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从离开牛津的那一天起，我又重拾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在之后的两年里面一直断断续续地写。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表现出来的形象要比之前的更加热心，也更加讨人喜爱。那种自命不凡不见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大多数的恶意。可是无论如何这些东西读起来都让人觉得有些凄凉，因为与在蓝星的成功故事相比，这一段所记录的是连续不断的失败。
1924年和1926年从秋天到初冬，我在家待的时间比起1917年以来的这一时期要长。在这期间父亲度过了他六十岁的生日。查普曼与霍尔出版公司的境况逐渐下滑，仅有的少量利润也是从我父亲所不感兴趣的科技类图书那里获得的，父亲手下的那些作家并不赢利。一个挥金如土的人的时常出现打乱了家里的平静，父亲也失去了能够寻求庇护的地方。那一年10月是我的成年礼，因为这些事也没有庆祝。
第一年的秋天特伦斯制作出了一部电影，其中大多数镜头都是在我们家的花园里取的景。故事是虚构的，讲述的是“衣冠禽兽”厄克特让国王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的尝试。我，埃姆雷和约翰·苏特罗是其中的主演。女主角埃尔莎·兰彻斯特，也就是查尔斯·劳顿太太，是一个跟我同岁，红头发的柔弱女孩。当时她并不是专业演员，但曾经和哈罗德·斯科特一起在夏洛蒂街上出演过成本很低但颇受欢迎的歌舞表演《和谐之洞》。父亲十分欣赏我们冒险之中的趣事，就像他年轻时喜欢私立戏院一样。他很喜欢手里拿着演员表，边看电影，边特别满意地指着自己的东西说：“那个椅子是我的”……“小心别把那酒瓶给打碎了。”但是随着秋叶的飘落，冬天来到，他的哮喘和支气管炎突然发作起来，家里的气氛也随之变得忧郁。后天他弄来了一台收音机，但是与现代的家庭惯例不同的是，他总想听广播，而我总想把它关掉。
我选择的艺术学校是希德雷斯艺术学校，当时位于纽曼街，做广告称自己为“伦敦的巴黎画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前的学生大都很有意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文学人士而不是画家。泰特美术馆所展示的塞缪尔·巴特勒所画的受人赞叹的图画，最初是希德雷斯先生所勾勒的，这地方本身就美丽如画，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盔甲、服装，摆放的画像我从未见过。这里所吸引我的是学生在这里可以立即就开始学习，而不像其他更专业的机构里所要求的一些基础性的训练，比如制作古董的石膏模型。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女孩子，她们像我一样在家里被认为是“艺术的”。仅有的几名男生对广告制图术有着较大的雄心。没有人会把追求纯艺术特别当真。同学之间的友谊就很少，更不用说我所期待的狂欢打闹了。学费倒是微不足道。学校的经营者留着白胡子，鼻子非常红，每当他拿着炭笔要去演示的时候，手总是不住地颤抖，最后炭笔掉到了地上摔碎了。画室仅仅是让我们用来画画的，模特站在台子上，摆的姿势相当传统，我们则坐在“木驴”上，以台子为中心围成一圈。每周上午的造型都是一样的。下午我们画一些速写，每个造型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每周都有一天下午上“作品课”。这节课我们有一个固定的题目，通常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冲突”。然后我们发挥想象作画，并且会从“韵律”、“明暗对比”等方面对我们的作品做出评价。课堂上不教授透视画法。
我非常认真地学习了三四周，每天一大早就沿着去希思山的那条熟悉的小路去汉普斯特德地铁站，晚上直到天黑才回来。为了让这一路走得更有意思，我去的时候在墙上、柱子上放一些硬币，再在返回的时候把剩下来的硬币再收回来。托尼·布谢尔就在附近的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我们像在赫特福德一样，经常午饭时一起到托特纳姆法院路吃奶酪喝啤酒。
