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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为国共团结抗日、胜利后为两党合作建国而奔走
现在谈一谈我在1946年奔走国内和平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说明蒋介石如何断送国民党，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而对新中国来说，这一段经过已不重要了。今天清理我自己大半生的事情，这一段却也值得说一说。这一段事情经过很曲折，恐怕没有人再来回顾它。我把它说出，留下来，可供史料参考。
先要说明我的态度。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奔走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在抗战胜利后就奔走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实现和平建国的要求。我于1938年1月5日从西安到延安，就开始为此而奔走。从1938年初起至1946年尾（退出和谈）止，前后整满九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现在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就更难于写它了。
现在只把1946年最重要的事情，大略谈一下。其他的事情，如把我所写的零散的文章逗拢起来，也可略得梗概，不一一去叙述了。
我在香港《光明报》上曾发表过的《我努力的是什么》，把我前半段奔走团结抗日的情形，像在延安与毛主席的谈话，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等等，就都写进去了。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篇文字，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时候，给香港当局检查，东挖去一段，西挖去一段，不少空白。这使我气得不得了，曾向香港当局再三交涉，据检查人说，这是应国民党的要求而搞的。这样一来，许多东西就寻查不到了。如新四军事件爆发后，共产党曾提出十二条，现在就查不出来。
战时我为何奔走国内团结
我为什么在抗战时期要奔走国内团结呢？这是由于三次刺激引起的。
头一个刺激是1937年8月17日我出席南京国防参议会，汪精卫代蒋主持，在那次会上我大谈动员民众配合军事的必要性。我根据我所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意思批评了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我强调指出：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之中进行教育。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我还没有说完，傅斯年就站起制止我。傅斯年说：现在上海正在激战，我们要紧的是讨论外交与军事，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干什么。但汪精卫还要我继续说下去，我才勉强把话讲完。后来，沈钧儒（国防参议员之一）在会上也有一个动员民众的提案，我赞成他的意思，却不同意他的方案，因而我就提出我自己的动员民众的方案。我是一贯注意动员民众的工作的，中国大多数民众是在农村，所以中国的动员民众工作就是农村工作，只有把农村大众动员起来，才能配合作战。这个方案写成后，除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外，我还同黄炎培、江问渔和晏阳初去见蒋介石面谈。蒋听了很高兴，告诉我们：即以你们四人为中心来作。但我没有搞成，因为陈立夫（大本营第六部由陈立夫主管民众动员工作）百般阻挠，根本不让国民党外的人作，怕党外人抓民众。陈立夫这些人认为动员民众工作只有他们国民党人来作，只有他们这一派人来作，旁人是绝对不能插手的。他们防我们，更防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刺激，第一次碰到钉子。我这才觉悟到党派问题不解决，动员民众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因而要动员民众，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
第二个刺激是退到四川后，我想为抗战尽力，简直是无事可作。当时兵役问题最严重，一面是抗日军队没有好兵，另一面是乱拉壮丁，民间不堪其苦。所以我决定在四川兵役问题上下一番工夫。那时张群是成都行营主任，王缵绪是四川省主席，我跟他们二人谈兵役问题亟应设法解决，又跟张表方先生也谈过这一问题。他们三位都很赞成我的意思，于是就一同往成都，商定组织四川全省总动员委员会，由各方面配合来作，我不直接负责，只在里边帮忙。哪里晓得，在第一次会上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张云伏（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黄埔系蓝衣社的人，资格地位并不高）就在会上公然说：党外人不能插手动员工作，你们不要作。那个傲慢骄横态度，简直不可一世。我无意与他争，争也争不了，只好放手不作。
我在后方既无可为力，所以才到游击区走一趟（事在1939年）。
第三个刺激是到了山东、河北等游击区，接触到许多事实及同沈鸿烈见面谈话（沈负山东省主席名义），我才知道国共两党在游击区的关系逐渐恶化，开始互相火并。我看到形势严重，觉得国内不团结就无法外御强敌，所以才离开游击区，又回到大后方四川，想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以利抗战。我回到成都，曾见蒋介石，还见到黄炎培、李璜和晏阳初等人，我把游击区的情形谈给他们听。我对黄、李诸公说：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敌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大家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进行调节团结。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抗敌。他们几个人一致赞成我的倡议，就共同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在成都谈好发起，在重庆才组织成功的。（此会即民盟的前身。）
我前后受了这三个刺激，我越受刺激，就越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促成团结抗敌的局面。
胜利后又为国内和平奔走
现在再讲在抗战胜利后我奔走国内和平的情形。
我最初以为胜利后，抗敌的事情完了，对外问题即告一结束，而国内呢？胜利之后不久，毛主席就到重庆，国共两党谈合作，谈和平建设。我那时还住在广西贺县八步，不了解真情实况，满以为政治上可不需要我，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了，乃竟不然。
