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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先整编，然后统编。在整编时，国共两军分别进行，国军整编成九十个师，共军整编十八个师，全国共编为一百零八个师。第二步就实行统编，把国共两军混合起来，一师二旅，一旅二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有分别，国军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缩编为十个师，全国共编为六十个师，以期作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抵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则，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不论驻扎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但蒋介石别有用心，却不如此理解，而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常常盘问，很重视这个问题。从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处处敌视共产党了。
现在可以转回来讲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苏北政权问题
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淮阴），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往跑。”整编后，共方要在苏北驻三个师，蒋介石不同意，共方让步，只驻一个师。一个师只能驻扎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苏北大部分地区，中共军都要撤走。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怎么办呢？共方认为，中共军可以撤走，毫无问题，但各县警察、保安队和行政人员不能撤走，可以根据政协施政纲领，实行地方自治，通过改选来组成民主政府。蒋介石不同意这样做，要求苏北共方警察、保安队及行政人员完全撒走，由国民党接收。周恩来也拒绝这样做，认为这是不合政协军政分离的原则，不合“华中、华北解放区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解决”的原则，而主张靠改选和靠大家商量来解决，不能由蒋介石马上拿过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算大，但争点落到这里而又成为蒋介石的“非此不可”了。我们第三方面眼看6月30日即将到来，休战即将期满，谈不成功就要开打，都感到焦急。大家就于6月29日分头到处奔走。莫德惠、李璜和我三人访周恩来，周对我们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我们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大，为了取得协议，还是让步的好。周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意志坚决，不能再劝，劝也无用，就退出而想找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适都在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与否。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王世杰通话，告诉我们与周谈话的经过，我们并向他建议：把没有取得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外，其余已取得协议请先签字，以便明日实行停战。我们说：“还是签字的好，不然，岂不是又要打起来吗？”这时，还有一个秘密，是美方透露出来的消息，这就是杜鲁门打给马歇尔一个电报，要中国和谈不应再延缓而应赶快达成协议才好。据说这个电报措辞很严厉，和谈不得再拖延。马歇尔把这份电报交给王世杰看，王说：“杜鲁门电报内容不能往外传，传出去岂不落个美国太干涉中国内政的名声，这太不好了。这电报当然要交给蒋委员长看，但千万不要往外传。”这是外部的压力。还有，在29日蒋邸会议上，王世杰就曾再三请求签字，而蒋坚决不肯。他既不签字，也不宣布破裂。他于7月1日发表一文告，文颇不短，但从头到尾，不知所谓，既不说停战，也不说打，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这是他摆给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看的东西。二十几天以来，马歇尔焦劳疲苦（马的柯艾副官就指给我们说：“你看马帅多瘦，多憔悴啊！”），人所共见。对于一些未了问题，蒋表示不再麻烦马歇尔。7月2日蒋与周恩来见面，蒋一开口就说：“好了，你们占的地盘已经很多了，苏北要让出来，现在还有这么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交给你们五个人（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和陈诚）去商谈，不必再麻烦马帅了。”蒋并宣称：这些问题（其实是很琐碎的问题）商谈好了，即可全部签字。王世杰曾对我说：“七七”可以签字了。邵力子对我说：假如“七七”签不了，7月12日总可以签字了。其后，五人商谈多次，问题一毫也没有解决。到7月12日，这四个问题原封交还蒋介石。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他自己于14日上了庐山，那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他一上庐山，他的部下都知道要大打了。所以李公朴（于11日）和闻一多（于15日）二人就先后遭他部下的毒手而被刺身死。这就是蒋介石决心破裂，决心大打的表示。这是为了什么？争点不过是一个苏北政权问题。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在满足了美方最后决定权这一要求之后，就落到这个地方政权问题上。这可从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谈话和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可以得到证明。