在画室的这些练习使得我的眼光更加敏锐，手法更加灵活，但我还是受不了画画了。我喜欢画线条和阴影，但我很不喜欢画一些实物，没有探究解剖学结构的热情，没有向大家相互间讲述平面的凹陷的热情，而这些却足以能使我们在模特儿前面的几个小时更加兴奋。每周前三天的上午我就完成了木炭画的学习，剩下的两个上午我也从不虚度时光，在纸的边缘画出各种各样的手和脚（不幸的是，肢体画得十分畸形，根本不像《毡帽》小说中插图那么漂亮）。我给自己安排的苦行僧式的生活令人感觉十分厌烦。
哈米什已经漫游到了非洲。我开始在晚上频繁光顾皇家咖啡馆。我哥哥亚历克把我带入波希米亚的世界，在那里我结交了许多密友。没有哪个传统的主人手中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没有谁的名片能让我想起庞特街上繁荣的世界。我参加的大部分宴会都是临时或者口头通知的。玛丽·巴特是一个亲切撩人的先锋派女士。她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当时和阿利斯特·克罗雷黑魔术圈子里的一个人交往。她曾经在蒙帕纳斯的圈内人士中结过婚。现在她在白赛姿公园里有一处大房子，那里为一些未婚人士提供住宿。那里经常有聚会。我记得托尼·布谢尔坐在楼梯上吃她的面霜，花园里全都是一对对的情侣。
在摄政公园也有一位印度夫人，她是一位印度王侯的女儿，由于过于自由而失去了社会地位，但依旧与少数王室成员保持着微弱的联系。女人有时候在她家会采取拳殴的方法。
格温·奥特住在泰德沃斯广场。她是一位永远都热情好客的未婚中年妇女，外表看起来像北美印第安人，生活并不宽裕。她的客厅里面墙是黑色的，屋顶是金色的，堆放着一些带穗的坐垫，和早期俄罗斯芭蕾的风格一样。她忍受不了独居的生活，因此屋里面总是满满的人，从普通的食客到舞台和艺术界的名人都来她这里。她从不去追寻社会名流。她所举办的沙龙最大的好处在于，所有人都可以约一些没有约的人出去。
和这些人一起度过的夜晚，以及各种在不同地点的自带酒聚会，使我感觉自己不适合工作，就好像我的导师不适合教学一样。但是我还是会去参加这样的聚会，有时候因为没钱打车，经常会在沙发上睡上一晚，或者是一大早从切尔西或肯辛顿徒步回家。牛津同学的聚会对我的诱惑力很大，可是正是这一次使得我在希德雷斯艺术学校彻底地对自己绝望了。
我准确地记得自己衰落的那一天。11月10日，我到位于沃里克郡的伦诺克斯夫人家过周末。周日的时候约翰·苏特罗从牛津过来，邀请我第二天和他一起到他博蒙特街上的住所吃午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半以上的愿意去的可能。”并且我也是这样做的。
11月12日星期一我去了牛津，并且与自己之前的打算相反，我在那里过了夜。约翰的聚会上有哈罗德·阿克顿、马克·奥格尔维·格兰特、休·利根、罗伯特·拜伦、阿尔登·希利亚德以及查理·裴瑞斯。我的到来一直被保密（并且他们十分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结果证明是我的毁灭。）午饭有龙虾、鹧鸪和李子布丁，之后是雪利酒、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还有一种奇怪的类似朗姆酒一样的酒（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是约翰在温布利展览上发现的）。我离开了休和约翰，去了M.O-G的茶会，然后到了新改良协会，在那里见到了特伦斯和埃姆雷正在喝啤酒。我也和他们一起喝酒，后来又和罗伯特·拜伦一起在默顿大厅吃晚饭。我见到了比利，晚饭后去了一个名叫雷诺兹的猎人的房间喝啤酒。然后我接到了牛津大学戏剧协会的消息，以及休和约翰的消息，要我立刻去班伯里。我去了车站，但是却没能说服他们放弃这次旅程，于是就去了马头旅馆那里去见埃姆雷了。克劳德·科伯恩和一个疯狂的年轻妇人一同出现，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满眼醉意的男子。我们被赶出去之后，去了原先伪君子俱乐部的房间，边喝威士忌酒边看特伦斯的电影。在这之后我就记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知从哪儿弄了把刀，进到了贝列尔学院里面，在模仿了托尼·鲍威尔之后从一个窗户溜了出来。回到博蒙特街的时候，我发现约翰的房间着火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和休一起喝啤酒，和阿超喝波特葡萄酒，和格莱斯·艾斯汉姆喝杜松子酒，又和休、德斯蒙德·哈姆斯沃思一起吃午饭。最后比利和哈罗德十分疲倦地去车站为我送行。