我从来都是抓住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从大局上看在此时此地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别人没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来作。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来作。1945年8月在八步听见抗战胜利的消息，其后又听见两巨头会晤的消息，我就认为大局有了眉目，决定不参加现实政治了。我在广西住了好几年，始终配合李任潮、李任仁几位搞现实政治活动，搞反蒋抗日活动，希望改造国内政局，加强抗战工作。胜利后，这件事似可告一段落。当我要离开八步的时候，我就写信给两位李先生，向他们告别，说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现实政治的活动了。这样，我就从八步经梧州而到广州，在广州才知道国事不容乐观。我于1945年11月到重庆，正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的时候。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张嘉璈前往东北办理接收，但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旅大或从营口总是不能登陆，原因是苏联人认为国民党反苏，不甘心把东北交给国民党。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张嘉璈从东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辉奉命走了，苏联觉得不好意思，不好对国际上作交代，所以把张嘉璈留下，才协议国民党由美方空运军队接收东北。当时，东北问题很复杂，很严重。东北这地方，国际上都很重视。苏联收拾了日本关东军，赶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视东北的。美国也重视东北，帮助蒋介石进行调停。所以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我不能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当时，民盟积极地搞起来，大家不让我走。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我在政治上一进一退之间，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67
关于旧政协，谈起来就很复杂。从停战会议到政治协商，停战在前，协商在后。战是怎样打起来的？是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国共两方争着受降接收，就在各处打起来了。后来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会议。在停战会议上，许多条件难得协议，战不能停，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早晨签字，上午十点钟方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停战会议取得协议后才有的。现在为便于说明起见，把停战会议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列一表如下：
先讲停战会议。停战会议产生了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方叶剑英、国方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后译罗伯逊）组成，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遇有争端进行调处。执行部之下又设执行小组，也由三方面组成，奔走各地，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保证实现停战。至于长春分部是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长春的分部，是当初所没有而后加的。全国和平破裂，主要漏洞在此。当初的停战范围并没有把东北地区包含在内。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苏联红军打垮了伪满军队和日本关东军，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抗日民主联军也还没有和国民党军打起来。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各方面各有各的打算。国民党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国际决定的，苏联得把东北整个交给我，不愿意把东北包括在两党停战范围之内；如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岂不是让共产党在东北也有了份。苏联和中共也有自己的安排打算，延安派高岗、林彪等人带领大批徒手士兵经过内蒙前往东北接收关东军的全部家当而武装起来，发展很快。美国对于东北也有其意图，未尝不想插足其间。这样，三方各有打算，就都同意停战不包括东北在内。问题就隐伏于此。不久，共产党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东北地方军队如李杜等都在内，是不能与八路军混同的）在东北发展得很快。1946年3月间，张嘉璈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都是共产党的了；而中共王若飞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们共产党的了。1946年2月间，马歇尔曾向国共双方提议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共方首先表示赞成，而蒋介石竟不予置答。后来发展的结果，眼看共产党有囊括整个东北之势，蒋介石这才同意在东北停战。这样，就于1946年6月间设立了长春分部。由停战会议产生的军调部的构成与职权大体如此。