1946年7月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中共代表团发言人6月30日晚八时发表谈话：“长期停战，全面停战，原为吾人一贯之主张。不幸未获政府当局同意，致形成目前突兀不定之局面。在延期休战的八天中，关于完全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及解决执行部与小组中某些争议问题，均已获得一致协议。而整军方案之修正条款，经马歇尔将军不倦的努力，第三方面的热心奔走与中共方面最大的让步，本可完成初步协议；唯因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致协议未成。”
这里所说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就是指政府坚持要中共让出苏北地方政权而由国民党接收。
再者，蒋介石所掀起的内战进行将近一月之后，8月1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美国新闻处10日下午发表的马司联合声明如次：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使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然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愿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竟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这里最后一句话所指，亦即为中共军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7月以后的大打特打，所争执的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瞧，无事可作。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上庐山，避不见人。马歇尔这时深受蒋之苦。蒋介石躲开他，他不能不去找蒋。蒋14日上庐山，18日马也上庐山找蒋，当时盛传马上庐山要接蒋回京，《新民晚报》就这样报道过。但马始终没有把蒋接回来。马前前后后曾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上山下山，不可谓不辛苦。还有一件事，大概在五六月间，美国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魏已做好大使礼服，准备就任，帮助马歇尔斡旋中国大局，在魏德迈还未到任，司徒雷登为了燕京大学的事情而有京沪之行，曾与周恩来见面，谈得很好。马歇尔知道此事后，就请求美国政府改任司徒为驻华大使；因为马认为司徒是一个文人，不像魏德迈武人的硬性，而且司徒又与周恩来谈得来。司徒奉命后，走马上任，14日夜车进京，15日到达，连蒋的面也见不上了。司徒雷登此时也无所施其伎，其后虽几次偕同马歇尔上庐山访蒋，向蒋进言，蒋竟丝毫不为之动，马、司二人也落到毫无办法的窘境。凡此都可说明马所受之苦，证明蒋介石之毫无心肝，毫无道理；也可看出最初美、蒋并不一致。马歇尔信仰宗教很虔诚，不失为一好人。但马歇尔很不对的是默许蒋介石在东北打十天，失掉了公正的态度，损害了第三者的严肃立场，实在是最糟糕了。中共后来认为美、蒋一致，也不为无因。假使马歇尔态度始终严正，蒋必得听马之话。蒋以前是怕马的，但从马默许蒋打十天之后，蒋看透了马，就肆无忌惮，不把马放在目中了。所以弄得马自己在中国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失败而去。马歇尔回美以后，历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始终不帮助蒋，还发表白皮书，大骂蒋。马歇尔回国后硬是不帮助蒋，军火和借款都不给蒋。后来，蒋介石失败之后，许多美国人都埋怨马歇尔，认为马不帮助蒋，所以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事
底下再谈一谈我那时的行动与态度。上边已经提到，蒋一上庐山，国民党特务统统知道要破裂了，11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就刺杀了李公朴；接着15日又刺杀闻一多。这时，我有一对蒋帮特务的声明，指出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当时报纸曾予刊出。由于李、闻案件，我由沪到南京办理善后。最初，民盟要派罗隆基去昆明查办，后来透出消息说罗不能去，去就得死在昆明，最后确定我和周新民一同去昆明查办此事。我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才把事情搞清楚。李、闻被刺后，许多教授们都大惊失色，跑到美国领事馆躲避。潘光旦和费孝通出来后又跑到苏州，不敢问政治。楚图南和冯素陶等也都躲起来。我和周新民还到美国领事馆与美领事见面，了解情况。我们慰问了闻立鹤和李夫人，还调查出凶手是谁。当时蒋特派代表国民党的是顾祝同，专程由南京飞昆明。云南主席则是卢汉，警备司令是霍揆彰。凶手就是霍的部下汤时亮，霍揆彰这个人坏透了。8月22日，我们结束了昆明的事情，离昆明飞回上海。27日，民盟在张君劢家（范园）开会，大家都到会（沈衡山似未到），一面由我报告李、闻案调查情形，一面聚餐欢迎昆明盟友楚图南等人。我即席声明要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结束我的工作。我说，当初我只答允干三个月，现在六个月也有了，事情无可为，所以请践前言，准我辞职。张君劢马上就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我看梁先生一走，民盟就散了。”当时，青年党已经退出民盟，民社党也大有人要求退出民盟，所以张才说此话的。8月28日，我由上海到南京，29日周恩来来蓝家庄看我，表示慰问之意（因当时有许多人是料我不会去昆明的）。
蒋再耍拖延把戏
周大概谈了和谈进行的情形，当时是“大开打”，和谈大有无从谈起之势。周叹惜第三方面无可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焦急得很，总想一同尽力，挽回危局。周还告诉我：司徒说蒋介石已答允开五人会，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二人，司徒居间，商谈政府改组问题。周说：“在这大打的时候，谈政府改组，真不切题。蒋不过是为了敷衍司徒的面子。虽明知五人会毫无用处，但我也不能不敷衍司徒，所以我就同意了。”周又谈到他向司徒提出的要求，就是听说抗日时期美国留在中国及靠近中国各地的军火及一切军用物资要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蒋介石，这样做是不行的，他告诉司徒绝不应该这样做：“你们要把这些军火卖给蒋介石，无异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这件事千万不能行。”看司徒的表情，这件事似乎可以延缓下来。但周恩来对这件事很不放心，8月31日由京飞沪，在机场上看见美国吉伦将军。吉伦跟周打招呼，并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美国朋友，从华盛顿来办理出售军火及军用物资的手续，现在已签字，正要回国。”周恩来听到吉伦的话，目瞪口呆，气极了。从此，周恩来决定不参加五人会了。当周恩来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才矫正了我以前认为美方公正和马歇尔很好的错误看法，我才确知美国是在偏袒蒋介石，美国出卖军火给蒋，岂非助纣为虐？