我上一次见这些朋友都是五个月以前了。他们对我的热情让我重新点燃了自己对牛津所有的爱。我之后的出现并不新奇。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意外而又受尊敬的客人，而是给那些无法立即切断自己和大学之间联系的人带来了一些欢乐。我依然穿着像大学生一样的衣服。那学期最新的流行是高领毛衣，宽裤子，我也是这样穿的。每周末我都回去，认识了一位刚到马格达伦的新朋友，他又瘦又黑，名叫亨利·约克。他后来以笔名亨利·格林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令很多人为之惊叹。
现在轮到我来举办午餐会和晚餐会了，我成了邀请人，而不再是被邀请者了，这些开支也都增加到了我的账上。而且每周一开始他们就在我的人体写生课上给了我许多苦差事。终于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我停止了在希德雷斯艺术学校的活动。
我和哈米什经常想着成立一家私营印刷厂，出版一些我写的或者创作插图的书籍。当时国内有许多类似的厂，出版的书籍有比较精致的也有很粗糙、十分炫耀的。一次在一个展览上研究一些样品，我被一个苏塞克斯郡的人独自出的一些小开本书所吸引。这个孤独的工匠不仅自己排版、设计出黑白色前拉斐尔派风格的插图，而且以精美的彩色用印版翻印手稿，原本暗淡的色彩变得又浓又深，更像是油漆而不是墨水。印刷的东西里包含有普通乔治王朝时代的自然诗歌，和一些精美散文。现在看到这些令我觉得恶心，但是在当时放荡之后，这些纯洁的书勾起了我在利奇普尔的一个个下午的回忆，想起了克里斯先生的戒律，在哈罗德·阿克顿的强大影响下，我已经驱走了那些戒律的影响。我给这位印刷商写信，推荐自己去做他的学徒。他立即就答应了我。我父亲对这些他有兴趣的项目予以支持，他付给了那人二十五英镑。但是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看到的东西并不令我感到振奋。我本想着这里和德齐林的圣多明尼克出版社一样，十分简朴、与世隔绝，但是这个印刷厂却是博格诺附近一座非常现代的别墅。这家的小儿子和我一起在这乡间小巷里寻找住处，他告诉我说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而我曾经一度非常着迷的翻印的印版，其实全都是依靠照片；文字和图片被送到一家商店，在那里把这些刻到锌板上，刷上墨水就印出来了。这并不是我所追求的手工艺人。
我还未处理完学徒的事情，就回到了北角路，在这里所要面对的是一摞季节性的账单，以及我新年即将到期的支票。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只有请父亲来解决；他为我付清这些债务，我不再向家里要零用钱，从今以后自食其力。
当时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职业适合我。不论学历多么不完整，不论生活习惯多么放荡，不论能不能有值得尊重的保证人，只要能够说话发音标准，接受过传统学校和大学的教育，私立学校的大门都为这些人敞开。我来到一家学校代理点，收到了二三十个职位空缺：“立即回复，附照片，奖状证书复印件，并且告诉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职位空缺信息。”
我做老师的想法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是我想起了一些在希思山工作过后来又离开的人，他们也都是从填写申请表开始的工作。我没有什么证书和奖状。希腊语忘得差不多了；法语和数学也丢了，也不能做板球教练。英国历史在公学的入学考试和奖学金评比中并不是首要的。但是学校代理点的人说，校长们是找不到那种符合他们所有要求的老师的，现在社会这么浮躁，我教什么都会有人接受的。一周后我收到一封电报，通知我去马里列本的一家宾馆和凡鹤利先生面谈。他是一所位于弗林特郡海岸的非常远的学校的所有者，个子比较高，已快步出中年。他问我的唯一问题是我有没有晚礼服。因为爱尔兰学生的家长来学校看孩子的时候，他们需要穿这样的衣服。这一点确认之后，他决定录用我，每学期工资五十英镑。他说由于学校太远了，因此在学校期间是花不着钱的。我抽烟吗？太遗憾了，因为烟草是学校唯一不提供的。这会耗费我的积蓄，否则直到复活节我的积蓄都是完整未动的，足够我度过一个舒服的假期。我写信告诉苏塞克斯郡的印刷商，告诉他们我不准备到他那里工作。他坚持说我父亲肯定会失去预付的那一部分钱的，因为那笔钱已经花掉了。
