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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6月7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借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7月14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18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6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括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8月底之事。8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三人会”。马帅乃折中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9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10月1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2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2日未得见，3日未得见，4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5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6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8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真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8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9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11月12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13）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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