周既决定不参加五人会，司徒访周相劝，周说明不参加五人会的理由。9月20日，周恩来在看过马歇尔和司徒后，又来看我，告诉我马歇尔和司徒又上庐山了；同时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中文英文各一纸，内容相同，英文还经马歇尔改动数字。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谈话记录，周有意地记录下来拿给马、司过目，以求证实。谈话内容大略如下：一、现在中国有内战，且在发展中；二、内战应急予调停；三、周问：五人会议是要讨论政治问题，讨论好之后，是否即能停战？马答：不能。然你可在讨论好后，提议停战。周问：你能担保政府一定承认停战吗？马答：不能，我可批评他。周问，五人会议解决后，蒋政府是不是仍提他的五项要求？马、司答：可能。周说：那么，先开三人会议让他提出来再说。马、司又提议三人会五人会同时开好了，周未拒绝。那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上庐山就是要向蒋介石提出同时开三人会和五人会的要求，要蒋同意。然而当时蒋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拖延下去了。
这里所提到的五项要求，是蒋介石于8月11日向中共提出的。马歇尔和司徒8月11日的联合声明认为双方争执之点只是苏北政权问题。哪里晓得什么人也不能认识蒋介石，11日的要求又增高了，蒋介石为人就是这样，要价逐步增高。他的五项要求是：（一）中共须自苏北皖北撒退；（二）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三）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亦须退出；（五）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其内。由此大家可以看出这五项要求远远超出苏北地方政权的要求，他是永没有个完的。这时国内各方各面拿他没有办法，两个外国人（马、司）也拿他没有办法。
从9月21日至27日都在讨论五人会、三人会是否同时开的问题，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时周恩来留在上海，要求停战，等待和谈，屡派王炳南等向马、司致意。司徒和马歇尔就极力要求蒋介石答允同时召开三人会和五人会，至9月底，蒋才答允。马歇尔高兴之余，正要发请帖通知周恩来开会，不料又出了岔子。这时，中共军节节失利，张家口甚为危急，周恩来于9月29日从上海送给马歇尔一个紧急备忘录，请转蒋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如不停止，中共即认为从此全面破裂，不再和谈，一切责任由国方负之。马转蒋后，蒋大怒，于10月2日发表两点声明：第一关于国府委员问题，提出中共可占八名，民盟可占四名，在无党无派名额中中共可推荐一名，共十三名；第二关于整军问题，须规定中共十八师驻地，并照规定期限开入驻地。蒋并表示中共能同意上述二点，赶紧商量好，并付诸实行，他即可以宣布停战。
国民政府改组问题
这里，关涉到国民政府改组问题，可以就便谈一下这个问题。
重庆政协所谈的五个问题，宪法和军事两个问题，我们都已谈过；还有三个问题的内容没有讲，其中施政纲领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政府改组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现在就此两项分别讲一下。
现在先谈国民大会问题。
前边已经讲过，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以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如湖北和山东等省）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未办完，而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重庆政协开会时，在野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而且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行举办公开大选。蒋介石执意不肯，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取消我好了。”蒋既然如此坚持，在野各方面虽认为蒋没有道理，但为了大局，只有委曲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有效，选举未完的省份办理补选，另外再加上各方面提出的代表（如国民党的中委和在野各党派提出的代表），拼凑成一个国民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磋商的要点是增加的代表人数。在野各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必拘泥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有太多的修改。这就需要规定国民大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有重大的修改，更不致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成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在此。
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所在，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也就是说：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过去，虽设有所谓国民政府委员会，但从来不开会，徒拥虚名，当时起作用的只是行政院而已。过渡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方案，是我提出的而大家都同意的，大致是原有的五院不动，把国民政府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决策机关，仍交由行政院执行。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四十人，五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再由国民党提名十五个委员，国民党共有二十个委员。其余二十个委员归各党派，包括社会贤达。