我刚接受这份工作，哈米什没通知就来到了我家。他在东非染上了疟疾，手头缺钱，沦落成了第三阶级，什么东西都没有吃横穿了欧洲。他没刮胡子，没有洗澡，没有行李，穿着一件法国大衣，里面的帆布衣服又脏又湿。我们身材差不多；他从我衣柜里拿了衣服穿上，我们一起在伦敦狂欢了好几天。
他依旧有开印刷厂的意愿，对我暂时的放弃文艺也表示接受。他打算在家住上一段时间，到家门口埃文河上斯特拉福镇为莎士比亚出版社的纽迪吉特先生做学徒。他的返回使得我去弗林特郡更像是痛苦的流放，而且还有一些其他更严重的影响使得我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秋天的时候我坠入了爱河，而且很像E·M·福斯特先生在《霍华德庄园》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爱上的是整个一家人，我的情感尤其专注于他们家中的一员，他们十八岁的女儿。我求爱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明确的目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成了密友的关系，虽然十分偏爱，但我不主动，她也很保守。
她的名字是奥利维亚·普朗凯特·格林。她的弟弟大卫有六英尺七英寸高，是一个无精打采的花花公子，对所有时尚的东西都十分喜爱。大卫在我在牛津最后一年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们时不时地会见面，但是并不在一起住。她的哥哥理查德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我在最后一个学期才逐渐对他有所了解，那时他接收了伪君子俱乐部在圣奥尔代茨路上的房契。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海盗，有时候戴耳环。他人很好，有一艘船，是一个烟鬼，经常吸味道很重的烟叶；和他的弟妹一样，他也有一种忧郁的气质，但同时也有着狂热的激情。他到收藏家那里去买烟斗、买领带。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目睹了他逐渐成为品酒的行家、摩托赛车手、最新爵士乐的倡导者，以及侦探小说作家。对每一项新的兴趣他都像青少年一样痴迷、上瘾。他对自己的这种狂热并不感到厌倦，相反，他却能用这些使我们大家娱乐。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心情十分沮丧；爱情让他感到不开心，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让他所心爱的聪明而有魅力的女孩和他订婚，而是因为他对婚姻前景的担忧，因为他当时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并且女方的父母也反对他们的婚事，不过最后他们还是结婚了。
我发现在刚结识的时候很难描述奥利维亚。哈罗德·阿克顿在他的《唯美主义者回忆录》中仅仅提到“噘起的小嘴和含情脉脉的眼睛”；这些描写太不充分了。她刚步入中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单身。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是在遥远农村的农舍里同她母亲一同度过的。十八岁的时候，她有着大卫的优雅和理查德的专注；她的兴趣面更窄，但专注得更深。一本书，一场戏，一部电影，一场芭蕾，一位新结识但总是对她有害的朋友，突然发现的一处被人所熟知且广泛接受的社会的不公，这些事情都能够让奥利维亚全身心投入一段时间；这种狂热被一种特殊的严格所减弱，这些虽然不能阻止她说或做一些无礼的事，但却能保持她完美无缺的精致；而且由于害羞，除了那些被她所吸引而且强行获取她信任的人之外，她不愿意结识任何朋友。她时而唠叨，时而恐吓，受着一种病态的自我意识的困扰。她不懂得欣赏最普通的艺术，不会取悦别人，更不会炫耀自己；有一点疯狂；追求真理和神圣。