现在再讲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如何实行宪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胜利之后，为了结束内战，解决党派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实行宪政，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局。实行宪政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始可结束内战，奠定统一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之下分设五个小组：一、宪草；二、国民大会；三、政府组织；四、施政纲领；五、军事。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还有，在此五个小组之外，还设了一个综合小组。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原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青年党由于国民党的分化而脱离民盟，便于国民党从中操纵）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人数不等，但议案以五方面同意为通过，非取决于多数，五方各有一票权。因此，五个小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唯有宪草小组只确定了十二条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各方参加人数要多一些，还有十个专门委员参加工作。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方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上述各种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计有：停战会议所取得的《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五项问题的决议，简称《政治协定》（1月31日大会通过），整军会议根据军事小组所协议的原则，由马歇尔居间所取得的《整军协定》（2月25日签字），还有《东北停战协定》（3月27日签定）。所有这四个重要文件，此刻我手中一个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不大能够详细无遗地来讲它。
不过当时发生争执的一些问题和使和平破裂的许多事情，我还约略记得一些，还是可以讲一下的。
宪草决议首先发生问题
政协五项决议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停战也从而出了问题。首先发生争执的是宪草问题，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症结则是停战问题。内战停不下来，一直打下去，一切协议完全等于白费了。现在先讲宪草问题，然后再讲停战协定的破坏，其他几项也会顺便讲到的。
宪草怎样成了问题呢？
就在1月31日政协闭幕那天，宪草问题即已暴露出来了。政协于1月10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分五个小组展开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差不多就都可取得协议了。于是，周恩来于1月27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这样就于31日上午八时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解决的。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开到下午二时，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协议。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是在重庆国府路三百号，政协会场就在三百号之东的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三百号之西，相距都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开到六时，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在会上吵啊，吵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盖蒋视政协如无物），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蒋流露出宪草有修改挽回余地，伏下了祸根。1月31日晚七时才开政协闭幕会，蒋亲自主持，把五项协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唯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这样，五项决议就算全体通过。八时散会，接着举行宴会，夜十时才完。我满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
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宪草首先出了问题。为什么宪草出了问题呢？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个宪草原则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或蓝本：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像民社党、青年党等等）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如何折中于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便是问题所在了。张君劢的把戏就应运而生。张君劢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劢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不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劢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但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很不稳呀！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君劢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还有，宪草原则十二条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更是不利于国民党而利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时已经控制了好些省区，能够制定省宪，在政治上岂不更有做法。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主持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孙科蓄意自己来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余代表亦无人反对。宪草小组会不过开会四次，这篇巧妙文章便得庆成功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件事不热心，我根本不去参加宪草小组，我认为不论五权宪法或英美式宪政在中国统统行不通，统统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在野各方面正在兴高采烈，庆祝成功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2月4日，我被邀请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成功的经过，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飞石头子打人，不过情况还不算严重。