这二十席各党派怎样分配，政协开会时，没有说清楚，只说“另定之”。当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各党派协商来决定。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个空子，用来讨价还价，提出中共、民盟占国府委员十三名的话。我在当时曾公开发表谈话来批评此事，见于各报纸。那时，国民党老骂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说民盟要配合中共在国民政府委员会里取得否决权，并举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为例，说否决权要不得。我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1946年9月6日和10月4日），说明民盟的态度。我们认为两党操有武力是造成中国内战的根源。现在应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事实上，是民盟要拉着中共走这条路，并非民盟跟着中共而是中共跟着民盟走。国民大会中彼此配合，就可保证宪法的不至于大翻案；试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否决权也是为此，为了保证施政纲领不至于轻予变更，也需要民盟配合中共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办法。这至少要有十四名委员才行，十三名是起不了保证作用的。更不好的是不应该把社会贤达分开到两方面，在国内两党对抗的局面下，一定要有中间缓和的力量，才能取得和平。青年党跟随国民党，民盟跟随共产党，已经不好，现在再把社会贤达也分属两边，那就更不好。而且亦就完全没有尊重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独立意志，等于是对他们的侮辱了（请参看《梁漱溟近年言论集》第74——77页）。
再谈停战问题
现在话归本题。蒋介石10月2日对中共所提出的两点，交马歇尔转周恩来，马一看就不满意，马上打电话要见蒋，想把这两点声明退给蒋。蒋亦明知之，便推辞不见。马3日和4日一再要求见面，蒋还是不见。马只有把这两点于4日交给中共代表团转上海周恩来了。5日，蒋知道他提出的两点要求已转周，才与马见面；马要求停战，蒋不答允。6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同见蒋要求停战。马歇尔告诉我（叶笃义担任我的翻译）说：他6日见蒋，早六时去，下午二时才告辞，中间也没有吃饭。“这是我有生以来六十几年从来没有用过的大力气，才使蒋答允停战十日，商谈他所提出的那两点的。”马歇尔曾用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的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司徒博士：
兹将我二人今晨与蒋委员长商定之办法简述于后，请你通知王炳南，谓我等曾向蒋委员长建议在下列条件下对张垣攻势休战十天：
一、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
二、休战期间，军调部派执行小组在一切危险地点，依照下列组成及办法，执行监督任务：
（一）在中共军防线内之执行小组没有政府代表，在政府军防线内的小组没有中共代表。
（二）美方代表有权决定小组地点与派遣时间，并报告实际上可认为系破坏休战之任何行动。
（三）两军间派驻之执行小组有政府与共党两方代表。
三、由我与你二人宣布休战，政府与中共两方均不作宣布。
马歇尔10月6日
那时马歇尔太忙乱，在上述备忘录中有“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的话，这里“实行”一语在英文是“carry out”；而马歇尔对外发表的公报，又是“discuss”，系“讨论”的意思。周恩来收柯艾上校转来的蒋的10月2日的备忘录，已经很生气，认为蒋的两条很不合理，完全要不得。现在周看到马致司徒的这份备忘录有十天内实行蒋所提出的二项建议的话，就更加愤怒了。当周收到蒋2日备忘录时，已派王炳南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中共不能接受蒋的二项要求，现在马要在十天内实行，周认为马是帮助蒋介石压服中共，而且马对外发表的文件用discuss（商量讨论），而对周则用carry out（实行），表里不一，岂不是让中共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谅解吗！而且此时周恩来得到怀来和保定一带国军大大失利受挫的情报，认为马提出十天休战是为蒋作缓兵之计，站在蒋介石一边来压迫中共。10月9日周恩来于上海致马歇尔一个备忘录，内容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令柯艾上校转来的蒋主席10月2日的备忘录，业经在上海收悉。
蒋主席的备忘录，不仅拒绝答复我9月30日备忘录所要求的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反而进一步向中共提出违反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两项要求。故我未立即作复，而只由王炳南先生将我的意见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以期待阁下与司徒大使将继续为中国的和平而进行公正的努力。
如王炳南先生曾经通知司徒大使的，我们所以不能接受蒋主席的两项要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依照既定协议中的原则，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四十名中获得十四名，即三分之一强的票数，才足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变更，而政府所提议的十三名不能给以这种保证，且将无党派一席算入中共民盟，亦与政协决议不合。
二、国大名单仅能提交改组后的政府，且必须在宪法草案业经政协修正为提交国大的唯一草案及国大代表名额业经最后商定之后，此乃政协决议的程序。蒋主席要求立即以国大名单交给一党政府，显与政协决议相违。
三、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在整军时双方军队的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让政府军得保持随意调动，随时威胁与随便进攻中共部队及解放区居民之自由。
不意我方期待竟至落空，7日接读阁下6日致司徒大使的备忘录，得悉蒋主席仅在实行他的上述两项要求之下，才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暂缓十日。这显然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顿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