他们家的父母两地分居。有时我在萨维尔俱乐部见到过他们的父亲。他是个非常帅的爱尔兰人，是一位歌手、音乐教授，他的母亲格林太太是儿童作家，我小时候很喜欢读她的作品《坐垫和角落》。他们的母亲格温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刚步入中年，依然保持着青春的优雅。她是休伯特·帕里爵士的女儿，在充满音乐与艺术的维多利亚晚期社会中成长；结婚之前她一直专注于小提琴。更为重要的是，她是神学家冯·胡格尔男爵最喜欢的一个侄女。她还不是天主教徒，虽然她叔叔年轻时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并且差点因此获罪，但她叔叔并不强迫她加入天主教。相反，她叔叔给她写精神信件，后来在1928年她将这些信件整理出版。我刚和格温成为朋友，男爵就去世了。他的名字经常被提到，但我当时并不感觉她失去了很多，也没有感觉到她叔叔在她身上种下的神秘种子。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她是“虔诚的”；这一点是当时她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所不具有的。当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幽默和同情心。她的孩子们都对她十分关心，她轮流和孩子们一同居住，生活十分宁静。他们间不像我和我父母一样有代沟，更不必说哈米什或者约翰·苏特罗和他们的父母了。我说“宁静”的意思是，她除了分享孩子们的生活之外，还承受着他们各种的复杂的难题和不幸；她所承受的甚至比孩子们还要重。我现在发现，她的那种宁静是来自她独自的祈祷。这种很稀有的品质我之后只见过一两个人有。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只能以我的同代人所负担得起的同样的平淡无奇的兴致来接受她。
格温对年轻人的爱是有意识寻求和达到的。在我认识她几年后，她在描写自己父亲和叔叔的书《两名目击者》中写道：“我们谦逊地看着老人，想着如何避开他们失败的地方……我们渴望避开对人评头品足的想法……青春和年龄是分开的，我们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但是我们想能够再次走近青春，而不是要强调青春与年龄的区分……作为老人，我们需要弥补年轻人勇敢的希望，因为他们容光焕发、慷慨大方，因为他们相信真爱。曾经同样的希望充满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想真正住在一个年轻的世界……让我们来反思老人的世界是多么的可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给了她勇敢的希望，是不是让她感受到了容光焕发、慷慨大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让她相信了真爱。
普朗凯特·格林一家并不富有。奥利维亚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教养大的，她在自己的亲属和她兄弟的朋友之中选择自己的交际圈。格温和奥利维亚性格相斥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不断搬家，在我作为他们家里一员的十年里面，应该有五次。我刚认识他们时他们住在荷兰公园一块现在荒废了的草坪那里，十分惬意地过着隐居一样的生活。后来他们从那里搬到了吵闹的梅费尔的一处公寓里，又搬到过南肯辛顿、巴特西、圣约翰林地。虽然有时候搬家是出于节约的考虑，但这对那些仅仅有小额财产的人来说却是非常昂贵的习惯。
理查德·普朗凯特·格林的状况就像我那年冬天一样，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这些又因他想要结婚而显得更让人恼火。他也决定下工夫做一名私立学校的老师。正是他的例子使我在这条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上更加增加了勇气。奥利维亚嫁给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的迷恋和她的兴趣都是到了极致，我刚要打破她的含蓄，却又要去弗林特郡任教了，这令我十分愁闷。
如果我去的这所学校像国内许多声名狼藉的学校一样的话，我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令我失望的是，这里的管理很好。不可避免的这里会有一些古怪的人，甚至是怪兽，就在教师休息室里，但学生们都很健康，开心，营养充足，学习成绩也足够通过他们所选的公学的入学考试。其中一半来自爱尔兰，另一半是从北部的...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