2月10日在校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先在主席台上，我刚上台，没有几分钟，就开打了，大打特打。李公朴、施复亮和郭沫若都挨了打；李最重，还流了血。我被逼下台，才碰到周恩来。那天国民党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宪草。3月1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又是大哭大闹，争吵不休，对孙科和邵力子诟骂不已。我们听到就很感诧异，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国民党方面出席政协的代表以孙科居首，孙怀鬼胎，不敢面蒋），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君劢的设计，国民党认为万万要不得，因为国民党人认为用这样的宪草原则去制定宪法，无异使他们的蒋总裁成了空偶像（孙科自己想组阁，便出卖了蒋介石），党徒不愿意，蒋本人更不甘心，其势非出问题不可。
我的态度与行动
现在插叙一段题外的话，就是叙述一下我在当时所抱的态度和我的行动。
话得从1月26日说起。
1月26日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中，不过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27日周恩来要飞延安报告，取得党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26日晚上，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我们，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张君劢、张东荪和我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表示不参加政府。他们二人只是口头说说，我则早有成竹，给毛主席写好一封信，托他带去延安。给主席信内大意是说明我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周恩来30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主席的复信，对我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同时，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周恩来说话很硬，简直不容商量。但我心中有底，我非如此不可。于是，我就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张岳军和张东荪诸位阅看，末后交给胡政之在翌日（2月1日）《大公报》上发表，我在这篇东西里简略地说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思想工作的用心。但30日周恩来对我说了那样硬性的话，我生怕引起他们的误会，所以又写了《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于2月7日重庆《大公报》上，主要想解答毛主席所说的话。我历叙自己过去由于致力行动而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说出我自己的见解主张，比如今天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宪政，我就有不同的见解，但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不能老闷在心里不说，今后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说话了。我当时唯恐毛主席和中共朋友们不谅解，所以决定飞延安，好当面讲清楚。我于3月10日从重庆飞北平，12日从北平飞延安。————以上夹叙自己态度。
国民党竟要求修改已定的修宪原则
上边曾说到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使孙、邵二人大受其窘，他们就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3月15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表示让步。16日中央社所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的地方，延安看见这个电报，大吃一惊。毛主席找我询问究竟，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即因我来延安，不在重庆。按道理讲，宪草审议会是受政协大会委托起草宪法条文，无权修改宪草十二原则。毛主席电询，周复电也说不大清楚，就电促周速回延安一行。3月20日晚上重庆又开宪草审议会，周提出把上次的三点让步弄明确清楚，让中央社再发正式消息。21日晨，周恩来飞回延安，那天我正在延安下乡参观农业合作，在农民家吃饭时，来人要我回延安，一同谈这件事情。当时同座的有八九个人，由周报告宪草让步的经过及其原因。
现在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劢二人先后所说的话来讲明有关宪草让步的情形。
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闹得很凶，责成孙科收回宪草协议。这使孙科很觉为难，很感痛苦，自己表示同意了的，岂可随便推翻，所以孙科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拉邵力子作陪。宪草审议会有十个专门委员，原议由各方公推，后来国民党背信，单独聘请了十个专门委员，很不合理。各方因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有去争，承认下来。这时，国民党就让这十个专门委员出面说话，说了一些反对宪草十二原则的理论口实。本来，民盟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以免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还是让他们说，等他们说完再表明无权讨论的态度也行。这样，专门委员纷纷起来发言，孙科、邵力子也表示出痛苦万分。休息十分钟，周把张君劢拉到一边商量。君劢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当时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争，张君劢也就活动了。周把让步之点告诉张，张也说，好吧。当时让步共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但非“省自治法规”，20日召开的宪草审议会上才弄清楚，21日中央社再发消息更正）。具体内容再行研究。