现在，除已由董必武、王炳南二先生口头转达我方意见外，我愿向阁下更作如下之申述，并请转达蒋介石主席：
一、在9月30日的备忘录中，我业已声明政府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即系表示其不惜全面破裂的决心。故现在只有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其全责。
二、为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两项问题。关于此两项问题，中共有如下的提议：
（一）关于停战问题者（由三人会议讨论之）：
甲、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6月7日的位置。
乙、在整编中双方军队的驻地均应规定。
丙、政府方面违约调动的军队，应退回原驻地，以便复员。
（二）关于实施政协决议者（由政协综合小组或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之）：
甲、在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及民盟应合占十四名，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所修改；至此十四名名额之分配，由中共与民盟双方协商定之。
乙、行政院应与国府委员会同时协商改组。
丙、依照政协决议之原则及其规定之程序，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宪法草案，作为提交国大之唯一宪法草案，各党派并须保证该草案之通过。
丁、国大之最后召开日期及国大代表增加名额之分配，应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决定之。
戌、在政府按照本项一、二两条改组后，各党派应根据前条商定之名额，将国大代表名单提交政府。
己、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现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
庚、为保证蒋主席1月10日在政协会议上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四项诺言的确切实施，须首先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查办本年1月以来各地发生之惨案，惩办凶手，取消特务组织，并恢复本年1月以来所封闭与停止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及人民团体。
辛、根据政协的军事决议实行军民分治，并切实复员。上列两项提议，悉本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政协五项决议，实为解决当前时局危机之最可靠的办法。如政府当局尚有诚意履行此等协议，应无不赞成之理。否则，空言政治解决，实施政协决议，实际为武力解决，推翻政协决议，不惜以内战独裁造成全国分裂之局，中共方面将坚决反对到底。
专此，并致
敬意！
周恩来谨启
8日晚上董必武和王炳南二人到蓝家庄来看我，对我说到他们二人会见马歇尔，口头上通知不能接受休战十日来实行蒋二项要求的话。他们说马歇尔听了很着急很生气，气得双手发抖，顿足大怒。马大吼地说：“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我好容易为你们要求到十天的休战好来进行和谈，而你们竟然加以拒绝！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马歇尔当时浑身发抖，面色大变，云云。我当时对董老说：我早已看到周恩来住在上海很不方便，极易引起误会。我想赴上海请周回南京，董表示很赞成。那几天，我每日都见到司徒雷登，司徒也很赞成我赴沪接周回京，并表示要派傅泾波陪我飞沪接周。这是8日晚上的事。第二天，9日早上，我到司徒那里，说赴沪之事，他们态度就不那么积极，说到午后再定。午后我又去，他们告诉我说，马帅自己一人飞沪见周，已经回到南京了。他们说：今天（9日）早上马帅自己开小汽车在马路上打转，心里想事情，徘徊犹豫一阵，就把汽车开到飞机场搭平素不肯坐的小飞机飞沪，降落到上海军用飞机场上，派人把周请来见面。这是司徒告诉我的情形。马到沪访周一事，事后周恩来也告诉了我。本来我想在9日下午赴沪，却没有走成，曾跟王世杰见一次面。第二天是“双十节”，我才独自离京赴沪，11日见到周，周把他与马见面的情形告诉我。周说：“马帅见我，我就质问他，在同一句话里，为什么你给司徒转我的备忘录中所用的字是to carry out（实行），而你对外发表的公报却用的是to discuss（讨论）呢？马答复我说：‘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我说：‘任何一个懂英文的人，谁能说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呢？’我大吵，马也大吵；我生气，马也生气。彼此感情伤到家了。马说：‘你们不信任我，我就马上回国。’我说：‘我批评的是你的措辞，不是批评你的整个工作。’我听到马帅要回国的话，感到严重，才把话说得和缓一些。后来，我们二人虽都平静下来，却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论。马歇尔只好郁郁回京。”————这件事情的曲折细节恐怕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心中的一个打算
在这以前，我心中有一个打算（曾告诉过王世杰，新闻记者浦熙修也知道）：由于我看当时共产党要求最切的是停战和国民党要求最切的是各党派都来参加国民大会这一形势，所以我想提出如下的主张：国民党宣布停战，共产党提出国大名单，这样就可以关闭和平破裂之门。因为所谓国民大会并不是民选的大会而等于各党派综合性的大会，如果有些党派不来参加，大会是开不成功的。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会期应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国民党却横行霸道，片面决定“五五”召开，后来（10月11日）又决定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召开。当时共产党曾用书面否认，认为不合政协决议；我也曾对邵力子提出抗议，认为这种片面决定是不合法的。10月11日距离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光景，会期逼近，还有国民党代表的名单、在野各党派名单都没有提出，所以大会眼看无法召开。国民党迫切希望如期召开，迫切希望各方面大家都来，否则就是国民党的一大失败。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假如大会如期开成，岂不是在政治上的又一大胜利。我看准了国共两党的迫切要求，就提出我的主张。