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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10月21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中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中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绝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16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18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中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10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里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中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的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中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