21日上午周恩来向党内大家报告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当时没有加以讨论，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毛主席对周恩来未加批评。窥毛主席的意思，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这种修改是不行的。其后，我在25日搭送周的飞机离延安回重庆。接着就再开宪草审议会，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让步的三点原则，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具体方案。先谈国民大会问题，居然搞出一个大家同意的方案；接着谈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关系问题，总是谈不拢，只有暂时搁下；着手谈省自治法问题，也谈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方案。回头又谈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蒋介石要行政院对总统负责，而当时大家都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搞了好些方案，蒋都不同意，所以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始终没有获得结果。后来，东北战事爆发，大家也就无心再谈它了。
关于停战问题
宪草问题就谈到这里，底下再谈停战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停战的破坏是从东北开始的。所以要谈停战问题需先谈东北问题。
东北问题现在我不能确切地加以说明，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楚了。我当时是从莫德惠和张嘉璈二人口中获悉一些东北情况的。莫德惠跟我很熟，他是社会贤达之一，又担任过东北宣慰使，代表国民党中央到东北进行宣慰，是最早回到东北的一个人。莫对我谈到东北种种情况，如日本投降时大行破坏，苏军行动不佳，民主联军的大发展……他说：“苏联总是说国民党是反苏的，苏联人总是以反苏眼光看国民党，给国民党种种不痛快，国民党对苏联也就不好起来。”莫德惠谈到东北就要掉眼泪，而且说：话很难说，总要求大家前往东北实地看看。他曾提出建议组织一个考察团去东北看看，除民盟甚表赞同外，国方共方谁也不理睬。我们在政协会上要求讨论东北问题，国共两党也不予理睬。张嘉璈跟我谈过东北情况，蒋介石派熊式辉（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张嘉璈（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接收东北，但国民党的军队不论从旅大或营口都不能上岸，1945年11月蒋下令熊等撤退，表示不接收东北了。苏联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觉得不好意思，留下张嘉璈商谈，乃获得空运国民党军队的协议。3月25日，张嘉璈在重庆请我吃饭，想向我了解延安情况。他也把东北情形告诉我，详情现在不记得。大意是说共方民主联军发展得很快，东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中共手里，关东军的枪械由苏军从日军缴获后都转交八路军使用。所以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就冲突起来了。张嘉璈谈话大致如此。我在前边已经提到：1月25日，马歇尔就曾提议把东北地区也划入停战范围之内，由军调部调处停战，共方立表同意，而蒋不予答复，这样共方正好发展。到3月共方已有很大发展，蒋着急了，才同意停战，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后才停战。而共方只承认前三点，后二点坚不接受。蒋介石很不满意。但马歇尔此时却认为停战、政协和整军都取得协议，事情差不多了，急于要回华盛顿报告一切，遂于3月11日把调停之事交托齐兰将军代理而径自回美。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要赴新疆，即将成行。共方代表周恩来看到这种种情况，也就于3月21日飞回延安休息。这样一来，谈判就停顿了。蒋介石看到局面如再拖下去将要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专机接周回重庆。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蒋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而尽管签字，却只想用来约束共产党，他自己当初就不甘心遵守的。恰好在3月下旬，苏军也从东北撤退回国。苏军留驻东北，蒋介石还有所顾忌，苏军一撤走，蒋就肆无忌惮，于4月初展开激烈的战事，蒋破坏东北停战协定而向共方进攻。东北战事越打越凶，民主同盟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遂于4月10日假座特园邀请周恩来和陈诚两方多人吃饭（主人方面列名有我，我却飞往昆明去了），由民盟同人居间要求停战，共军可以从一些大城市退出。共方还没表示意见，陈诚就表示不能接受。
现在再插进来讲一下我自己的行动。
正式接任民盟秘书长
政协闭幕后，我一连发表二文，决定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工作。我那时总想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想找地点找人才。2月间，我就跑成都一趟，找叶石荪和李源澄来一同搞。3月间曾飞北平，4月间又飞昆明，都是抱着这个意思而去的。我赴昆明是想把文化研究机构摆在昆明，还想找龙志舟（云）拿钱办学。这时，我一心搞我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所以4月10日特园之宴，我虽是出名主人之一，却不在座，在那天早晨飞昆明了。什么时候我终于又返回头来奔走国共和谈呢？是在4月18日。我4月18日从昆明飞回重庆，那天中共军攻占长春，恰好马歇尔也在那天回到重庆。4月18日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天。马歇尔走后，时局发展到大打特打，是他意想不到的事。马歇尔回到重庆，虽曾约周面谈，问周许多问题，周的答复简略含糊，使他不明真相。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来找民盟，请民盟帮助出任调停，说他有点无所措其手足的样子。民盟既不能推卸此责，盟内朋友就纷纷劝我参加奔走和平，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我迫于事实的需要，也就只好跟在大家后面来奔走和谈了。马歇尔之所以要民盟出来，是想让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来的底，看中共对东北究竟是要什么，以便他着手调停，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民盟参加，在中间作证人。从22日起，民盟应马歇尔的邀请，参加了东北问题的商谈。民盟既然参加进去，我也就不得脱身，不得不再来奔走和平。