我与王世杰谈，王认为很有意思；我与周恩来谈，周认为太险，所以没正式提出。11日我在上海奔走，各方面都还有入京之意。我11日夜车由上海回南京，12日早晨到达南京。没晓得就在11日这一天的下午，局面完全变了，我的想法完全用不上了。我一下火车，就在车站看报纸，知道国民党军队进了张家口。盖中共军虽在怀来打胜仗，却没有防住傅作义军队从后面来袭。南京收到这胜利的电报，高兴万分，跟着就下了国民大会的召集令（以前只是宣布会期，尚未下召集令）。我知道一切完了，绝望了。我回到蓝家庄未出门，没有去美大使馆。在晚饭时，美大使馆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我答说：已经回来，不想去大使馆了。大使馆说马歇尔和董必武都在大使馆，希望我去，我就去了。当时美大使馆正举行对北平军调部美方军官饶伯森（后来称罗伯逊）的授勋礼，马歇尔及国共代表都参加，是中国人对饶伯森奔忙好几个月的一种谢意的表示。但我走入时，他们已散会。我只见到司徒，我告诉他说：“现在的事仿佛是挽救一个垂危的病人，以前或许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断气，实在毫无办法。”他们都还不相信我的话似的，都表示还要我想办法转圜。13日吴铁城请吃饭，对各党派表示好意，应付场面，我也去了，但表示和谈已绝望。13、14、15这几天，司徒再三邀我谈话，希望我出来奔走。我开头说没有办法，后来我提出两个原则：第一，从10月9日马歇尔与周恩来闹僵后，美方已失去调人作用，现在只有由国内第三方面来出面奔走，希望美方和国方了解；第二，国内第三方面从中为力，美方还要顺着我们用力的方向一同用力；对政府方面由美方出面接头，对中共方面由我们负责接头。国内国外的第三方面一齐用力，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司徒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国内第三方面举足轻重，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我当时想抓住这一点来用力转圜国内局面。
一段插曲
这时，还有一段插曲。孙科10月初在上海派一个立法委员江苏人孙某先去访问张君劢于上海张家，说明孙科的内心密意，大意是孙科在国民党内部颇受排斥，感到孤立，现在与第三方面是站在同一立场，利于政协之成功，不愿政协之失败。政协如果失败，只有利于蒋介石一人，谁也没有地位，孙愿与第三方面一同用力，内外呼应，使政协成功。于是10月8日张君劢在范园请孙科吃饭，二人见面情形甚好。9日，第三方面九个人在交通银行谈一次，交换意见。10日孙科又设宴请大家，他谈得很好。商定三个步骤，先由孙科回京，再请第三方面回京，最后请周恩来回京。这是我到上海所了解的情况。后来局面既然大变，我认为第三方面和周恩来等人不会来京了。这时，国民党在军事方面既取得胜利，就图谋在政治上也取得胜利。它希望各方面都能来参加国民大会，特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人赴沪敦请大家到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请之下，且闻孙科作内应之讯，只有耐心勉强作最后一次的和谈。这样，大家于10月21日相偕入京。孙科、王世杰等人到飞机场欢迎，我也同去迎接。大家稍休息一下，一同去见蒋介石。蒋跟大家握手寒暄，表示欢迎，并说：“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他就走了。大家都不明白，你蒋介石把大家请了来，为什么你反而走开呢？平素什么事也得由你蒋介石决定，孙科怎么能代表你呢？大家心里很纳闷，但也不便问蒋。那天十二点钟，孙科在国际联谊社设宴欢迎大家，孙先致欢迎辞，我也即席说了一段话。我说：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了。分析失败原因，盖因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应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它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它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它。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最后一次成功以失败告终
自此以后，果然调停的责任改由第三方面担负起来。这时，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我首先把无党无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和民盟的张君劢抓住，团结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就可以形成很大的和平力量。他们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我们还找司徒大使和马特使，要他们随时配合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我们的做法也很高兴。马歇尔说：我从前所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的力量。现在好了。他还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至于具体的步骤和做法是我们第三方面完全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先由第三方面到梅园新村听取共方的意见、要求和具体条件，然后到孙科家听取国方的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都弄明白后，第三方面就在交通银行楼上聚会，讨论出一个折衷解决的办法，作为第三方面的意见。然后向国共双方提出，听取他们各自的反响。于是，第三方面根据国共双方的反响，再开会讨论，务期得出一个十分稳妥的折中解决办法，俾最后提出时，两方都能接受。这必须尽量作到公平合理，而要作到公平合理，第一，必须不背信义，所有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必须统统算数才行。第二，涉及国共双方实际利害问题，必须衡情酌理，作到公平无偏。因按照原来的规定，国共双方驻军的位置，关内以1月13日为准，东北以6月7日为准。可是到了10月已经打得一塌糊涂，如再要他们各回原地，就有困难。如要国民党退出张家口，就很难做到。这时，只有采取衡情酌理、互相让步的办法来解决了。第三方面当时的立场就是如此，假如不讲信义，不公平，不合理，就不成其为第三方面了。
现在可以谈一谈各方面所提出的具体条件。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16日夜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
