记录下我们的谈话，我记得当时五点半的时候他说：我们这样无所事事地在小教堂里吃着小酥饼，聊着诗歌真是太令人愉快了，我也难为情地记得我半个小时吃了六块小饼，那些日子里我一分钟能吃两块！对于诗歌我说得不多，也记不得他说了什么，但是周日晚上去教堂并没有令我像别的大孩子那样激动兴奋，但是又因能和最高层次的人共享圣餐而感到眩晕。
克里斯先生穿着斗篷和领结在过道里面。他看起来变小了。我并非是个叛徒，不过我知道克里斯先生与J.F.是对立的，而且在那时，我的忠诚转向了更为强大更为光鲜夺目的人身上。我不知道这两位老师想要教给我的知识哪些更有价值，不知道我应该更加忠诚于哪个。
1930年7月以后，我接到过洛克斯伯格的另一封信，邀请我到他的伦敦俱乐部去，因为我刚刚被这个俱乐部推选为会员。我当时已经在小说方面有所建树。他写道：“亲爱的沃，你现在名气太大了，我都不敢像以前那样称呼你的教名了，”他补充道：“我是如此看重我们旧时的情谊，又是多么迫切地想继续我们的往来，真希望能早点见到你。”他并未提及我的“出名”是否分所应得。我想，他只是承认我们之前的疏远，同时也为我在俱乐部跟他不期而遇作下了铺垫。
实际上我们从此再没有见过面。在他写这封信件的六个星期之后，我正式皈依了天主教。他一定是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他一切谆谆教诲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