盟内朋友责备我此刻不能置身事外，要把事情搞完再走不迟。同时，我对于民盟职务还有义不容辞的一段苦衷，现在可以谈谈。民盟当初有五个常委：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和我；我们推选黄炎培为民盟主席，黄也首肯。但后来黄竟变了卦，很不像话。黄那时担任募集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之责，常来往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我在香港办《光明报》，要把民盟这一组织公开出来，黄正到香港，应当由他出名负责，他却推避不干，怕得罪蒋、孔。他既要辞职，却不向内地表示；我提醒他，他才声明辞去民盟主席。我举荐张君劢作主席，而左舜生不甘心相让，不赞成君劢，后来民盟主席才落到张表方身上。当时，民盟总书记由左舜生担任。一直到1945年12月，左舜生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曾琦回来，青年党内部闹家务事，曾琦上了蒋介石的钩，要青年党退出民盟，青年党内部狠骂左舜生，所以左不能再在民盟干下去了。到了旧政协，青年党正式从民盟分出去是曾琦搞的，曾琦之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青年党的政协出席代表五人就没有左舜生和李璜。左舜生既辞去民盟总书记，恰值国社党的张东荪到重庆，大家都推东荪担任民盟总书记，我11月回到重庆，也赞成此议。但张东荪为人很油滑，怕费力气，也不肯干。我请他干，说：“我无条件帮助你。”张东荪说：“我只负名义，实际工作你来。”我说：“好吧。”所以旧政协开会时期，民盟秘书长就由东荪担任。政协闭幕后，2月上旬张东荪要回北平，无法留他，他就辞去秘书长而去。民盟实际工作无人管，大家推我作，首先跟我谈的是黄任之、章伯钧、张表方和张君劢等人。只有罗隆基没有跟我谈（他自己想当此任）。当时，周新民（中共党员）担任民盟副秘书长，他劝我出任秘书长，态度最恳切，话说得最切实。但我一直不肯，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我既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谈退出现实政治的文章，又给毛主席写信表明此意，我态度之坚决，他们实无法勉强我，也就算了。我那时住在重庆特园，张表方也住在那里，鲜特生是主人。有一天吃完午饭，鲜特老进我房间里说：“你没有看见张表老唉声叹气的神情吗？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现在政府要还都南京，民盟也得迁移去。但民盟秘书长无人肯干，他这位主席简直毫无办法。张东荪2月14日走了，已经二个月之久没有秘书长，表老真是一筹莫展。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政府还都后，5月就要在南京开会，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同时，民盟要搞国共两党的和谈，也无人负责主持进行，这又是关系大局的事了。”鲜特老这样一说，我自己再不能推辞，只好同意干民盟秘书长这一职务，但言明只干三个月，再多了就不干。张表老说：“只要你干就行。”这样，我就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责任，又投身于两党和谈了。5月初，肯定下来，于5月8日就离开重庆而飞上海，过了几天才转到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张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作主。
调解东北停战问题
现在再转回去说民盟奔走东北问题之事及其后的发展情形。
4月18日中共军进入长春，蒋介石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蒋介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民盟这时从各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就搞了一个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是请中共军撒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国共双方都不占长春而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民盟先让邵力子看这方案，邵说：“这方案差不多了吧。”周恩来表示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可望同意。4月29日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出面携这一方案向马歇尔提出，请他转达蒋介石。这时，马歇尔和蒋介石同住重庆市郊山洞（地名），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歇尔。马对这一方案虽认为不无意义，但未允立即转达。马歇尔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这个方案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可惜提出得晚了一点。根据各方面的事实推测印证，马歇尔、蒋介石之间对长春问题取得默契。据说，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气焰太盛了，非打下它的气焰不能搞成和谈。你让我打它十天，打一下才能往下谈。”蒋请马不要阻拦他用兵，而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压迫共产党一下，马就默认蒋介石打了。这是马失败之开端。马默认之后，就不再转达民盟的方案。马歇尔实在不应当默认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的倡议。在此以前，马歇尔摆出一副很严正的面孔，蒋介石很尊重马，周恩来对马的印象也并不坏。从此以后，马歇尔有失严正中立的立场，蒋介石看透了马歇尔，从此就再也不听马歇尔的话了。后来马歇尔很吃蒋介石的苦头。中共军攻占长春，当时张表老就表示不满意，所以提出要中共军撤出长春的方案。想不到时间上晚了一点，在马、蒋之间已有默契之后，这方案就成马后炮了。
4月30日，马歇尔飞往南京，蒋介石飞往西安。5月3日，周恩来飞往南京。5月8日，我们民盟也飞往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