……由司徒博士为中心之非正式五人会议应即召开，以协议改组国民政府。由马歇尔将军所主持之三人小组会议亦同时召开。此两会议均在下列谅解之下进行之：
一、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按此即6月7日休战经马、周、俞协议成功而蒋不即批准签字实施者）。
二、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执行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按此即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经共方分作四点先后让步而协议者）。
三、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按此似为国方所拟定而并未取得协议之地点），应即定期实施。
四、华北华中之共军与国军暂住现地（按此指大打后国军新发展之形势，与停战时之位置不合），以待三人小组协议商决国军与共军之驻地分配及整军统编缩编诸事宜而达成全国军队统一之目的。
五、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交由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其协议（按此因五人小组原非正式的，必须补行政协的正式手续）。
六、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按此因苏北地方已被国军占领，不再成问题了）。
七、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
八、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蒋介石这个声明发表后，延安方面于18日发表两点声明：
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
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
这里所说的第一点，是得按停战及整军协定办理，所有国民党侵占的解放区都得退出来。按不背信义一原则来说，这原是对的，话应该这样说，用来否认国方在停战后的一切军事发展。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多不合政协原则，所以共方就提出一切要以政协为准这一点。而在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是这样），不肯退出它所攻占的地方，更多不合停战协定，所以共方就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这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都不算数，而另行按照前面所说到的那两个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的解决。这两个原则，具体地说，就是这样：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这原是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的八点里，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云云，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的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所以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所以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都是根据后一原则而来的；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的。这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妥当，经过很多次商谈才得出来。在我们向国共双方提出时，听双方反响虽都表示不满意，也不过各自强调他们的要求而已，原无更好的办法能使双方都表满意。这三条办法的唯一缺点，是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而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其间驻军地点尤为双方所力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黄先生过去也到过东北各地，对东北情况也很知道。就在我们三个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罪过得很，这些地点各在哪里，当时我都未搞清楚）三个地方可以作为东北共军的驻地。我们都自以为这办法对于国共双方心理要求，都已照顾到了。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的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有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的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的统一。只带警察而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我们满以为这种安排是出于一种大公至正的心怀呢！当把我们三个人的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都认为要得。这样，就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之中。谁晓得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在制成这一折中方案之后，分别找国共两方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的要求，说出许多批评指摘和反对拒绝的话来。尤其在他们所争执的地方，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的事情，然后我们第三方面再把方案重行订正一过，再拿出来，就比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在方案订正后，再一度征求两方意见，我们自己据以再研究订正，然后作出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那么，这个方案的妥当性就更高，更不易失败了。然而我们竟没有这样慎重将事，匆匆忙忙制定方案，匆匆忙忙送出去，轻于一掷，只有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的样子。