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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事。随即，罗伯特·沃德尔遭迫害，所幸性命无忧。在一系列冲突背景下，新闻界的第一项法规出台了。
1827年，饱受《澳大利亚人》抨击的芮福·达令总督宣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报刊必须有执照才能发行。该法令还授权政府通过拒绝延长有效执照等威胁手段，压制报刊对政府官员的抨击。但首席大法官拒绝证明该法令与英国律法一致。上议院通过的一项法案，即向每份报纸征收四便士税的法案，也被弗朗西斯·福布斯否决，但弗朗西斯·福布斯没有阻止另一项严厉措施的通过，即两次发表藐视政府的诽谤文章且罪名属实，就要受到被无限期流放的惩罚。宪法修正案实施后，首席大法官不再需要证明议案的有效性，芮福·达令总督也不再强制要求对新闻界实行印花税，甚至修改了1827年的报纸法案，规定了违法的印刷商和出版商的流放期限，以回应内政部长的批评。弗朗西斯·福布斯一直担任殖民地的首席审判长，直到1836年。其间，作为新南威尔士自由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他拒绝批准关于限制新闻自由权的执照许可措施。此外，他对威廉·温特沃斯倡导的自由民主运动也十分关注。
弗朗西斯·福布斯（1784——1841）
在流放罪犯的殖民地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是非常不容易的。早在1787年，第一舰队驶向植物学湾时，有人问英国司法部长，如何建议威廉·皮特政府解决澳大利亚的司法行政问题。英国司法部长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澳大利亚的居民“不适合成为陪审团成员”。然而，人们仍然希望英国的典型审判模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被殖民地政府采用”。殖民地政府成立四十多年后，适当的时机依然没有到来。
问题的关键是，被流放至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因触犯法律被流放至此，不能成为陪审员裁判他人。虽然越来越多罪犯刑满释放后成了自由人，但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艾伦·巴瑟斯特勋爵曾写道：“一个优秀组织的伟大原则在于，罪犯的罪行应该由他们的同辈人评判。如果自由殖民者坐在审判席上裁定罪犯，法律原则能公平执行吗？反过来，如果自由殖民者犯了罪，让曾经的罪犯担任陪审团是谨慎之举吗？”
1823年和1828年的法案并没有取消刑事案件中由军事裁判官和六名海军或陆军军官共同裁决的审判模式，但处理民事案件时，在首席大法官的法庭上，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成立陪审团。威廉·温特沃斯和刑满解教者都坚持认为，凡在英国律法中有据有考的案件都应该采取陪审团审理的审判模式，但反对派坚决反对将任何公共权力下放给有犯罪前科的人。弗朗西斯·福布斯认为，从体制方面来说，所有被流放的罪犯服刑期满后，都具有成为陪审员的资格，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芮福·达令总督没有坚决反对建立陪审团制度，尤其当英国方面施加了一些压力后。在他的倡导下，1830年，上议院通过了陪审团参与审理案件的法案，允许刑满解教者入座旁听，但殖民地的重犯被明确排除在外。在推进实施这项措施的过程中，威廉·温特沃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與论导向作用。毫无疑问，1830年法案的通过正是他积极干预的结果。1830年，在英王威廉四世的登基仪式上，威廉·温特沃斯在请愿致辞中写道，这一刻即将来到，“让被剥夺英国人权利的英属殖民地人民充分参与并享受英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益”。
英王威廉四世（1765——1837）
设立议会限制总督权力，建立陪审团制度，解除对新闻界的官方控制，是澳大利亚向宪政自由方向迈进的三大重要步骤。但议会成员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督从一群官员和名流中选出，再由皇室任命。直到流放制度被完全废除、四个新殖民地在澳大利亚建立起来，代议制机构才正式成立。
然而，以这种方式诞生的议会并没有得到改革派的支持。在改革派的领导下，威廉·温特沃斯得到了威廉·布兰德的鼎力相助。威廉·布兰德是一位前海军外科大夫，因“在印度决斗时杀死了对方”被流放。但在流放地，他积极投入到了公共民主建设中。
上议院的成立虽然在职能范围和人员设置上存在缺陷，但仍然为当时的澳大利亚做出了巨大贡献。1842年，上议院重新改组，成员固定有三十六位，其中二十四位委员是由具有两百英镑财产的自由居民或每年上交至少二十英镑租金的居民选举出来的。剩下的十二名委员由政府提名。被提名的上议院成员中，有几位非常有能力，其中最著名的除了威廉·温特沃斯，还有罗伯特·劳。罗伯特·劳在乔治·吉普斯担任总督时来到澳大利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声名斐然。1842年，他来到澳大利亚几个月后，就被指定为上议院成员。八年来的每一场政治纷争，他都处在风口浪尖上。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满头华发，说话时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在处理非法占用公地、面粉关税以及允许土著人作证等问题时，他表现出思想睿智、用词准确、雄辩滔滔的特点使下议院和上议院的辩论精彩纷呈。后来，他被封为舍布鲁克勋爵。他经常在滔滔不绝的陈述中引经据典。在他创办的报纸《地图集》中，可以看到他对殖民问题的远见卓识，以及他讽刺嘲弄冒犯他的人的对句。
威廉·布兰德（1789——1868）
然而，罗伯特·劳的尖锐讽刺和火爆牌气使他卷入了许多纷争，甚至有一次，他和乔治·吉普斯总督发生了激烈争吵。至少有两次，他收到了敌对方发出的决斗挑战。显然，与罗伯特·劳意见相左的人认为，自己虽然在逻辑论证上不如罗伯特·劳，但有了枪就有了胜算。在澳大利亚实现组织自由化一事上，罗伯特·劳与威廉·温特沃斯意见统对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他也很有远见。在与他同时代的人当中，这种特点是十分少见的。1844年，罗伯特·劳在上议院说：“希望英国不再将附属殖民地视为成年后离开父母四处漂泊的孩子，并用一种正确、崇高的方式，将自己与殖民地团结成一个强大的联邦制国家，在艺术和军事方面自信地面对全世界。”罗伯特·劳之前的澳大利亚政坛从未出现过类似的言论，他用一种新颖、鼓舞人心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语言表达独一无二，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风格。
罗伯特·劳在澳大利亚政坛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回到英国后，他在英国下议院获得了席位。1868年，威廉·尤尔特·格菜斯顿[1]任命他为内阁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菜斯顿第一次和第二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内阁财政大臣都是由澳大利亚政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担任的。另一位内阁财政大臣是休·查尔德斯，他在维多利亚时期继续担任政府官员。
罗伯特·劳（1811——1892）
注解：
[1] 成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视为偶像，是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译者注