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人。当中共军入长春后，蒋说共军非让出长春不可；当中共军退出长春后，蒋又提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说是非此不可；等到这个问题解决后，又另来一个“非此不可”……问题层出不穷，谈判老是没有休止，几乎到了一个人的面子他都不要的地步。蒋介石只要三分像人，事情决不至于毫无成就而终于破裂。他硬是赤裸裸地毫不讲理，他如果像个“人”的活，事情何至于此呢？如果问：国共双方老谈不扰，症结在什么地方？我就这样答：症结吗，是转移无定的，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彼，问题层出不穷，令我无法确指。1949年元旦，蒋介石呼吁和平时，我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揭出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头一点是明责任，后一点是求和平。这是后来的话，且不多说。现在还是话归本题。上面一再提到：最初的争点是宪草问题，接着是长春问题，这不是我一人之言，在当时的各报纸上就可查出来。4月尾5月初，蒋介石的“非此不可”是长春问题，5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行辕集合军政人员讲话就表示过这个意思。当日行辕发言人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就提到时局关键在长春————在中共是否退出长春为转移。据发言人说：马歇尔离重庆前夕曾对中共提出中共军应从长春撤退，交中央军接防，再谈其他问题，记者注明发言人所谈足以代表蒋意。这条新闻，各报都登过，5月2日上海《大公报》发布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谈判僵持的关键在长春》。这可以证明蒋介石那时的“非此不可”是要中共军撤出长春了。5月3日晚周恩来在南京接见记者，声明中共对东北问题之态度。周首先强调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其次，周亦承认长春为问题僵持之关键，但否认马歇尔曾提议中共交出长春，当然谈不到我们退出长春。周要求在无条件停战后，再行协商一切问题。无条件停战的话，是在旧政协之前，1945年12月由黄任之提出的。周恩来接受黄任之的意思，说这句话很对，一切问题须在停战实现后再谈。从此，无条件停战的话，周恩来始终坚持，从未改口，足证中共有谋和诚意。马歇尔提议把东北也包在停战范围之内，周恩来马上表示同意，而蒋介石却不同意。好了，“你不同意停战，我就尽量发展，其错不在我”。这是中共的态度。中共拿下长春，我和张表方都不表示同情。我们说：中共既然诚心谋和，就不必打，不必再发展。周恩来就说：“蒋介石不愿停战，我们就得打，就得发展。我们没有错呵！”“无条件停战”，中共终于未改口。长春原由伪满军队占领，伪满投降国民党后就改编为国军，中共军是打败了伪军而进了长春的。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而且事实上也在大打特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样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行提出，也不知是否有用。我们商量结果决定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主席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主席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所装备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林彪苦守四平街三十二天，支持不下去，就于19日撤退。林彪撤退很巧很妙，敌人一点也不知道就撤退了。这时，中共军如果从四平街退到公主岭或长春附近还好一些，想不到一退就是三百里，公主岭和长春都放弃了。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介石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糕。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的处境颇为困难。22日蒋赴东北，临行，马歇尔要求他下停战令。他说：“等我到东北看看再说。”所以蒋到东北后于25日专机送给马歇尔一封宋美龄的信件。宋美龄的英文原信译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委员长要我写信告你：在我们昨天到此地时，我们听说政府军于该日清晨进入长春。但此事实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及统一的愿望。他觉得下列各点可作为与中共谅解的公平而持久的基础，而如果你同意于它，即请依你认为适当之方法进行。我也正写信给宋院长，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经过他送给我们，或你有什么问题要和他们讨论，即请你自由地去这样办好了。
一、停战协定应依其精神文字绝对实行（1月10日的协定）。
二、复员及整军应照计划实施（2月25日协定）。
三、交通之恢复应予实施（2月5日协定）。
四、程序的方式：
甲、中共应不妨碍或阻止中央政府依照中苏条约接受东北的主权。
乙、中共应不干涉及妨害中央政府为恢复通车而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修路工作。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表现其有诚意履行诺言。
丙、在实行上项三协议中（即停战，军队整编，恢复交通），调处执行部及美方军官对执行及解释国共代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有决定权。
未悉中共是否对上述各节同意，未悉美方代表是否愿意保障中共的诚意。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委员长希望在几天内可得回音，以期恢复和平。
蒋宋美龄5月24日
再启者：蒋委员长请我特别强调交通能于一定的时间内恢复之头等重要性，此时间可由执行部决定之。
马歇尔把这件原信转交周恩来，周答复马时先表示同意赞成，末后才点出两点不懂的意思：一是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二是关于美方决定权问题。现在将周恩来5月26日致马歇尔回信照抄于下：
承你将蒋夫人致阁下5月24日一信见示，无任铭感。
在政府军队进入长春之后，政府如能依照1月来所宣布者，只要长春问题解决，便可立即停战，重行协商，则现在正属其时。现蒋委员长既表示其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之愿望，我们自十分欢迎。为达此愿望，我提议，北平执行部应立即派遣执行分部至长春，主持停止冲突的任务，想能获得阁下及政府方面之同意。
蒋委员长提到的三个协定（停战、恢复交通及复员整军），即一、二、三三点，原则上，我们完全同意应该付予实施，不应再事迁延。同时，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协定，即3月27日三人会议通过的给东北执行小组的指令，也应同样予以实施。
在蒋夫人信中，关于程序方式的第四点，因为涉及具体问题，而且范围甚广，我无法马上获得延安的指示，故只能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提出我的意见：
甲、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在目前不明其所指，如所指为接收苏军驻地的主权，则苏军早已撤离东北，而政府早已实行接收手续；如所指为军队驻地问题，则应由三人会议在讨论东北复员与整军时规定之；如所指为东北行政问题，则我提议改组东北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为民主的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解决之。