第二是除我一人而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家住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都难在南京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也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因该党在沪开会，也非马上走不可。胡政之更先一日去沪。第三是28日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王葆真对我们说：政府内定要打下去，东北局面远不能满足蒋的要求，国大决定开会，制宪行宪合并进行，10月初旬在沪与民盟、中共有所勾结的孙科已被蒋收买，要作副总统。当时，各省国大代表纷纷到京，看见国共双方不能取得协议，归咎于第三方面帮助共产党，马叙伦等多人就挨了打。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拿下安东，我们早有政府和谈是一骗局之感。等到我们听了王葆真的话，大家的心里更是动摇了。我们信以为真，谁也不耐烦再找国共两方代表征询意见，好歹就是它了，行不行就是它了。我处在这种环境里，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我当时也跟着众人走，不曾有何异议，即使有异议，也无人理踩，谁也不听话了。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歇尔，政府一份推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去，中共一份推莫德惠、李璜和我三入送去。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恩来，把文件交他，并声明这是最后的折中方案，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周态度愤激，泪落声嘶。他用力摔门而出，取出一份电报（这是报告党中央说明25日黄任之与周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互相通知关照）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我想起前约，自觉理短，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周流眼泪，莫德惠也跟着流泪。我那时真是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李璜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还愁着第三方面全体同人签过名的文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李璜说，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上车把黄炎培、章伯钧和罗隆基三位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忙奔向孙科家，看见车马盈门，许多人喧喧嚷嚷往外走，政府人士已经对方案开会商讨过了。莫德惠赶着走进去，看见孙科、王世杰和陈诚还在那里，陈诚正拿根手杖在一张大地图上指划。陈诚一见莫德惠便说：“你们把这样好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了，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我不能接受。”莫德惠赶紧说：“你们认为不行吗？还是可以商量的。”黄炎培看见原文件还放在桌上，便拿下来交给罗隆基说：“好！既然不恰当，我们再去商量。”原件就这样取了回来。送给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阅，也取了回来。各件都请周过目，声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也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不已。因为青年党已经偏附政府，如果他执意不肯收回原件，弄成僵局，那我们这些第三方面的同人才真难处呢！
周恩来对这个折中方案究竟不满意什么，我始终也没有问过他，他当时也没有说清楚。事后回味周当时断断续续所说的话，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既然规定了关外的驻地，关内驻地也应规定下来；再则既然规定了共军驻地，国军驻地也应该一同规定下来，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不规定国军驻地，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威胁共方；还有关内关外是互相牵连的，关外规定驻地，关内就再无法交换了。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受共方二十个县，于共方大不利。这是因为国方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的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比较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料想到。
这样，事情算是没有闹大，但是事情也就完了，第三方面调人的作用完全失掉了。蒋介石27日由台湾飞回上海，28日由上海回南京，29日约第三方面人士谈话。那天上午九时，莫德惠、缪云台、黄炎培等人去见蒋，蒋对他们说：“你们的折中方案已经拟好送出，因为共产党不答应，你们又收回去了？这样也好，不然我也不能接受。”
经过这一次曲折，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行，就下了决心走开。起初大家还不让我走，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大家就都同意我走开了。
现在再说一段话。前边说到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人士在21日由沪到京，蒋介石接见大家后就赴台湾。当时大家都很纳闷，都问：大家来，蒋为什么走了？到25日国方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介石所以要走开，完全是为了躲避大家质问他，“你请来大家进行和谈，为什么又要打安东？”当25日我们把蒋军拿下安东的消息告诉周恩来的时候，周正喝茶，把茶杯一摔，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
这就是我参加1946年和谈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