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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我任天津《民国报》驻京记者，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时年十九岁。此时黄远庸（名为基，字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于新闻事业已卓有成就，作为同行的后辈对他颇为仰慕，但无缘结识。不意在离开《民国报》后却因一法律问题登门求教于他并由此而缔交。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师。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极富才思和才情，年仅十九即中进士，此后东渡日本习法律，归国后常在《少年中国周刊》《论衡杂志》和《东方杂志》发表论文，又为上海《申报》等拥有众多读者的大报撰写新闻通讯，深受社会人士注目。因他在上层社会广交游，善于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于字里行间予以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启超曾以《中国三少年》为题对民国初年三个有为的年轻人表示赞赏，第一人即为黄远生，余二人为张君劢和蓝公武。三人中我与黄相识最早，彼此深具好感，不幸三年后他便遇害身亡。君劢后为国家社会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我往还甚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君劢与我同属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蓝公武民初曾在北京办《国民公报》，也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过面。
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1912年家兄先往西京大学（今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家妹亦受聘于西安某女校，时年仅十七，由我送她去西安。其时京汉路已通车，自郑州往西则须以骡车代步。此时我正倾心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余年，正是始于此时。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当时黄远生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接谈时间虽不长，彼此却似有一种相互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信任感。这便是我与远生先生的首次见面。
次年，我编纂了一册类似《古文观止》的范文文选，取名《晚周汉魏文钞》。自清季以来，世人多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气韵乃至追求读之音调铿锵。我颇以此为病，认为文章重在说理，应以表达思想为第一要务。这便是我编这一文范的动机。书成后，我登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如他同意我的意见即烦作序，蒙他慨然允诺。序文中他有如下的话：“……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不适于著述学术。以为适用文字，唯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抄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迷执而已。”（见《远生遗著》杂著第四）表达了他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人至今难忘。
民国初创，政局极不稳定，全国貌似统一，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只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华北为袁世凯系统的军人所盘踞，其余边远各省则又分属地方势力。而国际上，列强又胁迫民国政府以出卖重大权益作为承认民国合法地位的交换条件。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无时或已。但对国家危害最大者乃是袁世凯。袁之策划废除共和，阴谋称帝方在酝酿时，黄远生即以《京华通讯》的栏目在上海《申报》陆续刊出新闻报道，揭露袁及其党羽的某些阴谋活动。这些通讯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注意，这自然也便是日后袁世凯运用种种手段必欲迫黄远生变节为其所用的原因。
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为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得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美国教授古德诺都曾发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于中国国情。于国内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对当时舆论大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以二十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出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为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谈了两个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于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上海拟出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
待黄远生读到《甲寅》杂志上我的投书时，他已脱离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潜抵上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为致士钊先生信，一为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这两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至于我误认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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