乙、关于修路与通车问题，我同意依照恢复交通协定，立即加紧进行修路工作，同时，我愿与交通部俞大维部长立即磋商关于通车、行政管理及恢复一切交通之具体办法，并交三人会议通过之。
丙、关于美方军官具有决定权力的问题，我们愿根据阁下前所提议之在各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握有关于调查程序之决定权力一项，继续努力。
上述各节，我已尽我目前所能做到的能力，答复阁下。倘阁下仍愿有所指教，不胜欢迎之至。
周恩来谨启
周的复信，马当即交给国民党。这时，马歇尔天天盼望蒋介石回南京，才好下令停战，继续和谈。不单马盼，我们也盼，全国人也盼蒋回南京；蒋就是迟迟其行，再三电催也不回来。一直到6月3日蒋才到北平，5日才回到南京。马就要求蒋宣布停战，因为停下战来才好谈嘛。大家也是这样要求，要求长期停战，要求无条件停战，可是蒋介石却不如此，他悭吝之至，只给休战十天的日子，谈宋美龄所提出的那个文件中的各种要求，谈妥了就停战，谈不妥他还要打。马歇尔要求无限期停战，一再要求，蒋才多给五天，算是休战十五天，6月6日宣布从6月7日起休战。周恩来7日飞延安请示今后方针（那时，我们在上海，周在南京，我们与周没有接头。周在那时忙一件我们插不上手的事情，就是李先念部队在湖北宣化店一带被蒋军包围，周跟马歇尔交涉设法救出李军，以免完全消灭，这是5月间的事）。第三方面公推莫德惠（社会贤达）、李璜（青年党）和我（民盟）去访马歇尔。马见我们来很高兴，希望第三方面帮助他，督促国共两党谋和。他要求我们国内的第三方面与国外的第三方面采取同样的方针，一同行动。马歇尔那天谈话很多，交通部长俞大维也在座。他先谈恢复交通问题：修复铁路，撤除碉堡，撤去铁路沿线的两方驻军。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谈，我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谈过了。俞大维当时也表示同意马的作法，认为可以这样办。马还说：“关于恢复交通问题，三十六小时内，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即可签字。只要一签字，我就执行。现在国共双方互不相信相谅，事情很难办；我们最好从具体工作中来建立他们双方的互相信任与谅解，从实践中走通和解之路。”马歇尔当时很乐观，他满以为三十六小时内可以签字，殊不知三百六十天蒋介石也没签字！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在这文件签字后，交给蒋介石，蒋置之高阁，不予签字，说要谈妥其他问题（复员整军及军队驻地和美方决定权等等），才一总签字。马歇尔也没有办法，只有谈吧。但谈得很费事，不易谈拢。看看十五天就要满期，各方各面以至于马歇尔将军都说不能再打，蒋不得已才允休战延期八天，至6月30日为止。这时应该指出：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而成为问题的焦点，此时就是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了。这是上面所举的宋美龄致马歇尔信内提出的，其意义和范围都不清楚，蒋介石有时称为美方仲裁权，有时称为美方决定权。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如果我们接受了，苏联该当如何看我们呢？”中共方面认为这太不像话，坚决不予承认。而蒋介石呢，认为“这是我提出的”，“非此不可”。这时，争点转移了。原来的争点是长春问题，现在长春既到蒋手，他就耍起无赖，转移目标了。这时，蒋介石的心理跟大家心理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看当时的舆论吧。
5月20日南京得到四平街胜利的消息，21日《中央日报》社评（可说是代表国民党的意见吧）就有这样的话：“今后要东北局势化险为夷，唯一希望寄于共产党之自动从长春、哈尔滨撤退。”25日上海《大公报》社评说：“长春既经国军收复，内战应告一段落。我们希望就此告一段落，从新开启和平商谈之门。”连蒋介石自己在以前口口声声说：“只要长春问题解决就可不打了。”那么，长春问题既然解决，可以不打了吧。然而蒋介石不然，长春问题上的“非此不可”不算了，蒋介石的“非此不可”又转移到美方决定权上，逼迫共产党非让步不可。如中央社南京6月5日电：彭学沛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说：“接受此种仲裁权才算是共方诚意的最好表示。”从此开始强调这个问题。过了十天的样子，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分析了时局之后也说：“综观以上所述，除美方仲裁权外，似乎一切都可商量，并无不能调和之分歧。”从这二例就可证明当时的争点转移到所谓美方决定权上。6月14日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催问马歇尔跟周恩来商谈美方仲裁权问题的情形；16日徐永昌代表政府送给周恩来一个备忘录，最后催促中共接受这个仲裁权，声言非此不可。第三方面莫德惠、李璜和黄任之访周恩来相劝，大家一致说：“所谓美方决定权只是名义上不大好听，实际上没有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你最好让步，以谋和平。”周恩来实是诚意谋和，就表示愿意接受大家劝告，可以让步。这个问题很细致，现在说不上来了。总之，是分在四个地方上让步，合起来相当于承认美方决定权。中共在名义上不接受，在事实上是让步了。
在美方决定权问题上，中共既然让步，蒋介石可以满足了吧，我们都认为这行了吧，没有问题了吧。然而蒋介石又变了，又来了一个“非此不可”的问题。那就是苏北共军撤退后的地方政权问题，争点又转移到这一问题上。要明白这一问题的由来，得先谈一下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问题，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政协五个小组，别的小组我都不参加，我只参加军事小组。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即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我认为非如此就无法根绝内战。早在新四军事件时期，我就曾跟国共双方谈过这个问题。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成员，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我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社会贤达是谁就不记得了。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有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后来，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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